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不是文艺的唯一功能

　　文艺能不能用于“歌颂”、“唱赞歌”，能不能通过文艺这种手段、这个工具，对所爱、所敬“唱赞歌”、进行“歌颂”，表达善意，或者“揭示”还不算是“恶”的人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甚至曾经不是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完全是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有文人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而在延安“解放区”提了出来。原因是，他们看到的“解放区”这也不顺眼，那也有问题。连干部吃个“中灶”都认为不“平等”。

　　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想“重弹老调”，想谈出点“新意”。是不是有“标新立异”，想扛起文化大旗，充当新的“旗手”以博眼球，或许有吧。也的确博得了不少人的眼球，受到一些具有相当高文化水平的人们的追捧。

　　众所周知，当年伟人在《延安讲话》中就提到了文艺中的“暴露”与“歌颂”。这是因为在“座谈会”中，就有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文人提出过与莫言一模一样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八十年过去。那年，莫言还没有出生。

　　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在发表《讲话》的人身后，“非M化”骤起，如同火山迸发。文化界自不甘落后，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冒出了不少的质疑者、反对者。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八十年代就认识到《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正可谓是“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先躯。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走在了社会的前头，成为文学创作的领跑者。终于在诺贝尔文学奖面前“冲刺”成功。

　　莫言与当年“讲话”中提到的某些人，虽然处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认识却高度一致。相互之间有什么历史渊源？有没有历史传承？应该是有的。毕竟，莫言的那种思想还不能说是由他创立。

　　粗读历史，就会发现，没有证据证明文艺的功能，是为“揭露黑暗”而生。那样的“理论”何时由何人创立，不好判断。可以判断的是，它不是古人，尤其不是由中国古人创立。

　　不过，现在的文艺家那样理解文艺，创作文艺，是他们的“自由”。有人就好那一口，兴趣所在，大概属于所谓的“创作自由”与创作实践。

　　文艺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自商周，它能够存在，能够延续，自然不是由于它只会“揭露黑暗”。那，甚至不是文艺的初始功能。

　　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的产生，文人中关注民生的人逐渐多起来。春秋末期的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苛政猛于虎》就是一篇“揭露”农民生活困苦的作品。后世如唐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白居易的《卖炭翁》也属于“揭露”的作品。这些诗，虽然流传于世，很难说他们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和“人性中恶的成分”。按照莫言的判断标准，说不上是文学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