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重视毒教材之祸
昨天一个新闻引起我注意：
在辽宁省档案馆对外公布的档案当中，有一份1916年日本关东都督府陆军参谋部绘制的《日本在中国获得利权概见图》。辽宁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李影介绍说：“这张图中绿色的部分，朝鲜、中国台湾、大连地区，还有南满铁路的附属地，都被日本纳入了他们本国的领土。黄色的部分将咱们山东的青岛、高密和胶州作为它的租借地；棕色带边框的部分南满州、东部内蒙古、山东还有福建，则被列入它的势力范围。”
大连和台湾被东京战争大本营视为征服中国的一北一南两大「楔子」，这是曾经直接出现在天皇口谕中的。
先说大连。
在大连的城市历史上，1905至1945这四十年的历史极为特殊，它是大连挥抹不去的旧日痛楚：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也称“日据时代”。
更早一些，从甲午海战开始，到东北的日俄战争，再到全国范围的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给大连这座海滨圣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2012年，大连籍著名作家素素历时四年创作完成了散文长卷《旅顺口往事》，经过大面积的走访和查料，那本书里详细记录了1894年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素素在书中这样写道：
也许，只有人类能如此残忍地毁灭同类的生命，只有人类能如此沉着地描写屠杀场面。也许，连人类自己都不知道，在人性的最深处，隐藏了一个多么冰冷的角落。
今天的我们其实使用再如何悲惨可怖的词藻去描摹日本鬼子在旅顺的疯狂杀戮，也绝对没有办法还原、更不可能去让读者观者能够体会到其真实骇人之分毫。
那根本就不是人类，它们是十足的魔鬼。
1894年11月21日傍晚，当北洋海军龟缩在威海卫的刘公岛，当守卫旅顺口炮台的北洋陆军统领和士兵们直接逃之夭夭，手无寸铁的旅顺口百姓成了魔鬼们任人屠宰的羔羊。
这一幕在明朝时的东南沿海是出现过的，官廷贪墨之下，海南、福建、浙江……被倭寇的屠刀染红，历史并不久远。
身处大陆的中国人确实很难理解，蜗居蕞尔海岛的倭寇民族在登陆广袤的大陆地带时有多么的亢奋。
对大陆的野望、对海岛的天然不安全感，全部被转化成一种发泄式的屠杀欲望，一群人就这样硬生生地变成了一群鬼。
踏入旅顺口的日军第一次体验到了肆意屠杀别国百姓的快乐，这与明朝时以偷袭骚扰为主的游击作战是不同的。
这一次，整个旅顺口，被这群日本鬼子挑在了明晃晃的刺刀尖上，它们成为了这里的人民的生命判官。
最终，血洗全城，屠杀两万，仅剩埋尸的三十六人幸存…
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小野次郎，一个刚刚穿上军装才一个礼拜的日本中学生，在旅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攻入旅顺的当天晚上，小野被另一个士兵斥为“刀都拿不稳的胆小鬼”，这让他感到尊严受伤害。
于是，他疯了一样，把手里的刺刀捅进了当地一家果脯店女店主的胸口……
那是他登陆辽东半岛后杀的第一个中国人。
后来在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当一股激射而出的鲜血溅在我的脸上时，我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浑身颤抖着拔出军刀，接连在那个女人尸体上捅了十几刀，后来一阵眩晕瘫倒在地上。
接着，我觉得疯了。从杀死那个女人后，我就不再是那个怀着一种神圣感参加战争的中学生了！我成了一头野兽，我和参加战争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丧失了人性。
我见人就杀，和那些疯狂的同胞没有什么两样，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我都杀！我以杀人取乐，还恬不知耻地让随军记者拍杀人的照片！我要给家人和国民们看，我是勇士！
我也像冈田、速见那样抢劫，凡是能随身带回日本的东西，我都抢。我也强奸女人，四天之内我强奸了十七个女人，最大的六十多岁，最小的才十几岁……太爽了！
……………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曼如此记载：
新生的日本国，它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却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但即使在兽类里面，也属于少见的别种。
甲午战后归国的日本士兵，很多人在闲暇时整理了战争中写下的随军手记，部分真实的纪事后来都作为出版物遗存了下来：《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西征行军记》、《日清战役从军手记》、《从军实记》、《远征日志》、《从军日记》、《日清战争凯旋みやけ》……
铁证如山，血证如山。
屠杀发生几天后，陆续有包括美国《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出于本国在清朝的利益考虑，开始对屠杀进行了揭露报道（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盎撒白人帝国主义当然不是同情中国人，仅是维护自己在华利益罢了）。
后到12月14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坐不住了，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汇报《世界报》正以极强烈的措词攻击日本。
次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拜访陆奥宗光，对旅顺屠杀事件表示遗憾，称日本政府如不履行一定善后对策的话，“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
在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商议起了“危机公关”。
