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利用资本，转化资本

　　摘要：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实践结果证明，可以极大的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今天中国的制造能力震撼全球，同时进一步推动始自八十年代的两极分化。资本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创造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即信用、协作、科技、核算等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并非资本本质。如果把资本通过雇佣增殖的本质视作其社会属性，把与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视作资本的载体，则没有载体，资本就无法存在。资本的载体是资本本质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具有独立性，即社会化大生产并不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利用资本，易出现两种片面倾向，一种把与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误认为资本本质，把后发和规模叠加的强劲优势归功于资本，接受庸俗经济学生产要素的观点，形成资本中性的错觉。一种不承认资本创造出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与资本本质的区别，受到小生产视野约束。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有条件的，是对宪定公主私辅的描述。要积极鼓励各类资本在流通领域发挥超越资本界限、发挥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作用。公有“资本”是公有资金要素对资本形式的借用。在生产领域不承认雇佣劳动，也不以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为目的。因此，公有“资本”本质上不同于传统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那种因为存在公有资本形式就否认资本的本质，把资本视为中性是错误的。在各类资本的运行中，在混改控股中，公有资本讲社会主义政治，“内方外圆”，就是对资本的扬弃、转化。今天辩证对待资本，必须牢记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轴心位置。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前提是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资本化。

　　党中央38次集体学习总结、研究了资本问题。笔者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资本的讲话有几个特点：一是始终体现人民中心，提出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要求既要充分肯定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防范资本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三是区分了历史，回顾了改开以来我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十八大后通过市场、政府作用推动各类资本发展，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化解金融风险，克服经济脱实向虚，对资本的认识更趋全面的历史过程；四是明确了任务，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疏堵结合，区分性质，规范引导，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五是从反腐和主体责任、社会规范等方面，防范资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对上层建筑的客观作用。当前，深化对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防范修正主义，是一项重大任务。

　　一、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实践结果回顾

　　1997年，十五大提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97年，党史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邓小平同志去世，二是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

　　回溯历史，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从1981年12月12日起，即党做出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决议半年后，到1993年9月16日，12年间邓小平同志至少有十五次在各种场合谈及不搞两极分化，但最后一次提及时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联系这段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十五大留下三个矛盾。

　　1，指导思想。两极分化即新生资产阶级出现，在邓小平同志实际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重大的主客观背离的情况下，在提出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时，缺乏分析，保留了矛盾。

　　2，时机。南巡讲话明确指出，“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两极分化）问题”的时点是“本世纪末”[1]，恰好在这个时点，一方面提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提出资本是生产要素，“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无论从确立指导思想还是解决两极分化，都是矛盾的。

　　3，公主私辅是建国73年来党在纠正“左”右倾中形成的一贯政策。从自留地到鼓励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私辅”范围内折射了农业国的产业升级。但“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提出，为超越“私辅”宪法界限，质变经济基础，加剧阶级分化实际上打开了政策通道。

　　从25年历史发展来看，十五大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指出了转化资本的方向，同时，上述三项矛盾也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是极大的推动了资本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力：

　　十五大后到2015年，在广义货币M2增长12.32倍的情况下，GDP增长7.09倍，工业企业国家资本金（从2000年起）仅增长2.8倍，国有控股企业的净资产仅增长4.65倍，但私营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增加了190倍，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359.59倍。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特征。

　　在经济成分上，即使统计含混，如无法区分的“其他”占比高达21%，也明确显示公有经济占比大幅下降，为当下的“56789”奠定了根本的基础。这就说明，按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观点，把资本视作生产要素以后，公主私辅原则很容易被突破。十五大提出“公有资本”的目的是“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从实践结果看，增强了国家资本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但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削弱了公有存量占比，进一步延续了自两极分化始的主客观背离。

　　今天，广大城乡基层干部群众，除了申报国家财政下拨资金，减税让利，公有经济活动已远离身边日常生活。经济界、主流媒体已避开宪定公主私辅，只谈市场主体。

　　之二是进一步推动始自八十年代的两极分化：

　　1、暴富阶层骤升，直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2、在广大人民方面，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9亿人口收入在2000元以下。多数青年家庭负资产，人口出生率下降。通过扶贫，基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贫富分化逐步转向普遍的相对贫困和阶级固化。

　　中国经济成分的巨变，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直接结果。作为资本生产方式的二重性，也极大的发展了生产力。今天中国的制造能力震撼全球，遭到帝国主义的惊恐和敌视。

　　[1]《邓小平年谱》，1992.2.28

　　二、和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的本质

　　资本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它来到世上，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这是资本的灵魂。另一方面资本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2]，相对于资本主义之前阶段，马克思对资本“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2]高度评价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2]。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前，“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要克服“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2，91]，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是有差异的。英法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中世纪神化自然，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至今面对的，是农业国小生产的传统和惯性，以及对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流通、消费社会化从陌生到总体的适应。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以这个思想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股份制，“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3]承认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和容纳性。立足的，依然是资本的二重性，描述了资本内在矛盾总爆发，资本终结的历史预见。36年后，恩格斯以“全民族来实行剥夺”[4]的方式具体化了“导向共产主义的”形式预见。

