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司马迁的悲剧及其他
司马迁因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凌辩护而招致牢狱之灾，并被处以他认为的刑械中“最下”的宫刑。这一变故对其时正在撰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巨著《史记》的司马迁来说，无疑是一个不亚于天崩地陷般的摧残与打击。致使他在日后继续自己的伟业之际，常带着“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恍惚迷乱之态，背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身心压力，以古之罹难而不失其志的先贤为榜样和精神动力，隐忍含垢，自强不息，终于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史学巨著《史记》。
然而，这一变故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来说，不能不影响到他秉笔直书历史时的思想观念。我总爱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来度司马迁的“君子”之腹，他在对汉武帝的先祖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评价中，难道没有掺杂一丝半点私心和泄愤之意？那位能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赢得那么多英杰才俊为之效命，并最终在群雄博弈中成为最终胜利者的刘邦，真的就像《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里写的那样流氓无赖吗？看看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哪一点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开国帝王？他在楚军追杀下，为了加快逃跑速度减轻车载重量，残忍地把自己的妻儿从车上推下；他在和项羽对阵的两军阵上，面对着架火要烹自己父亲的项羽，无耻地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只希望你把他烹熟后，也分给我一杯汤喝。”
不说刘邦手下那些个个才华超群、独树一帜的豪杰谋士，面对这样一位无赖主子不可能为他卖命，就是他手下的一般兵士，耳闻目睹过这些场面，我想也会倒戈跑到敌方去的。谁愿意为这样一个连一般人伦常情都没有的无赖之徒，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拼打江山？
当然，我没有详实的资料佐证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在想，一个能在风云际会的乱世中最终赢得全面胜利的历史人物，他绝不会在生活细节上、在人之常情上那样弱智、那样没有人伦底线、那样轻易毁掉自己高大上的人设。既然他能把那么多智能之士团聚在自己身边，起码说明的一点，他不仅具有超凡的本领，更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人文情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商。不然的话，他的盖世才华就会因情商的短板而淹没或者毁坏在自己的不谙世故上。
这里先不说司马迁到底因没因为替李凌辩护致使自己遭受的屈辱，触动了他作为史学家不该为情而动的情弦，也不说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刘氏家族发没发出与事前构思或者与事实相悖的声音，但就他因言获罪一事，谈点我对此事不一定正确的看法。
李陵是在汉武帝决心以武力惩罚匈奴，弘扬大汉天威之时，随二师将军李广利一起出征的。李陵本是主管后勤辎重的随行军官，部队行至浚山时，他率领的五千兵马误入敌阵。后经拼死搏杀，斩敌一万余人，终因援兵未至，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打击匈奴是其新立的国策，兵败并不使他感到气愤，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希望战败自杀以身殉国的李凌，被俘后竟然投降了匈奴，并为匈奴训练兵士，和汉朝作对。这样，对正需要以一战取胜鼓舞朝野士气的汉武帝来说，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武帝一怒之下，对李陵家族来了个“夷三族”的杀戮，以示惩戒。
作为司马迁，一个区区史官，在高官云集的朝堂之上，实在有点太卑微太不起眼了。关于李凌一事的个中是非曲直，朝堂之上那些专事政治的官员们一定深知其中利害，因此谁也不愿在此关头多说一句话自找霉头。可偏偏一个擅学术而不懂政治的太史令司马迁，在此情况下，把皇帝的新装戳破，公然为汉武帝彼时正深恶痛绝的李陵讲情。说什么李凌战败投敌实属不得已之举，他定会瞅准时机，自匈奴反戈，再次报效大汉王朝云云。这就触犯了汉武帝的大忌讳，让武帝感到这是在猖狂地为叛臣张目，变相谴责朝廷劳师远征的不对。常言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何况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太史令，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偏找武帝的痛处戳？这样，司马迁身背重罪，在没有足够钱财赎罪的情况下，想保住性命完成自己未竟的宏伟事业，只好忍辱含垢地接受了让他感到“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死后“无面目上父母之丘”的宫刑。
