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巫傩现象，他的现代变种及其应对策略

――读郭松民的《中国需要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有感

　　一谈起“巫”和“傩”这些词汇，人们就很容易与“久远”和“古代”这两个词汇关联起来，至于究竟怎样，除少数研究者外，大都迷迷糊糊只认得出他大概与“迷信”有关，以后就说不清了。其实作为一股势力和一种现象的他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从未退出过，只是“与时俱进”变换形式而已，看你如何辨别。作为势力的“巫”和“傩”也许会慢慢淡出视野;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作为现象的他却会永远存在下去，只不过会变得愈来愈“高级”，变幻莫测，没有一定的理论和意识高度，人们愈来愈难辨认。

　　“巫”字的语言学解释据说来自象声词，模拟人的“呜哩哇啦”说话声，据说不是中国本土而是来自西边――最可能的“西边”可能来自东伊朗地区，与远古拜火教的传入可能有关。这个汉字字形来自象形字，表示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中合人意。

　　“巫”在古代是一项职业，他与后来细化出来的山、医、命、相、卜都有关系――比如中医的许多诊疗技术就能看见远古巫术的影子。作为一种职业，他还存在男女从业之别――男性往往称为“觋(Xí)”，女的才叫“巫(Wu)”。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把握“巫”的含义呢?

　　古代从事这个职业时，往往手舞足蹈、身体动作、脸部表情与语言同时;然后在历史演化中身体动作和脸部表情功能逐渐退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他的语言方面，也即在“呜哩哇啦”原初意义上理解“巫”――他在解释宇宙、解释世界、解释你和我，永远解释不完的解释，股票为什么涨了、为什么跌了，为什么这个人品德这么好，那个人这么差…，永远的“呜哩哇啦”，不停的“呜哩哇啦”。古代或远古作为一项职业，他当然要以此谋生的，他给人精神慰藉看病诊断，当然要获取报酬或对价。后来山、医、命、相、卜专业分化出去后，“巫”从事精神领域等更高级方面事务，并且愈来愈为强势人物或集团提供精神服务，再然后伴随着社会进化，慢慢朝向更高级的宗教和科学两股岔道发展。

　　――或曰：我们今天高大上的“科学”难道与宗教是孪生？难道前身来自“巫”？是的，一点没错。是有定论的，不是几个人研究结果，而是普遍定论。宗教与科学在西方打得不可开交，然而却来自同一个根系“巫”和“神话”；因为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分道扬镳、打得你死我活，至今稍息但看不到罢手的迹象。科学的来源较偏重于“巫”，而宗教的来源较偏重于“神话”――然而不管怎样，“巫”和“神话”确实是科学和宗教的共同根系

　　“傩”与“巫”一样，也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中合人意，也是古代一项职业，后来也从他那里分化出去许多相关职业。与“巫”不同的是：他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方向，并且发展缓慢于“巫”――“巫”和“傩”他们的本质完全相同，只是来自不同的方向;另外注意还有一个“萨满”，他与“巫”和“傩”一样，他们仨的本质完全相同但表现略有差异，并且“萨满”他在更北方，以后随着游牧人逐渐向西发展，与汉族渐行渐远。在后世的语言词典中，“傩”往往突出他的原始性，比如保留原始的祭礼仪式，戴上打鬼又唬人的夸张假面具，载歌又载舞等――因此“傩”字往往连用“跳傩”、“傩舞”、“傩戏”，“傩鬼”。

　　我今天将“巫”和“傩”并列一起阐释他，意在比较一下他们的异同，更是意在提炼出他的本质，他的不变性和变动性，以及他在现代社会的表现，我们的应对策略。

　　“巫”和“傩”他们在古代远古时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都是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中合人意，都要戴假面具或涂抹脸(京剧的脸谱艺术是世界艺术库中的瑰宝，最早就来自“巫”)、载歌载舞，以特定的仪式实现他的医病疗体、驱鬼迎神的功能，“傩”主要发展于中国西南地区。后世语言中，“巫”更着重于他的语言特征，以象声的方法刻画“巫”用嘴巴“呜哩哇啦”去影响他人的心灵;“傩”更突出他的恶形恶相和形体行为动作特征，以此特征去影响他人心灵――本文意在强调他俩的区别，着重展开。

