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史航们”不是性别的施暴人，而是阶级的威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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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航已然显得无趣，因为这种社会乱事实在屡见不鲜。
我真的毫不意外于今天的阶级结构下会出现公众性别力量失衡，从而导致众多女性屡屡遭遇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人格侵犯（其实受害者也有男性，特别是娱乐圈，女性权势人物侵犯“小奶狗”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的境况。
太多年来，张斌，张鸣，赵忠祥，周玄毅……以及文艺界、知识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领导”………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就看这几年为大众熟知的、动静比较大的校园内乱事：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最后石沉大海；
2016年8月北师大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最后石沉大海；
2016年10月，有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布该教授不堪入目的淫秽对话截图，最后石沉大海；
2017年7月多名网友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利用考试成绩和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与其进行性交易，最后石沉大海；
还有2020年的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这个不远吧？同样石沉大海……
回想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曾经我们的文艺人士、知识分子和干部官员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今天的「资源垄断阶层」也早已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性别凌辱和女性困局的背后，是粉饰不去的阶级矛盾，而不仅仅是表象的性别冲突——正如前文所述，职场男性同样存在遭遇性侵犯的情况。
2020年1月，赵忠祥去世，主流媒体一片垂悼，绝口不提其淫迹，全网舆论还一口一个“老师”的谄腻………
电视时代讲人设，互联网时代讲真实。
所以悼念赵忠祥的是一拨人，对其嗤之以鼻的是另一拨人。
对于今天的太多年轻观众，根本不需要去通过赵忠祥的《动物世界》以了解大自然，同时却没法不发自肺腑地鄙视那一大帮从八九十年代崛起的、仗权欺人的油腻精英阶层。
“春天到了，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如今看来，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又何堪污于如此惺惺谄媚的配音呢，是的吧？
几年前曾有一网络爆文，称：
酒桌上的女子，是佳肴珍馐之间锦上添花的美味…
字里行间，将中国所谓文艺圈、文化圈那帮油光龙钟的肥腻老男人之色痴浪淫，尽显无遗。
掌握资本并非大部、不过端坐体制内权位的文艺老头们尚且如此，那么那些手握真正庞然资源的权贵，其胯下景象则无需多言。
前年的“阿里巴巴破冰事件”还记得吗？
2021年8月7日晚间，一则关于阿里巴巴内部女员工遭侵害的爆料帖，将早先已经因为垄断国计民生和涉嫌资通外域势力的阿里巴巴集团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该女员工在帖子中举报自己在7月27日和主管领导淘鲜达华北区商家运营组长王成文（花名曲一）出差济南时，遭到商家济南华联商户代表人张国和主管王成文灌酒，席间张国将该女员工拉到另一房间亲摸；席后，被主管领导王成文和女商户陈某某送到宾馆后，王成文四次进入女员工房间涉嫌猥亵。
事后，她选择了向济南警方报警，警方对王成文进行了24小时的拘留审问后，王成文竟然回到了公司正常工作……
按照该女员工的爆料，回到公司她一直向王成文的领导甘启梁（花名阿甘）和九戎（花名、淘鲜达BU负责人）和李永和（花名老鼎，同城 BG 负责人）以及HRG悦尔、丁冬报告和沟通，但无结果。
随后，迫于无奈和悲愤，她在阿里园区食堂散发纸质传单，并将帖子发到外部网络上，终于引发了社会关注。
阿里巴巴CEO张勇获知此消息后，在阿里内网紧急发帖：
晚上得知这件事情，震惊、气愤、羞愧。该道歉的不仅是HR团队，相关的各级业务主管都有责任，都首先应该为冷漠、为没有及时处理而道歉！
随即，阿里官方也做出一系列发声，然而此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十天。
很明显这不是自责和自营，这是意识到品牌危机后的被动公关和表态。
同时，公众由此揭开和控诉的是一个早就在职场心照不宣的封建秽物：“破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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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宽衣解带行淫秽举止，新员工给老员工当公共性伴，奏着淫曲，唱着黄乐，将入职的女性新人当做公司和部门的“团宠”、“群鸡”……
这是现代企业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组织吗？
这是妥妥的地主阶级，这是纯正的资本财阀。
以阿里巴巴为例，这家财阀与“低俗”“性骚扰”等恶性词汇联系在一起早非第一次。
早在2018年5月，阿里就被指员工入职时被要求玩低俗的破冰游戏，强制要求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回答涉及性方面的各种私密问题，尺度之大令人咋舌，包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自己喜欢什么体位”等。
2017年5月10日在所谓的“阿里集体婚礼”上，马云公然开黄腔：
爱是做出来的。
2020年，马云再在公开场合开黄腔：
不但要996，还要669！
后马云时代，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淫味不减，尤其是在月饼门事件和蒋凡事件发生后，其企业价值观开始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
所谓新人“破冰”，淫秽之部分显而易见：一帮油光粉红的老男人聚会，如果不来个美女在当众起哄中翩舞一番，这顿餐宴仿佛就失了趣味、失了肉味。
从现实而论，眼下诸多公司（不论国企民企）的年会、聚会、员工大会更是如此，每每能让那帮口水直流、肥头大耳的领导在台下笑得合不拢嘴的，除了战战兢兢在膝下敬酒的奴才下属，更得是台上排成一列、露着花白大腿、表演着用下班时间辛勤排练的节目的女员工们。
