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包产到户”的账，不能这么算

　　一、“一年到头吃馒头”

　　某学者在群里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

　　（1）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我舅舅来了北京。我母亲问我舅舅说：“哥呀，现在家里生活怎么样啊？”

　　（2）我舅舅说：“现在家里可好了，一年到头吃馒头”。

　　（3）这使我相信，农村改革的路子是正确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惊叹的成就，无疑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这是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4）当然，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却决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问题的产生归罪于D老爷子，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

　　二、农民的积极性

　　我不怀疑“一年到头吃馒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与“吃饱饭”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合，基本上堵住了任何敢于质疑“包产到户”的声音。

　　就我的记忆而言，“一年到头吃馒头”的故事不止一个版本，而是有着很多版本。其中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公社背景下的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把“吃饱饭”的功劳归因于“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积极性，这既是官方的解释，也是主流经济学的解释。然而这个归因是值得商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到成都郊区农村温江县做调查，预设的题目是：“包产到户”与农民的积极性。

　　出乎预料的是，对于我的提问，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民告诉我：

　　——“吃饱饭哪里是‘包产到户’的功劳？是农业科技的功劳！是化肥、种子和农膜的功劳！”

　　这位资深农民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几千年的统治地位，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呢？

　　无独有偶，据杜润生的《自述》记载，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李先念同志就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疑问：

　　——“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1]。

　　三、谁是懒汉？

　　2000年初期，我到四川仁寿县农村调查。

　　我问一位老农民何大爷（当时70多岁，现已去世）：“因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所以那时候的农民都很偷懒？”

　　何大爷从嘴里拔出竹子做的烟杆，生气地告诉我：

　　——“乱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点也不懒。那个时候没有化肥，只有农家肥。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60-70年代，我们生产队几十个社员一大早，就要用板车去成都市区拉人粪尿。为了多积肥，我们经常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黄龙溪镇（现在是成都著名旅游景点——笔者注）去挑粪，太阳下山了才回来。一周来回好几次，我们懒不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