司马迁的因言获罪和因罪受辱，细想起来有以下原因：一是司马迁作为评判历史的史官，只会站在史学家的角度，臧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终究不能真正了解所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奥妙所在。司马迁绝不能达到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察言观色、洞悉世态、圆滑处世的境界和水平。他以一介书生的单纯、耿直和率性，把人人心知肚明却知而不言的事不假思索、不顾厉害、不分场合说出来，最终导致触怒天颜身遭凌辱的结局。二是唯其单纯率直，处于政治核心圈之外，他基本上不了解朝廷在某一时段的大政方针，更参不透天子每一时刻有别于常人的独运匠心，因此也就谈不上能把握得住天子喜怒无常的心态，不识时务地犯颜引咎，招来近乎必然的悲剧结局。众所周知，汉武帝是一个极具胸怀抱负的帝王，他一生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做出了许多开天辟地彪炳青史的壮举。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以开疆裂土的豪迈，勾勒了大汉民族辽阔的疆域轮廓。匈奴屡屡犯汉，善良的和亲政策屡屡被来自辽阔草原的凶悍马蹄声踩碎，大汉王朝为此几乎颜面失尽。作为一个有作为有抱负的帝王，他绝不会听任匈奴如此作践天朝天威，发起对匈奴的战争是他息事树威赢得边境太平的开始。李凌的战败投敌，实在给正踔厉风发一展宏图的汉武帝当头一棒。正在气头上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宣示自己的威严，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做出震慑天下苍生的惊人之举，实不足为奇。司马迁正好撞上了这一刻，成了一枚动怒之下的汉武帝立威泄气的棋子。三是李陵投敌叛国，按司马迁的推理是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他认为李陵在弹尽粮绝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投敌是情有可原的。可对正需要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反击匈奴的汉武帝来说，这完全是无法忍受和无情可原的大原则。他要的是自己的臣子即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不能委曲求全，投敌叛国。更何况司马迁所说的李凌投降匈奴是权宜之计，有谁能证明呢？眼见他都在那边为敌国练兵了，谁还能相信谁还敢保证他日后会从匈奴那里反水，回归大汉？更何况，此时诛杀叛国者的“三族”人等，正是严明法纪、以儆效尤、树立朝廷无上权威的大好时机，即便李凌确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汉武帝也会毫不犹豫地拿他家族的人头杀一儆百，以此警告天下所有心存非分之想之人。这个时候，政治需要大于一切。即使冤枉了一个李凌，可这对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大业来说，也是失远大于得，极为合算的事情。
司马迁就这样在不谙政治奥妙的情况下，迷迷糊糊成了大汉王朝刑典的以身试法者。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无可厚非的，他著述的《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仅就文学价值而言，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难企及的标杆。在他遭受腐刑官复原职之后，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皈依在立志要完成的宏伟事业中了。刘姓王朝的一切似乎与他没有太大关系了。他当初并非贪生怕死甘受其辱，之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为的就是凝结着他家族几代人心血和期望的那本“草创未就”的鸿篇巨制。在给朋友任安的书信中，他带着极大的悲愤，淋漓酣畅、血泪交际地抒写了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言明了自己不为人知的心理轨迹。因为书中直接表达了他对刘姓王朝的不满和鞭笞，也就不敢指望自己的著述能很快流行于当世。只希望书成之日，使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最终“通邑大都”。作为一流的史学家，作为终生笃信黄老学说的正直知识分子，司马迁应该说是纯粹的，也是堪称完美的。
一个专事学问的人，硬要不识时务地去掺和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想把自己千虑一得的书生之见，发散于玄奥莫测的政治湍流中，最终在胸怀大志的汉武帝那里，招致了不堪忍受的刑戮砍伐，这不能不是司马迁为后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之因。
历来政治上的许多杀伐决断，是政治家们的事情。只能纸上谈兵的一介文人，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除了自己具有的专业能力外，并不具备经纬天地的政治才能。然而，这类人中偏有个别自以为是的好事者，喜欢带着书生愚见，对时政高谈阔论。不少时候，这些人的言论真的就影响了某些自身缺乏治国才能的君主，以至成了亡国灭种的祸根。
尤其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在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上，某些腐儒之论实在是误国害民的。如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不正如此吗？不少所谓的精英学者，依仗着自己在政治上有山可依，动辄就领土主权问题大发议论。说什么“人权大于主权”，“忍让就是自信”，“惩罚朝鲜，和善美日”，还有什么要中国毁掉核武器，消除友邦对中国的疑虑等等。这些人不管他们在专业上有多大成就，仅他们对事关国家民族主权问题所发的荒谬之论，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狭隘、短视、愚蠢和奴性心态。岂不闻“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主权之争意味着战争”之说吗？不记得战国时期，六国君主对强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最后亡国的历史教训了吗？
有作为的政治家，就应该像汉武帝那样。不为书生之言所动，即使他是才华横溢人品高尚的司马迁也不行。即便身后的史书上，史学家们真的“挟私以著书”，对你的一生功过妄加议论，甚至横加贬斥，也在所不惜。
政治家就要有毛泽东为了所追求的崇高事业，宁愿摔得粉碎骨也毫不退让的英雄豪气。就要有是真英雄，俯仰天地、吞吐宇宙的豪迈气慨。就要勇于坚守不可移易的正确治国理念，就要理直气壮地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和领土主权完整。就要有汉武帝那样“敢有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的铁血意志与亮剑精神。
那样的话，实为国家民族之幸矣。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