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哪家的“共同富裕”？

　　一、袁书记的定义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得到了舆论的一致点赞。

　　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得民心，此举充分展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宗旨”的坚定决心，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因此，“共同富裕”示范区很及时，很必要，很给力。

　　然而，对于“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人们的看法却存在着不少争议。

　　2021年6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发表了讲话。

　　在谈到“什么是共同富裕”时，袁书记说：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

　　二、离开公有制，共富可能吗？

　　袁书记对“共同富裕”的定义，引发了学者们的热议：

　　A：“共同富裕”成了现在非常時兴的热门概念，对这个概念，各有各的理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浙江书记的大作，我看了半天，也抓不住它要说的要领。我以为，“共同富裕”应该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即生产决定流通，决定分配，决定消费。当然，也不否认后三个环节对生产的反作用。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生产成果的分配。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过程创造的成果（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部份价值。劳资对立双方，没有“共同富裕”的基础。技术创新在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可以提髙劳动生产率，可以推动社会总产品的增加，可以做大蛋糕。但只会使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劳动者，在计件工资条件下，或许能增加点工资。但在新创造的价值中，劳动所得占的比例却来越小。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那里有什么“共同富裕”的影子呢？因此，56789的生产条件、分配状况若不根本改变，就没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B：文章里的指标很多，其中讲到“居民”、“常驻人口”，唯独没有讲到流动性极强的“打工族”，而浙江省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净流入省之一。《财经》的解读标题：“更不是杀富济贫”，实乃耸人听闻之语。官宣浙江已经没有贫困，全国也没有贫困，何来以及何必“杀富济贫”？

　　C：要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当务之急是制定切实措施，振兴公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经济依宪恢复主体地位，使国有经济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不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对私营经济一味歌功颂德，实在是南辕北辙。

　　D：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谈“共同富裕”，只能是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于是乎，袁书记的“试点创新”，也只好在“差别共富”“不是同等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杀富济贫”上抠字眼了。

　　E: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分析，离开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空想而已。

　　F：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所谓“公平分配”进行了严厉批评。只是围绕分配兜圈子，那是庸俗社会主义。

　　G：我没看懂示范区与非示范区有何不同。是不是直接宣布已实现共富就行了？说一些让人读不懂的话，或者就已经共富了？这表明，在56789的基础上不可能共富。离开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谈共富只能说说而已。难道在现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下，分配是不公平的吗？分配关系能不能靠文件、靠宣传，而不是靠调整所有制关系来解决？一方面高喊共富，一方面又不敢触动造成无法共富的现实经济条件，这与要商品而不要货币有什么区别？

　　H：在私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下，共富之说是自己糊弄自己。

　　I：是不是只需给共同富裕下个新定义就行了？

　　J：“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K：资本家若能和雇佣工人共富，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三、应当鼓励示范区的探索

　　除了上述困惑之外，也有看好浙江示范区前景的，比如有学者在讨论中提出：

　　——淅江日报全文公布了省委实施方案决定，共52条。浙江方案在五年内完成可能性很大，关键是公共产品再分配调节作用。所需资金，一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二来自税收，浙江富人多，应没啥大问题。深圳、小岗村靠输血都成了先进示范区。但在全国推广很难。

　　——对于农村所有制问题，浙江报告中也有涉及。现在浙江集中力量去做，与江宇的书、王宏甲报告，大方向并不矛盾。

　　——要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无视消极或积极因素都不对，习惯的线性思维或单一因果论，简单地主张“打倒一切”，都不是认识总体极具高度复杂性的大动荡格局的正确方法。

　　四、不要混淆两种“差别富裕”

　　上述争议孰是孰非，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不否认，中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而不是“同等富裕”。

　　但是，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共同富裕即使是“差别富裕”，这种“差别”，也只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差别”，或者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差别”，而绝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差别”。

　　我们决不能将这两种“差别”混为一谈。

　　须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差别”，是社会主义阶段难以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逐渐趋于消亡；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差别”，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痼疾，它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而日趋尖锐。

　　在我看来，若按袁书记对共同富裕的解释，那么所谓“共同富裕”，最多也只能像北欧国家推行的福利社会那样，政府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其目的，是在确保资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尽力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这样的“共同富裕”，说白了，也就是践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

　　五、结 语

　　由此可见，有关“共同富裕”的争议，其症结在于：我们谈论的究竟是哪家的“共同富裕”？

　　换言之，我们谈论的究竟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呢，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共同富裕”？

　　鼓励示范区的积极探索，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如果既要坚持雇佣劳动制度，又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么窃以为，与其说这是“共同富裕”，不如说这是“缩小收入差距”或者“抑制两极分化”。

　　恕我直言，中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共同富裕”，而不能是别的“共同富裕”。

　　否则的话，“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只能引发歧义，徒增笑料而已。

　　（2021年7月23日）
 

　　【作者：赵磊，工作单位系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