　　有些本质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他们的存在形态。

　　“巫”：在古代远古是作为一种职业存在的，“职业”是他的“古代存在形态”。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依附于国家政治的职业，只存在于古代或远古，进入现代后就不复存在;然而作为一股势力或一种现象他仍然存在，“势力或现象”就是他的“现代存在形态”。

　　人们总需要解释世界，需要通过语言去实现解释――呜哩哇啦、abcd、1234、天为什么不掉下来，地为什么不塌下去…，等等他总是要用嘴巴去实现解释;虽然解释内容与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他用嘴巴去实现的“形式”总是不变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不把这类“呜哩哇啦”说成是“巫”，而是“科学”、“宗教”、“正确的意见”、“胡说八道”等等，因为社会在进步，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去界分他们的区别，可以进一步应对了;以前做不到，究竟是“宗教”呢还是“科学”，究竟“正确的意见”呢还是“胡说八道”。以前确实做不到，于是只能泛称这类职业为“巫”。

　　――但是道一人偶尔火冒三丈，一时拿不出恰当办法时，往往会臭骂某某某是“巫”，施行“巫术”，来自“巫术集团”等等。

　　――例如：中国目前就存在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经济学家”，我则冠以他们“巫术集团”，我在搜狐空间十次有九次就称呼他们是“现代之巫”。别以为他们拿着粉笔头在黑板上向人们捣鼓捣鼓“朗之万方程”，打着领结，似乎理性十足――你就“计量经济学”鼻祖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再瞄一下他的标准像，你大概明白什么叫“现代之巫”，他的理性足有28层楼那么高。回到三千年或者四千年前，在同等的文明进化条件下把他们与当时的“巫”相比，当时的“巫”要比自称“经济学家”的他们不知要理性几千倍，要甩他们几条大马路。把他们称为“现代之巫”已经客气许多。

　　――不仅仅“经济学家”群体中充斥着“巫”，现代装束下的“巫”，其他各个群体特别被视为精英的群体中更是大量存在。比如股评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从事“巫术”活动――我这个评价似乎有点过了，但我有许多证据，比如他们嘴巴里出来的内容不是以“规则”的方式表述出来，又比如外界对这个行业及其从业者缺乏指标评价等。今天无法展开，有空到我搜狐空间坐坐，喝杯茶！

　　――两年前参加《红歌会》讨论，一个直觉：论坛上虽然不乏左翼观点观念，大量左翼术语，然而似乎经济学从业者，或者以经济学视角考察宇宙万物者居多。我感慨良久。有时别看“左右搏杀”惨烈，然而经常可以发现从“左”一下滑到“右”，或者从“右”一下滑到“左”。为何如此？我以为有个重要原因：“论域太窄”――你别看他们“左”“右”不同路，其实他们心灵相通的很。从哲学上分析，他们其实有相同的论域，于是他们有相同的思维，再于是他们可能有相同相似的人格。以道器之辩视角，他们的“左”“右”之别可能仅仅落脚于“器用”层面，他们的“左右搏杀”可能仅仅因为“这笔运输费究竟管理费支出呢还是成本构成”而导致；而马克思同样的语句表述，他指向的却是更高的人类情怀，属于“道”。“道”与“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论域，哪怕他们使用相同的术语。马克思主义他是属于“道”的层面。

　　――于是乎我发言时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亦有“经济”，你是落脚于“政治”呢还是“经济”？你是落脚于“道”还是“器用”？如果落脚于“器用”层面，那么“左”“右”滑来滑去将是无可避免；如果落脚于“器用”层面，哪怕你堆砌再多的左翼观点观念，再多的左翼术语，你也很难驳倒茅于轼、张维迎之流的，他们在此比你高明许多。于是乎我发言时不得不谨慎！谨慎！再谨慎！

　　――我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确实乌有好感，可能与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关。看到无数无数的他们摇身一变变为“经济学家”，这些人来自形形式式、各种职业，忽然一夜间全都变成经济学家，辛辛苦苦的我倒是一路打杂爬阶。以前的我倒是没在意将他们划分划分“左”还是“右”，参加论坛后倒是小心许多，对“经济学家”客气许多，很少再用“巫”去称呼他们。茅于轼、林毅夫和张维迎这三个大巫可是盖棺定论了。