陆奥宗光向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示善后，后者当晚指示：
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
在此基调下，日本方面决定对屠杀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认账的态度。
他们迅速向《泰晤士报》和《世界报》发声明：
旅顺并未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日军所杀都是士兵而非平民。
对此，《世界报》公开表示不认同，在日本声明之后继续深度报道，并以《日本坦白》为题撰文加以揭露。
12月20日，《世界报》再以头版和次版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克里尔曼的报道《旅顺大屠杀》，国际舆论为之沸腾。
次年1月7日，伦敦《旗帜报》记者维利尔斯发表了长篇通讯《旅顺陷落》，其中一个子标题明确写为“屠杀市民”。
一天后，科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
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外派了六十多家媒体、上百名记者前往中国战地采访，但由于日本军部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些媒体事实上沦为侵略战争的鼓吹工具，甚至捏造事实，号称“日本对清友好”、“与清民交好”……
除了动用自己的媒体进行遮蔽，日本人还出手阔绰地收买西方媒体人。
在内田康哉（1901年任驻华公使，1932年任日本外相）的指挥操作下，英国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收买，路透社直接压下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残害”的电稿。
类似的还有《华盛顿邮报》《日本邮报》（外国人在日所办媒体）等。
由于支出过大，内田康哉还向陆奥宗光告急：
能否再批准我些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如战后不久布莱克伍德在《爱丁堡杂志》中的总结：
日本人从战争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
1895年3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日美改正条约案》，这意味着美国继英国之后也承认了工业实力与侵略领土范围步步攀升的日本，是“文明世界”的一员。
在战场上和外交上，日本从中国的大连出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也为他们后来进一步“经略”大连奠定了基础。
1905年，凭借甲午赔款而工业化崛起的资本主义日本，成功打败了腐朽的封建主义俄国，占领了中国大连。
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了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
但其时辽东半岛的领土理论上仍应属于中国，日本在名义上还“租借”，时间仅二十五年期限。
然而，日本人为了永久占领大连，采取了诸如延长租借年限、诱迫袁世凯签订了卖国二十一条、非法将所谓“关东州”租期由二十五年延长到九十九年等手段。
随即，日本按照以大连为“经营满洲”基地的方策，先后在大连建立了侵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包括所谓经济中心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所谓军事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
大连，就这样成了日本进犯整个中国的侵华大本营、前沿策源地。
当时日本对大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构想是：在沙俄前期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建设一座东亚地区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
一方面，日本人要保证在大连的各日本殖民机构的工作人员、满铁社员和银行商社职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谋求吸引日本国内乃至欧美资本到大连投资，创办工厂企业和从事商贸活动，并“见证日本人的治理管理能力”。
惟其如此，以促使大连城市的人丁兴旺、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最终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占领整个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提供便利。
这种设想后来也被复制到所谓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新京）身上，均是日本所谓“摆脱海岛束缚、建设东亚共荣”的法西斯计划的城建思路。
191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只有7万人，其中大连有3万多人；
193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已达到23万，大连有11万；
194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106万，大连有20万——而那时大连的总人口也才约110万人。
大连沦为日本人的侵华据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内百姓的噩梦。
为了给侵华和东南亚战争筹措经费，日本在大连首先推行的殖民税收制度，从税制入手，以所谓“合法”手段压榨剥取大连人民。
