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东软背后是长史
上周五深夜，堪称成都人民最惨的一晚，因为成都市的核酸系统崩溃了，导致有至少数万人遭遇了在自家楼下中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最后等来了一句“系统太卡，明早再来”的窘况。
成都市内各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医护人员原本一切均已准备就位，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却因为系统的原因、导致核酸检测迟迟没办法展开……
特别是，还是在冒着大雨的情况下，这让原本就已近怨声载道的民情更加沸腾。
由此，也引出本次成都疫情核酸闹剧的主角：东软集团，成都市核酸检测系统的软件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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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创立于1991年，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不仅在我国六十多个城市建立研发、销售网络，甚至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也设有子公司。
东软的创始人和实控人，刘积仁，媒体界送称“中国软件教父”，1986年到美国国家标准局继续攻读博士，成为中国首个计算机应用博士。
1987年回国以后，刘积仁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讲师、教研室主任、教授、软件研究中心主任。
和马云一样，今天的刘积仁仍喜欢被人称为“刘老师”。
中国的商人多是如此，善于谋求各种粉饰去掩盖自己身上的铜臭味，恰如许家印也很喜欢下属和球迷称自己“许教授”…
80年代末，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和东北大学推进产学研合作时，将刘积仁打造为“先锋商人”。
背靠日本资本，刘积仁在当时成立了沈阳东工阿尔派音软件研究所，并创立东北工学院开放软件系统开发公司——这两家企业共同构成东软集团的前身。
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一家以研发汽车软件系统起家的公司，所以东大阿尔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这家日企业开发汽车软件系统，这也奠定了东软的汽车软件基因。
2021年，旗下智能汽车互联板块实现营收34.08亿元，占集团总营收比重为39.02%。
1993年，《公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炉，刘积仁力促东大阿尔派和东大软件合并，并通过股份制改造继续吸收外部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新东软”。
根据调查，刘积仁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为38家，实际控制企业达到87家，涉及金融、制造、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诸多行业。
从2014年开始，东软集团对大健康板块中的东软医疗和东软熙康进行拆分，获得了来自弘毅投资、高盛、加拿大养老基金等机构37亿元的融资——后两者之外资不必多说，前者“弘毅投资”，背后是柳传志的联想控股。
柳传志的资本触手深入核酸检测产业不是第一天了，此前赫赫有名的金域医学，同样是柳传志旗下的阵地。
金域医学的股东序列中，大股东、也是法人的梁耀铭更值得关注，通过这位金域大股东的资源加持，金域医学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重要人物浮出水面：柳传志。
以金域医学上市招股说明书为案，君联资本通过君睿祺、君联茂林等主体持有金域医学股份。
2020年第三季报显示，金域十大股东中“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位列第九位大股东，持股比例达1.56%。
而这个君联资本正是联想控股旗下的企业，对于金域医学的资本壮大，柳传志和联想方面的扶持也可谓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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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进入第三年，在经济收益层面，试问谁赚的最多？
除了疫苗开发商和特效药开发商，无疑就是“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与技术支持机构。
一张阴性结果的新冠核酸检测报告，再加上绿码，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通关文牒”。
有了它，出差、返校、住院、送外卖……才有了放行的可能。
疫情时代之前，中国大多数基层医院并没有开展核酸检测的能力。
2020年4月，国家卫健委开始要求所有县区级以上疾控机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抓紧进行改造，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核酸检测能力；四个月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又提出“一个月之内县域内至少一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地掀起PCR基因扩增实验室建设潮。
由此，「第三方医检」也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是疫情肆虐之下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
自2021年以来，国内第三方医检行业已发生多起投融资、上市等事件。
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全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机构已高达12400家。
掌握着海量国民健康数据，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通过操控核酸检测的结果，来左右政府的抗疫政策、防疫节奏、动员规模。
4月时，新华每日电讯也曾发表评论：
核酸检测业务量大，存在利益链条。
哪里是利润的味道，哪里就会有饿狼的身影。
资产阶级永远是在公共灾难中发家成长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是一个无需争论的规律。
说回东软集团。
2020年6月30日，“疫情产业”开始发酵，东软医疗立刻申请A股科创板上市。
直到今天，日本方面的资本依旧是东软的主要股东。
此前西安疫情和上海疫情中都出现过的“宕机”、“系统崩溃”，同样为东软集团中标而提供的软件服务。
特别是西安的一码通频繁出问题，还直接导致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军因履职不力被停职检查。
饶是如此，这家臭名昭著的东软集团居然仍可以拿到成都市的订单，实在叫人称奇。
剖析东软这家大连企业的发迹史，如果从大连市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实前天的文章议题也可以划入通盘分析。
推荐阅读：大连的日本殖民史
3
2020年年初，日本航空宣布：在获得相关当局批准前提下，将于2020年3月29日新开东京羽田机场往返中国大连的航线。
这是羽田机场对国际航线难得的一次大幅扩展，中国仅大连、青岛、深圳与上海被纳入扩围计划中。
大连，也是国内继北京和上海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直航的城市。
紧接着是2020年年中，7月1日本田与东软集团投资三亿元人民币的合资企业，宣布在大连投入运行，负责开发车外通信的互联汽车服务。