　　“傩”：与“巫”一样，“职业”是他的“古代存在形态”，“势力或现象”就是他的“现代存在形态”。古代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依附于国家政治的职业，现在也不复存在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种旅游项目表演;然而作为一股势力或一种现象依然存在――通过外在的张牙舞爪形体动作，以及恶形恶相去吓唬别人，恫吓社会。这股势力或现象往往通过某种“意识”表现出来、长期存在――他要通过外在的体貌特征、恐惧形象，张牙舞爪的形体动作去震慑他人、恫吓社会，社会是可以看到或感觉到这股势力或现象的存在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也不必将他说成是“傩”，我们有相当丰富的词汇去描述这股势力、这种现象、意识及其表现，然而特殊情况下你还会联想到“傩”这个词汇。

　　――比如龙永图，他体貌特征上的恶形恶相究竟来自他天然禀赋还是内心的恶毒――十年前恶毒的称呼华人是“刁民”终于暴露了他的内心刻毒，我认定他外在的恶形恶相来自内心的恶毒，所谓“相由心生”，他外在的恶形恶相只是一具“傩面”，是用来震慑他人、恫吓社会的。

　　――又比如冯小刚亦是如此，两年前公然辱骂观众是“垃圾观众”也彻底暴露了他恶毒心里，他外在的恶形恶相与内心的恶毒不无关系，属于“相由心生”，外在的恶形恶相也是一具“傩面”，是用来震慑他人、恫吓社会的。

　　――再比如，有位叫“麻生太郎”的东邻人，好像登临过日本首相宝座。而他也以恶形恶相给我留下抹不去的印象，嘴一歪是他最大特征。究竟来自纯天然还是内心的恶毒，我倒要仔细观察观察。5年前他那句经典台词“向纳粹学习，悄悄修改宪法”彻底暴露了他的恶毒心里，他一系列文艺青年式的纳粹和希特勒崇拜言论与他征服社会的心里不无关系，他的嘴歪歪是一具“傩面”，用来震慑邻国、恫吓国际社会的。

　　关于“巫”和“傩”的理解就这些了，强调复述一个观点：“巫”和“傩”作为古代(或远古)一项职业他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一股社会势力或一种文化现象却依然存在于现代社会，“职业”与“势力或现象”只是古代与现代不同的“存在形态”，本质依然未变――“巫”以“呜哩哇啦”的语言去影响他人心灵，“傩”以恶形恶相、夸张的形体行为动作去影响他人的心灵。

　　“巫”和“傩”有时会形成一个集团，他们各自分工、心照不宣、双方默契对付社会――形象的比喻一下：“巫”充当喉舌，“傩”充当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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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郭松民的《中国需要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略有同感，发表一些看法。

　　郭松民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文化解放运动”、“去殖民化运动”，目标是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跳出近代陷阱。我表示赞同，他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解放和文艺复兴”的继续和深化。

　　倡议中的“新文艺复兴运动”一定是个缓慢进程，这不用怀疑，也必将遭遇各种障碍：既有物质领域的功利之争，又有精神方面的价值取舍，既有共时态上的“左右互搏”，亦有历时态上的观念演变，既有政府与民心的同心同德，亦有“刁民”(龙永图语)与贪官的怒目相对…，道器同时、体用不辨。

　　怎样超越这些差别形成的障碍，取得最大的共识一致，在缓慢的进程中推进和实现“新文艺复兴运动”?我以为这是应该前置考虑的，否则我们一开始就涉入上述具体方面，社会一下子分裂，不能吸引更多参与其中。怎样超越这些具体，待以后慢慢展开“新文艺复兴运动”后自然的逐步呈现?刚才我抛砖引玉谈了些粗糙看法，动员全社会关注一些东西，具有高度一致看法和认识的东西，于是就谈了些中国社会的巫傩现象、他的现代变种;至于怎样的应对策略，我未谈及。

　　小崔一怒，万箭齐射冯小刚，你观察到了吗？

　　他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东西。那是阶级现象吗?是左右互搏现象吗?是民族现象吗?是精神与物质混沌末分现象吗?是官民相争问题吗?是道器之辩、体用之辩问题吗?是制度与文化先后递进问题吗?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吗?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问题吗?我以为你穷尽所有都难以回答，难以回答为何会“小崔一怒”社会就万箭齐射冯小刚。你难以回答，而他确实就是全社会共同高度关注的东西。

　　我本人经历过“文革”，“文革”时人格已经成熟，“文革”以来观察到数不清的“小崔一怒，万箭齐射冯小刚”现象，都难以用以上任何一种我们熟知的理论去概括和解释，而他确实又是全社会共同高度关注的东西。“小崔一怒，万箭齐射冯小刚”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国社会上演，他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我以为这可能与人们反对“话语独霸”有关。

