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72亿身家的老板与“我早上没吃饭”的员工


  “你没吃早饭啊?!”

  “我早上是没吃饭啊!是没吃饭啊!”

  M咖啡员工瞬间破防暴怒的这句嘶吼,让我想起了雷军不久前拍摄一条故作亲民的汽车宣传片时遭受的评论区“翻车”……

  1863年的《恩格斯致马克思》中有语:

  人民被侮辱了,这就是不幸。

  而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的话则更加辛辣: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而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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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咖啡事件的冲突本质,实际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即马克思指出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因而作为国内有着“咖啡血汗工厂”、“咖啡界富士康”之称的M咖啡,当我们洞悉了其能够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快速扩张逼近2000家门店的「经营密码」时,也应当不会对如此诡谲乱象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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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在“咖啡门店数量世界之最”的上海,全国多地的M咖啡实质都存在着变态级别的管理制度:早7点之前员工必须要赶到门店,一次迟到即失去千元满勤奖,三次被投诉则直接解雇。

  同时,即使是上海静安区最忙碌的M咖啡门店,高峰时段也仅配备一两名员工——如此人员成本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次“泼粉女工”的那句破防嘶吼,即本文开篇的“我早上是没吃饭啊!是没吃饭啊!”

  然而即便是加班加点,这些M咖啡的员工在如上海这样的头部城市也只能拿到5000-6000元的月薪,且面临着花样繁多的克扣标准——这一切,都在M咖啡门店“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探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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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若卓别林于讽刺电影《摩登时代》控诉资本家的形象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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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与去年年底青岛发生的“保安捅死外卖员”恶性事件雷同,M咖啡事件的核心矛盾依旧是资本在确保利润无损的情况下,大肆将利益损失的风险转嫁给员工与消费者、从而酿成了“底层互搏”式的悲剧。

  而且,M咖啡本身几乎不会付出代价,它甚至可以以“破坏企业形象”为由将涉事员工开除,然后继续招募新人、将源源不断的“牛马”纳入进血汗工厂的系统里——在一个无产者始终难以团结起来的环境里,所谓“就业竞争”的内核也是一种变相的“底层互搏”,它造福的当然是坐收渔利的资本。

  M咖啡自然不是这种模式的发明者,业内最典型的即是世界汽车巨头福特公司。

  福特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今天的快递平台、外卖平台等资本方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递员、外卖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

  它们必须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的数量控制在一个具象的成本量级内,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这就是去年底青岛“保安捅死外卖员”命案的冲突内理,也是如今M咖啡“咖啡师vs消费者”事件的底层逻辑。

  资本,总是双向盘剥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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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电影《年会不能停》里讲述的“先进公司”所谓的“先进管理模式”即大量使用外包人员,也照盘被M咖啡复刻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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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打工人的困境。

  加班,也就是“无偿贡献剩余价值”的本质,是一种资本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英国的工厂到美国的“泰勒制”,乃至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如今,这种企业文化早已蔓延至中国资本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资本家领袖胆敢公然侃侃而谈“996是福报”。

  然而,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居然依旧能蹦出粉饰资本家阶级而控诉工人“做牛马做的不够格”的言论,真乃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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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忍不住提醒胡锡进一句: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早已无需争论,那就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其社会地位早已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

  即便是在所谓“资本至上”的西方,也绝对不可能如今天中国官方舆论场这般屡屡以官员之口说出诸如“我们是店小二”、“企业家是亲人”、“能不捕则不捕”等惊世言语,更不可能实质性默许996等加班文化盛行蔓延,以及在面对民间劳资矛盾时“拉偏架”、特别是令工会完全消失等骇人奇景一再出现。

  胡锡进大可以去问问法国上街游行如家常便饭的工人,去问问美国动辄罢工停运的铁路员工,去问问韩国每年在全泰壹祭日当天聚集呐喊的青年,以及西方国家那些议价权力高耸的工会组织——咱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真的很苦吗?真的“比不过”西方的资本家吗?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里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作者微博,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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