而投资五亿美元的日本电产工业园项目，2020年年中也在大连加速建设，宣称“该研发中心未来将达到与日本本部的核心基地同等规模”……
早在2004年在一场东京推介会上，当时的大连市市长曾骄傲地表示：
继上世纪捌玖十年代之后，日企将开启对大连的第二波投资热潮。
当时在大连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据了1/3的比重，达到2200余家；到当年年底，在大连企业投资的日企总数就达到2800家之多。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总裁赤星康此前的分析，日本在大连有数量巨大的侨民群体，日本国内的许多行业也希望投资内容多元化，比如向服务行业进军，中日两国企业之间也应“寻找更多合作模式”。
就在几年前，为增进大连市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加深中日两国文化领域的友好交流，日本领事馆大连办事处还曾专门举办“日本传统文化展活动”。
根据报道，里千家茶道同好会讲师山崎爱女士和作为日本文化厅“文化交流使”的日本舞蹈艺术家藤间万惠女士，分别在大连进行了日本茶道和日本传统舞蹈的说明和展示，近100多大连市民前去参加了活动，其中学生、年轻人居多。
…………………
还是继续向历史深处探索。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10月22日小平同志高调访日，一天后便与日本交换了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对于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扩大日资入华的诉求十分迫切。
只是，就在那次访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所谓例行“秋祭”时，刚刚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社中………
但是，一切为了经济。
1979年12月5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
此后，日本共为中国提供了四批数万亿日元贷款，后来的评价是：
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大力援华着的，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日渐“自信”的活跃：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明目张胆地修改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
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四十年来，日本右翼力量屡屡踩破红线，参拜靖国神社逐步成为政治潮流和积攒政治资本的重要举措，整个日本从政治界到教育界，加剧右转，以至于到今天呈“尾大不掉”之势。
相生相随的，自然也是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同日本的狂妄相契合，彼岸嚣张，此岸俯首。
特别是1988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问世之后，号称“不要背负历史包袱”成了即将跨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潮流、新口号、新风尚。
由此，淡化对日侵华史宣传、以至于自我扭曲日本侵华史观，也在一大批“新精英阶层”甚至是官媒的循循善诱下，辐射进中华大地，绵延至今。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恶果，除了把持中国高校、体制内知识界三十年的公知们以媚日精日的姿态聒噪舆论场，还有令人唏嘘的无疑就是在所谓“去仇恨化”教育多年后，重新在21世纪10年代捡拾抗日历史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只能以各式各样雷人的“抗日神剧”来应付市场需求。
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恨”日本人了。
要么是精日分子“不必纠结历史”的“忘恨”，要么是民族主义者“杀光所有日本人”的“蛮恨”。
总之，不再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位去肩扛历史、目眺未来。
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为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问题就致电过当时的东北局，指出：
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
但日本方面遵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下的奴才精神，开始围堵中国战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在1957年6月2日“访问”我台湾省，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光复”……
一年后的5月2日，长崎又发生右翼损毁五星红旗事件，导致中日贸易因此中断。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日双方尽管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双方自1962年后分别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但在涉及历史问题的层面，中国方面从未有过让步，哪怕以经贸割裂为代价。
根据朱成山的《激战倒春寒：反对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斗争纪实》记载，1959年版的北京市初级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教学资料参考第三册，以及1960年人教版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中，就均有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在江苏地方教材中，更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奶奶等历史当事人的描述。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呼出惊世高论：
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的惨痛记忆，全体华夏儿女是无法忘却的，这绝对不以所谓“时代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变动。
就在近期始终处于舆论沸腾之势的“毒教材”丑闻中，又被爆出日本势力的渗透：
1935年时，毛主席曾就时局给出过的使人振聋发聩的判断：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不要忘了，日本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向中国人民进行过战争罪责的自我清算，七十七年前天皇的投降也从来不是右翼势力反省反思的注脚，而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共集团掩藏和孕育日本国民仇恨、以便日后重新唤醒并用以反华的历史堡垒。
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势力持续不断得渗透中国是不难理解的。
这一点，从天皇的《终战诏书》——注意，是“终战”而不是“投降”——可见一斑：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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