这是不是审美降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阶级降级。
但除了满足色狼们的色欲，在我看来，“破冰文化”事实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作用和诉求：从入职的第一天就彻底地粉碎掉新人的尊严。
性尊严是一切人格尊严的底线，当一位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在众目睽睽下被扒光衣服，在公司领导和职场老人们冒着腥光的注目下被勒令做出突破伦理道德边界的污秽动作时……TA作为一个人格独立的社会人，就已然死去了——于阶级阶层，TA毫无保留地沦为了底层玩物。
从此，TA在公司和部门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动物。
那么剩下的，就职场角度而言，TA从此就是一具没有思想和性格、而脑子里只有KPI和GMV的行尸走肉，可以完完全全地在日后的工作中被压榨、被996/007、被强制加班、被排挤、被利用、被当做牲畜牛马一般地使唤。
这才是众多职场新人或底层职工被扔进职场“破冰文化”、乃至屡屡被上司实施性威胁、性试探、性暗示、性骚扰的真实密码。
一切的性侵犯都只是心理的一时之快和生理的一夜之欢而已，背后的阶级现实才是那群权贵资本行精神摧毁的内在驱动力和“胆量”来源。
直至今天，如此乱象可以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和心照不宣的规矩——女孩们一旦反抗和拒绝，就要被定义为“不懂事”“不识大体”甚至是“守旧”“小气”“不融入集体”等恶名………只能说令人唏嘘。
2021年1月时有这样一条新闻：杭州的王女士因为不想在公司年会表演跳舞，被公司辞退了。
事发当天晚上，王女士9点才下班，可领导不让她走，让她跳一会儿舞，因为公司马上开年会需要“排练节目”。
但王女士很疲惫、直接回了家。领导向上汇报此事，王女士在微信群里提建议：“事情能否提前安排，不要临时通知。” 没成想，公司认为她在顶撞，要求她离职。
如何评价？甚至我都觉得懒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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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的这种职场性压迫文化与阶级等级事实，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自生的，而是舶来品与封建地主糟粕——本一度在1949年被新中国扫清、却又在近四十年来死灰复燃的封建地主糟粕——两者相结合的结果。
这是无需争议的时代之产物。
这种风气，最先是由国门洞开之后引进的台湾企业带来。
1983年，国务院专门颁布了《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当时台凡内部仍处于动员勘乱时期，所谓“民主化进程”尚处于推进阶段，彼期间由于台湾省内政策管制，导致台商很难直接正面到大陆投资。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至到1991年期间，台岛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加速，台伪当局在受到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压力下，开始开放岛内居民赴祖国大陆探亲，随之而来就是大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被降低。
台商投资大陆数量和金额的大幅度上升也推动着两边政策的更进。
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两边的政治对话加强，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经济领域合作迅速深化。
1997年后，由于岩里政男“戒急用忍”的错误措施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台商来大陆投资进入调整阶段。
但2001年后大陆和台岛先后加入WTO，双方在开放程度继续扩大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台资企业蜂拥而入，成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生力军。
台湾资本进场的同时，是台湾资本的文化随之入侵大陆，即便是非台资入股的中国公司，也开始“赶时髦”地以台湾商业为榜样，学习舶来品。
典型的，就是常见的那些资本主义职场制度：对公司忠诚、对领导服从、遵循严格的企业等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需要看到的是，台湾省的这些企业文化当然不是其自生，而是受到其“干爹”日本（准确的说是日资企业）在台岛的入侵孵化所致，后经过辗转来到了中国大陆，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与经济政治变化相生相伴的，是文化界的巨变，比如那句：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曾经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模样？撸起袖子可开山凿渠、架桥修路、测天绘地，卷起裤腿可刨土施肥、化苗为林、绿满边疆，抱起算盘可核弹轰鸣、潜艇下水、卫星升天，站上讲台可熟授党史、深剖主义、宣扬思想。
90年代后出现的一堆“新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模样？无病呻吟地写几本伤痕小说，吊儿郎当地解构、污化、杜撰、编谣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各种方式和载体大刮特刮历史虚无主义之风，配合卷土重来的新生资本家倒逼国家经济政策，时不时“何不食肉糜”得羞辱一下底层民众，以“艺术”“文明”“开化”之名大行帏乱荒淫之事……就都可以自封或被与之蛇鼠一窝的媒体冠以“知识分子”之衔，门槛之低，身心之肮，真乃笑话。
史航，正是这种文化风气与政治土壤孕育出的反动文人。
因而，像他这种空腹无物又不学无术的玩意，一边在舆论场反华（甚至凑热闹支持乌克兰纳粹政权），一边撩骚性骚扰年轻女孩，实在不算难以理解之事。
80年代末90年初，曾出现过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
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文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文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这部分文艺界人士，后被称为“HS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艺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贾平凹女儿贾浅浅“诗作”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