1905年，日本颁布《关东州地区地租规则》，对大连农户租种的旱田水田，不分地势优劣和土质好坏一刀切地收税。
1936年，日本又颁布《关东州所得税令》，大幅度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两年后，愈发战事吃紧、国际大规模战斗阴云密布之际，日本颁布《关东州法人资本税令》、《关东州家屋税令》、《关东州中国事件特别税令》等多项税令，试图将大连全城的财富全部收拢。
到1938年，大连城市税收已比1931年增加9.2倍。
比税收压榨更恶劣的，是日本人在大连贩卖鸦片，妄图用毒品吸食城市的财富。
1906年6月，日本在大连设立“关东州鸦片总局”，规定“关东州内所有鸦片贩卖事宜，专归其办售”，并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设立分局。
日本人允许大连居民吸食鸦片和从事鸦片经营活动，但鸦片原料的进货和鸦片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经日本人自己的鸦片总局统一办理，除此之外均为犯法，格杀勿论！
除了税收盘剥和毒品吸金，日本在大连进行的城市规划同样是其侵略蓝图之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1905～1918年；
中期，1919～1929年；
晚期：1930～1945年。
1905年4月时，大连军政署长官神尾光臣亲自主持制定了日本在大连最早的市街规划法规《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和《大连市街住宅建筑管理临时规则》。
《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沿袭了俄国统治时期大连市区功能划分三六九等的方法，将市区划分为军管区、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
军管区位于今天的铁路东站、中山广场、延安路三点连线以东的地区；日本人居住区由俄国统治时期的欧罗巴区的大部分加上行政区组成；中国人区还是原来的范围。
这样划分目的在于避免中国人和日本人杂居，维护日本殖民者在大连的霸道权益。
根据规则，本来在第四条中是允许原来已在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可以继续在那里从事商业经营或居住的；但到了当年9月，日本当局借口“中国人在卫生风纪方面有值得忧虑之处”，动用日本警察下令将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强行驱赶划定的中国人区居住，并酿成了小规模的流血事件。
1919年，日本废除了关东都督府，改设关东厅，也进入了对大连殖民统治的中期阶段。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人对大连的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性的扩张。
同时，从大连出发，日本陆军开始向我东北渗透间谍和情报系统，为发动吞并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931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怯媚的投降主义，东北三省当着全世界的面儿，被蒋氏拱手相让于日本法西斯。
日本人收获东北的轻松程度在当时令世界咋舌，严重折损了反动无能的蒋记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民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也间接鼓动了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的侵略野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解决战争急需的能源和武器生产，在大连甘井子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一些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大型工厂也相继在甘井子建成投产。
非常有名的如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进和商会、大华电气冶金株式会社等。
1938年，为了加强对甘井子临海工业区的规划和管理，日本关东州厅在大连成立了“关东州工业土地株式会社”，对甘井子土地的利用进行统一规划。
这些军用建设的背后，是大批沦为奴隶的大连人民。
他们给日本人做苦力、做劳工，在极度肮脏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并随时可能因为工作强度和毫无缘由的枪杀丢掉性命。
如相生由太郎为华工修建的苦力收容所为例，许多劳工所周围都以高墙和铁丝网相隔，用红砖盖成。
当时大连人将其称为“红房子”，相生由太郎则将其称为“碧山庄”。
除了军事武装侵占和经济资本掠夺，日本人在大连的四十年占领时期里还有一项十分重要、影响深远的动作：渗透教育系统。
连日本人都知道——或者说，反动势力本就最为看重的，正是文化教育洗脑和媒体舆宣蛊心，从朝鲜到东北，从南京到东南亚。
早在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时，日本人就在大连建立了“满洲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从日本国内派遣教育工作、政治文书工作的相关人员封为“入华军政委员”，其目的就是“抚慰满洲民心”。
1905年4月时，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就指出：
第一着眼点应是教育，聘用的教师必须是日本人。
与此同时，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也配合主张：
对占领地的民众，总的原则是实行人身征服即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重的方式。