　　列宁和毛泽东高度重视资本的二重性。1956年，我国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方面，一线领导同志提出，我国主要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持续批评，明确反对忽视政治的唯生产力论倾向。六十年代提出“管理也是社教”[5]。在这个主线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也曾提出设想：“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1974年赞扬筹备四届人大的周恩来、邓小平“法国派好”[7]，支持曾留学法国的战友推动四个现代化；同时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能限制而不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离世前留下对普罗大众来说无比珍贵的思想宝库。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8]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中凡是取得成就的，都是延续了毛、周生前既定的方针，而被人民群众肯定，这已经成为客观历史。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这个重要纽带，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创造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即信用、协作、科技、核算等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纽带或体系，并非资本本质。我们姑且把资本通过雇佣增殖视作资本的本质；把与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视作资本的载体。没有载体，资本无法存在，资本代表的社会关系无法体现；资本以雇佣增殖为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体。但是，资本的载体是资本本质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资本的载体具有独立性，即社会化大生产并不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苏、中不靠侵略殖民也能完成工业化改造，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生产力有社会属性的原因。

　　起步于小生产的国家借助资本可以快速、充分吸收社会化大生产，但是，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把与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载体误认为资本本质，把后发和规模叠加的强劲优势归功于资本，只看到资本集合、配置资源形式上的效率，看不到市场盲目机制在实质、总体上的浪费；理论上用抽象的劳动三要素解释由资本统领的生产方式，接受庸俗经济学生产要素的观点，形成资本中性的错觉。另一种倾向不承认资本创造出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与资本本质的区别，受到小生产视野约束，因循守旧，重视传统教科书的所有制形式，忽视基层群众的创新。这两种倾向都不能认识到：1，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2，社会主义是工人头脑中的反映，3，社会主义是从现实出发，不是从观念出发，4，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因此，不能因势利导，通过企业运动的内在要求，克服资本经济体的内在矛盾。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第299页，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

　　[4]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5页

　　[5]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64.12.12

　　[6]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56.12.7

　　[7]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74.10.20

　　[8]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85.8.28

　　三、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条件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认识资本规律的基础之上。

　　对于资本的矛盾，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绝对趋势”，两个“不管”，一个“目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不管“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其“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9]。

　　当前的任务就是庖丁解牛，分析资本二重性，剔出与资本相联系的积极元素，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高度警惕混淆本质，割裂生产和分配，推动两极分化。

　　1、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对宪定公主私辅的描述。

　　资本生产要素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只有雇佣劳动才能使商品生产发挥全部潜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败，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劳务市场找到了摆脱绝对贫困的普遍路径。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随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化和私有化，正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所言，雇佣劳动者“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25年实践证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城乡繁荣和两极分化主要原因。它以公主私辅为由提出，却在吞噬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公主私辅，这是市场经济万物交易中的特洛伊木马。应承认“56789”是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主客观背离，反对曲解资本，调和矛盾。

　　2、公有“资本”的特殊性。

　　斯大林、毛泽东时代证明，不以资本形式，不依靠侵略殖民，也可完成工业化升级，体现出“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其社会节约程度甚至更高，但流通领域、社会分工、信用功能等作用不足，受到小生产起步的约束。在流通领域，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出信用功能，劳动创造的资金的时间价值，商业核算方式、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所借用的资本形式，其实质是以货币资金、信用手段、核算利润等为功能的资金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要积极鼓励公有资本和各类资本发挥超越资本界限、发挥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作用，争取“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

　　在生产领域，社会主义决定了公有“资本”不需要以资本劳动二元对立为前提，公有“资本”不承认雇佣劳动，既不创造价值，也不以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为目的，只能是为了社会需要，做活劳动的附庸。因此，公有“资本”本质上不同于传统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那种因为存在公有资本就否认资本的本质，把资本视为中性是错误的。在混改控股中，公有资本讲社会主义政治，“内方外圆”，就是对资本的扬弃、转化。

　　3、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本是抵御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基石和利器。

　　在金融垄断资本推动金融全球流动为特征的新型帝国主义时代，我国依靠金融国有资本抵御侵略，培育实体，统领产业链、供应链，维护国家主权，这是对资本形式的成功运用，是伟大成就，但受资本是生产要素等西方庸俗经济学观点影响，按照资本机制，通货膨胀常态化，侵袭了人民利益，加剧了两极分化。

　　4、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前提是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资本化。

　　只要资本是生产要素，即私有经济存在，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就不可调和，但可以转化。一是克服资本内在矛盾，是企业发展的本质要求，二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最博大的历史舞台。时代召唤劳动者合作，做自己的资本家，利用公有生产资料让自己的劳动增殖。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导下，需要在强大的国家公有经济基础上，涌现更多的吴仁宝华西、任正非华为、王宏斌南街式的民营经济共同富裕所有制。

　　[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2页

　　[10]列宁：《列宁选集》《论粮食税》1921.4.21，第4卷，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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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资本和劳动依然是全部社会体系的轴心

　　只要劳动生产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即不可分割。说资本是生产要素，是以生产使用价值、创造社会财富的角度，但这只能是不管劳动价值的资本生产方式。今天辩证对待资本，必须牢记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轴心位置。

　　我国社会主义起步于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业自然经济传统和重农抑商历史传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解放后，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习惯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约束而体现出来。相比较下，突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和表面现象。但多年来，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按照资本是生产要素的理念，配置主体演变为资本主体，产生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的假象，人们习惯于产能过剩、重复研发、快速消费、消耗资源、烂尾炸楼、恶性竞争等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多年来在西方经济学高杠杆、高通胀后亦步亦趋，症结就是忽视了劳动创造价值。

　　起步于农业国，而对资本的利用并非社会主义本质，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发展中国家运用国家资本主义手段走入社会主义是一条普遍性道路，前提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只能半殖民地化。在这个过程中，要防范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的折中主义。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年第2版跋》中，批评了庸俗经济学当时的一种现象：“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11]。

　　早在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相应的提出了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后者在德文版中被翻译作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是当然的生产要素。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看来，“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2]。

　　对西方经济学，我们应当从体系上保持警惕，用马克思主义之道，驭彼术器之用。

　　2022.6.26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12]同上，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