蔡华杰 王越：拯救生态环境还是拯救资本主义？

　　在经历了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社会运行的时代，其对自由市场机制“万能药”效用的盲目崇拜让人误以为这一思潮对生态危机不屑一顾。吉登斯曾指出，“新自由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态度通常则是敌视，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现在的证据反倒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的时代迈进”。实际上，吉登斯所指出的观点低估了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 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两股思潮逐渐兴起并相互影响，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现象。本文尝试对这一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剖析，以揭示其本真面目。

　　一、生态资本化：新自由主义的“生态环境治理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增长的极限》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现代生态主义思潮逐步兴起，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接替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两股思潮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新自由主义隐匿的环境思想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浮出水面，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各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旨在实现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共荣，而二者基本的“治理术”就是“生态资本化”，即将生态环境中的一切自然资源及其所提供的一切商品和服务都转化为资本，并从中获取利润，宣称这将带来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多赢。

　　生态资本化是由一连串具体逻辑和实践举措构建起来的，它认为当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在于“公地悲剧”。对此，生态资本化要求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配置实现彻底私有化，认为在此前提下，为了鼓励私人所有者保护自然资源，应该允许他们从自然资源的交易中获取利益，即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并且创建与之相关的市场展开交易，让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者根据市场机制去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而在资本主义步入金融垄断阶段之后，资金也逐渐在自然生态环境领域流动，在资本市场创造了诸多绿色金融衍生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的“生态环境治理术”简要地归结为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四个方面。其中，私有化和商品化是市场化和金融化的前提，而市场化和金融化是私有化和商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如今，我们已然可以观察到新自由主义的“生态环境治理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在自然资源私有化方面，我们可以根据被转变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和自然资源对象，以及私有化的不同形式，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做以下两个维度的描述。一是原来隶属于国家、集体或者无人所有的自然资源被转变为私人或私营集团所有。例如，自1989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将原来的公有水务局兜售给私营企业，从而实现了供水和污水处置等服务的私有化；1980—1990年代，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摩洛哥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将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私人所有；自1980年代末以来，原来隶属于国家所有的北太平洋渔业逐步转变为私人所有；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发放狩猎许可证和允许私人建设狩猎农场的方式实现对野生动物的私有化。二是现实存在的自然资源私有化形式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自然资源的完全私有化，即自然资源所有权完全转移到私人手中，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自然资源的功能型私有化，即将关涉自然资源的公共职能转交给私人经营，例如在各种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根据约定条件分享产权和收益权，各自分担不同的责任；自然资源的融资型私有化，即私人或私营集团为关涉自然资源的公共事务提供资金支持，并由此获得一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