1905年秋天，大连日军军政署正式颁布《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明确华人学堂的目的是：
一方面为布施日本文化，一方面是把我国（指日本）之政治，公明正大示诸土著人（指中国人、大连人），培养一批懂日本语的土著人，以便我国公私事务。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
1914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课本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内容的课文全部删掉，尤其是戚继光的名字成为绝对禁词。
至1937年前后，日本人对大连的奴化教育达到顶峰，「关东局官房」这个专门为大连奴化教育而设立、类似于教育局性质的文化殖民机构就由于事务繁多而建立。
1942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书房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加强日本语的推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强调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伪满洲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日本的仆从国，并伪造历史声称满洲、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44年，大连的公学校全部使用日本在华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制作的教材，以便在东北、在大连推行战时体制，动员大连市民“随时为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慷慨赴死”。
那时大连的普通学堂是四年制的初等小学，公学堂是设有四年制初等科和二年制高等科或者只设高等科的小学，还有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有的到四年级，是在中国私塾的基础上办的，叫做蒙学堂。
早在日本占领初期，中国人还是习惯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于是日本人就大力禁止和取缔私塾。
比如三十里堡普通学堂就是利用大庙办的，只有一到四年级的普通科，起初的学生和老师是从各个私塾集中起来的。城里派来了日本校长，负责教日语和德育，尤其会讲俄国如何如何坏，日本如何如何先进，日本人是来帮助中国人的……课本里的内容也往往宣扬日本的优越。
日本教师会宣讲日本的英雄人物，包括攻下旅顺的日军大将乃木希典，此人在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与夫人一起自杀殉葬，被奉为“军神”。
此人在日俄战争中写的汉诗竟然也被日本人放在大连各学校的课堂里教授给中国孩子：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按照日本学制举办的日本人学校——大连早苗高等小学校。图为学生在校园滑冰。
在四十年的侵占时间里，除了在教育系统的大力推行奴化和文化殖民，日本人还在大连建立了成体系的矩阵化的媒体舆宣。
1905年创办的《辽东新报》是日俄战争后大连的第一家报纸；两年后，由日本满铁创立的《满洲日日新闻》是第二家有影响力的日文报纸。
1908年，大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泰东日报》创刊，后随着日本殖民军管的加强，《泰东日报》逐步沦为亲日媒体，服务于日本对大连的侵略政策。
1911年，《东北文化月刊》在大连创立，这是由日本的文化侵华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创办的，旨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也是近代东北第一家中文杂志。
1925年，“大连中央放送局”在日本人的操作下建立，每天以日语、俄语、汉语、朝鲜语、英语五国语言播报新闻，是东北最早的电台。
到1926年，大连已经有日汉双语报纸212种，它们都肩负着给日本侵华战略卖命的“重任”……
除了大连，台湾也是一样。
如1943年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初等科国语》第九卷中，有一篇名叫做“沙鸯之钟"的课文，讲述是宜兰苏澳郡利有亨社(现在宜兰县南澳村乡)的泰雅族少女沙鸯为日本皇军效劳的故事……
泰雅族少女沙鸯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家境贫寒，却是努力献身于“支那事变”（即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日本奉公事业，在村“教育所”任教的日本教师在奉日本政府命令招募为士兵的时候，沙鸯就主动帮助日本士兵搬运身上的行李。后来在搬运行李下山的过程中，沙鸯不谨慎坠入了山中的激流，之后也失踪了。
在日本殖民当局看来，沙鸯少女所作所为是非常“爱国”（国，指的是日本）的。
当时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为了表扬沙鸯少女的“为国捐躯"的精神，还特别制作“爱国少女沙鸯之钟”的铜钟一座，然后放在宜兰县南澳村乡的“教育所”……
日本军国主义者编造这些台湾本土少男少女效忠日本天皇不惜牺牲生命的事迹，并加以大肆宣传，正是为了镇压台湾本地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之需要。
1930年10月，在台湾中部南投县仁爱乡的赛德克族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由于不满意总督府对原住民残酷的剥削与掠夺，趁着日本人举办运动会的时机偷偷发动起义。
这一次起义在历史上也叫做“雾社事件”，最终被日本军方镇压，参与行动的部族成语言几乎都遭受灭族。
“雾社事件”之后，日本人调整了统治政策，用武力镇压与文化同化并存的方式加快对“高砂族”的皇民化教育。