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
这是21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了《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
‘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我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这是十足的政治。
当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一如今天的权势阶层一脸秽色的教育着胆敢反抗色棍领导的职场女孩那般。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
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３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淫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
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这言论，多么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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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四十年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一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发展成了性资源极不平衡的国度。
这导致了两方面的恶果：
① 太多底层女性或被动欺压、或主动为娼；
② 太多底层男性的性需求则无从满足，致使网约车*杀、酒店安装针孔摄像等恶劣犯罪行径层出不穷。
极度讽刺和悲凉的是，与日韩相比，由于这两个东亚邻国在历史上沦为美国资本的殖民附庸，从而至今未能发生真正成功铲除封建体制和男权压迫体系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这奠定了今天日韩尾大不掉的性压迫现状，不论是顶层的政治圈、娱乐圈还是基层的家庭单位。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曾经一度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砸碎过男权压迫，曾建立过男女平等、女有所工而男有所娶的社会的。
因而如今眼见现实污浊，这比起日韩更为让人遗憾。
四十年的演进，今天中国的上层社会、特权阶级、资本势力，其「多妻制」早已在事实上恢复。
与之相对应的是底层群体的极端单身制，并随着社会生存成本的高企，衍生出对恋爱、婚姻、生育等极端的恐惧和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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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倒确实没啥差别。
底层是郁郁寡欢的单身狗，不单是性欲，各个领域的欲望都几乎难以满足，遑论谈及“阶级跃升”。
然而上流社会则是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尤其以大批享受着性贿赂的达官贵人，以及淫欲无度、每每自诩“国民老公”的资本家们，包括那些受到资本庇护、可以随性地艹粉的娱乐圈头部男星……最为典型。
油腻和跋扈，源于阶级的高位，源于阶层的压制。
就眼下，我们一边在将底层的男性作恶者（强*犯、偷拍者、黄色网站开发者、视频贩卖者）绳之以法，一边却对顶层掌握巨量资本的男性流氓们目睹无谓。
比如对王振华，还记得这个名字吗？我们就相当的束手无策，任由其挥洒钞票、勒令如陈有西这样的无良狗奴律师煽动9岁女童“翻案”……
说回阿里“破冰风波”中的P7高管，那帮货色已算是精英阶层，但骨子里搞起聚会还是村头土老板那一套，在酒桌上照样狼狈不堪。
所以如若再将目光投回校园和政坛，那些油腻肥硕的“教授”们，那些动辄对女下属、女干部淫笑涟涟的“领导”们，我想都已完全不用对之感到惊诧。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群众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当生产资料被抬升和聚集，被抛弃的下层群体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依附体”。
他们只能被迫将人身依附于掌握着海量资源的顶层巨头，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甚至穿什么衣服、吃什么菜，都由“新地主”们颐指气使得控制、指挥。
2018年，一众“京圈”大佬在北京聚会。
酒至酣时，只见冯小刚一脸奸笑：
来来来，让咱们《芳华》的女主角给大家跳一段舞！
一帮老男人登时欢腾：
好好好，来来来，鼓掌鼓掌！
连一向内敛的葛优大爷，也在不知有镜头的情况下借着酒劲淫笑叫好。
只剩苗苗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面对一帮色眯眯的眼睛，穿着高跟鞋不知该做何法。
关键时刻，陈道明站出来解围、冲着那一帮油光横肉，高声呵斥
你tm没看过跳舞啊！
“跳舞事件”后不到半年，冯小刚、范冰冰之流的偷漏税风波爆发。
团团伙伙，逾额十亿之巨。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精英阶层”“大佬人士”。
和冯小刚比，和赵忠祥比，和张鸣比，和吴亦凡比，和王思聪比，和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久红比，和淮安市副市长“韦某”（曾在扬州市工作）比，和扬州市广陵区商务局副局长“戴某”比，和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县长李秋平比，和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段颖比——史航，算个屁啊。
跋
鲁迅曾在《关于女人》中有这样的描述：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有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 级的玩具……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讲演有语：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不是什么乌托邦理想国，这就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阶级真实。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