　　古代之“巫”以“呜哩哇啦”为职业来谋取利益，现代社会这个职业没有了，然而“呜哩哇啦”仍然可以谋取利益，于是作为一股社会势力或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存在。我以为这个问题上先人梁漱溟倒是看得清楚：通过中西方文化比较，他认为中国人不善于“过集体生活”(或“集团生活”)。这句话可以推演一下：在不善于过“集团生活”的古代社会，“巫傩”是凌驾于社会大众的，他们以职业的特性而构成统治阶级的必然部分，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步入现代后，人们逐渐开始了“过集体生活”(每个人至少存在于若干个生活、思想、学习或交往的、紧密的熟悉人圈子)，人们的经济地位提高，智力迅速成长，而“巫傩”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必然松动。“呜哩哇啦”获取功利的本性并未失去，“巫傩”不再职业化，但他必然以变形的形态存在下去，他将作为一股社会势力或者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必然会依附某个(或某些)圈子或集团，这个(些)圈子或集团对他们而言必然是最具依附价值的。

　　――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后华夏原来两千年体制崩溃，统治与被统治的原有结构瓦解，大部分以新的形态出现（以前的老中医很可能属于“乡绅”一级，参与社区管理，现在只是某种“职业”），其中“巫傩”也随之瓦解，作为一种依附于政权的职业不再存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松动，但是作为一股势力或文化现象他是顽强存在的，就在你我身边。

　　――同时我们的一套话语突然“类西方化”（中国当下社会说着一套“西方”语言，民族啦，阶级啦，哲学啦，宗教啦……无一不是西方泊来），这套“类西方化”语言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固有文化，但是中国固有文化还是延续下来的――作为一股社会势力或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存在，就在你我身边。

　　――于是造成这么一种情况：“巫”和“傩”作为一股社会势力或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存在于你我身边，然而我们现在的“类西方化”语言又无法去理解、刻画和解释他。我们一天到晚试图用“阶级”、“民族”、“种族”、“民粹”、“左”、“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类西方”语言去描述刻画“巫”和“傩”，然而都不到位。

　　别整天“类西方”语言高大上，其实很简单，与“话语独霸”现象有关，“小崔一怒，万箭齐射冯小刚”反映了人们反对“话语独霸”。很久以来我们周旋在“类西方”语言不能正确认识他、刻画他，很可能误导了我们的行动指南;今天我正是借巫傩现象说事，将他拎出来摆在台面，大家看到他。

　　比如茅于轼、林毅夫和张维迎们他们表面上光鲜，有自己的职业――经济学家，然而事实上充当“巫”，作为一股社会势力依附于强力(“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神秘关系不久前被揭穿)，“呜哩哇啦”为特色集团服务――GDP啦、曲线啦、金融啦、货币政策啦等等一套套还不如三千年前巫师口中的念念有词;龙永图和冯小刚们则充当“傩”，赤裸裸的充当打手――社会稍有不满，他们就“刁民”、“垃圾观众”、“我的脾气很大，我家人都知道”伺候。茅于轼、林毅夫和张维迎们与龙永图和冯小刚们是“巫”与“傩”的分工不同，一个充当喉舌，一个充当打手。现在没法证明他们组织上的联系，然而是否可以否认他们存在默契?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假如真的存在这类“默契”，我们思考的是：这类“默契”是怎样建立或存在的?需要存在怎样的机制?这类机制是如何“撮合”他们建立“默契”的?

　　我参加《红歌会》后不断撰文，不断往这个方向怀疑，往这个方向提醒人们。读郭松民的《中国需要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以为这是应该作为前置考虑的。

　　中国与西方接触后也开始过“集团生活”，但他并非梁漱溟想像中类似西方那样的“集团生活”――他们那儿“宗教”也可以集团化生活，“反宗教”也可集团化生活，同样的“巫”和“傩”也可以集团化生活(这里我将“黑社会”看作“傩”。在西方，“黑社会”确实也可以集团化，只要不触犯法律底线)。我们这儿“集团生活”迥异于他们，我们这儿“巫”和“傩”不再职业化，而是以一股社会势力或一种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渗透到你我身边;他要以“呜哩哇啦”获取功利，又必然要有所依附，显然依附强势集团是物有所值的。