所以在那时日本人编纂的台湾教科书中，会频繁出现“沙鸯之钟”、“君之代少年”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均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年轻一带灌输殖民教育，建构被殖民者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绝对臣服与和平共处的环境。
通过课文中优美的语言与感人的细节，日寇深度引导台湾民众忘却被殖民统治的痛苦，潜移默化培养殖民地儿童成为拥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国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台湾与澎湖列岛重新纳入到中国的版图。
但是，国民党政府虽然采取诸如推行国语、开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意图消除日本文化殖民对台湾民众的心理阴影——却由于国民党自身的政治腐败、高压政策以及浓烈的媚日倾向，使得台湾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也没能有效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不少台湾老人们现在还会哼“君之代少年”的日本国歌，言语中也流露对昔日的怀念。
乃至至今在南澳武塔小学，乡土教材中仍有“沙鸯”这一节课，很多小朋友也以“沙鸯之钟”为欢迎客人的歌曲。一些台湾电影如《无言的山丘》（1992）《戏梦人生》（1993）等都是从各方面展现日本殖民台湾时代的社会生活……
所以，台湾社会到今天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带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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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教育会造就解放者，买办与帝国主义的教育会造就奴化者，这一点是十分清晰的。
有毒的教材就是一杯杯惑醉灵魂的污酒，配合着幼时沉浸着的社会风气与时代氛围，一批又一批孩子被制毒者、贩毒者、投毒者晕染成功，其影响是深远的。
黑社会、黄赌毒、门阀垄断、停贷风波、佩洛西窜台等热事，只是一切顶层设计偏航的衍生旁支，是为“果”；但是毒教材之事，则是从根上要撅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上到执政、下至拥政的根基，是为“因”。
黑社会纵使再猖獗，几个百日行动进行下去、几柄保护伞处理完毕，即便依旧存有死灰复燃的危险，但也足以震慑消停许久。
然而毒教材的危害边界远远不能类比，它是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投毒。
此后若再想要扭正一代人的思维，这需要耗费的代价就太大了。
文化大革命的难度、所要付出的心力、对初心持久力的考验，都要比武装大革命更巨，这在历史上已有应验。
舆论绝不可七秒记忆。
不止一次呼吁了：教材之祸绝非儿戏，保卫教材、保卫社会主义教育刻不容缓！
最后，摘置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史实七则：
关东州民政署《关东州公学堂规则》（1906年3月颁布）：
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
其二，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就职情由书》（1906年8月）：
如果想要消除新附民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谨慎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的教育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
其三，1909年5月，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
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义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
其四，金州民政支署长村上庸吉1910年发布《蒙学堂成立宗旨的告谕》：
我日本国在关东州守其土、治其民，必须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百姓。
其五，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在第二次学事咨询会议上的训示（1911年3月）：
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所示授以普通知识外，特别注重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中国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
其六，日本众议院《中国人教育设施建议案》（1918年通过）：
助长中国人之教育，融合两国人民之思想，敦进善邻之谊，确保东亚和平，政府当视之为急务。
其七，《关东州人教育令》（1943年6月公布）：
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遵奉教育敕语的宗旨，经过全面的教育，以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恩皇恩之诚心。”“师范公学校是根据‘八纮一宇’的根本原则，对关东州学校的教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归一于皇国之道，以培养为人师表为目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