　　到了这么一种阶段，我以为就不必再强调“巫傩”对社会的影响了。到了这个阶段，人既存在于这个社会，同时又普遍存在于各自的血缘关系、思想意识、物质功利、宗教意识等等所属圈子或集团，社会处于一种高度复杂相交、相离或平行的关系中――也即人真正生活在梁漱溟所意识到的“集团生活”中，那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会。这时人普遍拥有发言权，人普遍“呜哩哇啦”，而“巫傩”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进一步降低。以至于可以说作为一股社会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巫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将永远伴随人类社会，人们普遍自由地“呜哩哇啦”――他们在解释宇宙，解释地球，解释什么叫男人什么叫女人，如何是好如何是恶…，然而直到这时我们才不认为那种“呜哩哇啦”是“巫”，而是宗教、哲学、艺术、军事、制度、卫生、体育、教育、法律、科学…，等等，这时我们界分得清清楚楚，储备足够的智力去应付，而不再归咎于“巫”或“傩”。

　　――巫傩社会与宗教人文社会的界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人的智力因素和社会人文关系因素。我们中国人考虑这类界分取决因素时，往往更偏重于人的智力因素――我们的历史教材书籍大段大段描述和议论最后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人的智力提升，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也逐步提高，社会开始从简单到复杂、由低到高进化。其实社会人文关系的变化更是促进社会演化的直接主要因素，巫傩社会与宗教人文社会的界分其实更取决于社会人文关系的变量改变，人的智力要素从而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只是从属――中国南方智力平均来说高于北方，这与物质和营养摄入绝对成正比，但社会进步一直是北方引领南方，至少文字历史与口传历史加起来5000年，足以证明；其实世界史也足以证明。

　　――古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巫傩与人文社会交界两可处，并未完全进入宗教人文社会，并非中国人智力改变缓慢，而是社会人文关系变化缓慢。西方社会以强力突然进入，打乱了华夏原来节奏；制度上是改变了，但文化上还在缓变状态下。

　　就这个意义上，郭松民说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发生在500多年前西欧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致的、相同的、相似的。当时起因肇事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薄伽丘的《十日谈》等等几件具体事件，并无多少高大上，更谈不上后来所谓“人的发现”呀!“激动人心的时代”呀!僧侣与世俗矛盾激化啦!资产阶级与封建主矛盾不可调和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便于分析历史而强加上的。这几个具体事件全都与“话语独霸”现象有关：马丁路德就是要通过“九十五条论纲”去驳斥“一个叮当，灵魂上天”之类的教会无耻谰言，动摇教会的“话语独霸”权;薄伽丘就是要通过《十日谈》一个个故事去揭开神棍们道貌岸然、男盗女娼假面具，也是意在动摇教会的“话语独霸”权。他在德语地区称之为“宗教改革”，法语地区称之为“文艺复兴”，南方意大利拉丁语地区又称为“五百年运动”――后来人们发现虽然肇始于不同地区，其深层原因其实一回事，就是要动摇“话语独霸”权，并不仅仅针对教会;所以也就有后来人们的“见仁见智”，认为他是一场世俗与教会的决裂历史，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登临历史舞台历史，认为他是民族分化重组的大变历史(那时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今天看来全都说的对，又全都牛头不对马嘴，马丁路德和薄伽丘们就是针对“话语独霸”权发起挑战，后来发生那些事那是后来的事，与马丁路德和薄伽丘们是否有关，那是历史的分析，那是你的分析。

　　而有所不同的是：500年前发生在西欧的那件事，起因是针对教会的“话语独霸”权发起挑战，而我这里则改换一下，倡议下的“文艺复兴运动”要对巫傩现象的“话语独霸”权发起挑战。因为一般文明进化规律是“巫傩社会->宗教人文社会->现代社会”这种模式，然而一般认为中国始终未能进入“宗教人文社会”，中国宗教从不发达(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始终游离在“巫傩社会”与“宗教人文社会”两可边界处，现代社会是被西方力量强行推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就此处小小变通，也作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比较。

　　今天我借郭松民倡议的“文艺复兴运动”谈了谈巫傩现象的看法，也是意在提醒人们“话语独霸”现象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他的过去和现在，他的表现和本质;并一再以“小崔一怒，万箭齐射冯小刚”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提醒人们思考，他折射的就是全民与“话语独霸”权的战斗。未来路慢慢，所以开展“文艺复兴运动”，有些事情需要前置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