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各路媒体狂轰胖东来，我们到底如何看待胖东来？（之一）
近日，胖东来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从明年起，为了推动美好生活、引导社会文明生活……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不能铺张浪费，婚礼酒席只能邀请亲朋酒席不能超过五桌！如果做不到的、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制定将取消一切福利！未来的胖东来人是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完全有能力靠自己主宰创造和享受美好人生。】
这条信息在各平台被迅速传播，引来各路媒体的鞭笞，各种冷嘲热讽纷沓。
最后，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不得不出面平息各种批评并道歉：
【大家不要再为了胖东来的事情而争论了、我的心愿是好的、的确我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这说明大家对公众及个体权利有更强的意识、开心的是大家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一起努力、让国家更美好、让人们更幸福、让世界更美丽！】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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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交往包括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互相赠送表示心意的礼物，是人之常情，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结婚时，与亲朋好友小聚共同分享幸福喜悦，也是人之常情，这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但是，胖东来所说的彩礼，显然不是“表示心意的礼物”，而是让普通家庭承担很大负担的，比如买房，买车，买黄金，给多少多少现金。如果达不到就不能结婚。
这样的彩礼不是人之常情，是封建买卖婚姻，是陋习，是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也就是“四旧”。
早在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通过《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
【第一条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八条 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项英
张国焘】
在更早的1928年1月5日，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建立了遂川县工农政权后，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就写了“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为让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经毛主席修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定稿后的大纲称为《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包括了“讨老婆不要钱”这一条。
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
【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八条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装(妆)。】
《闽西青妇要求纲领》《上杭县妇女斗争纲领》中规定“取消聘金，反对父母拍卖子女”，这些规定基本上都是将定婚中的聘金视为男买女卖的对价物。（引自《红色革命逻辑与苏区婚姻立法对婚约制的规避陈会林》，作者：陈会林）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废除中国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件，“标志了中国婚姻制度底大革命开端”。
所谓的“聘金，聘礼及嫁装”，并不是互相赠送“表示心意的礼物”，它的实质是买卖婚姻。
“讨老婆不要钱”就是废除“聘金，聘礼及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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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东来的规定为什么遭到了一众媒体的反对呢？
各路媒体以及背后的力量，反对胖东来的这个规定的理由，无一例外是谴责胖东来干涉了员工的私事，谴责强制式命令，应该用提倡的方式。
各路势力对胖东来的鞭笞，举起的一杆大旗是胖东来干涉了员工的私人生活。
按照这个逻辑，苏区的婚姻法也是对私人生活的干预——收取聘礼、聘金、嫁妆完全是私事，干你政府何干？一夫多妻、纳妾也是私事与你政府何干？父母包办婚姻也是私事，与你政府何干？
此次事件的背后，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较量，也是利益的较量。
各路势力所举干涉私生活的大旗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理由是胖东来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一个异类——提高员工待遇也就是提高经营成本、影响其他资本家剥削工人从而使其损失利润的异类——哪怕于东来与他们一样也是资本家。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笔者在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看到过。小说的主人公龙文章（绰号：死啦死啦）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功勋卓著。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开战，于是他被判处死刑。师长虞啸卿是极力主张消灭共产党的，他因为特别欣赏龙文章的能力而为其感到惋惜。在龙文章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与龙文章对话：
【虞啸卿生气地说：“你真的是共党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只要十万铁甲，我让你做了死鬼还无党无派。”
“不是。我只是个不愿意和你们一起伐异的同党。打了太久的仗，打得你手一指我就会扑上去，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一说，狗肉，上——它就扑上去。我不想那样。你想？”死啦死啦说。】
胖东来（于东来）也是一样，他只是个不愿意和其他资本家一起伐异的同党，损害了人家的利益，仅此而已。
记得多年前，有经营药品的商家打低价吸引顾客，但毫无悬念的结果是厂家一致联合起来拒绝给这个商家供货。所谓的低价策略被当做“异类”而绞杀。
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后，为国民党反动派鼓吹的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伐异”。就连新加坡《南洋商报》也不闲着，在1933年8月25日刊登的《滑稽剧的暴露赤区中之男女关系有名无实之婚姻条例趣味隽永的统计数字（二）》：
【赤区内的男女关系，压根儿就是一幕滑稽剧，然而滑稽剧下，他们还是规定了几种手续，就是所谓｢登记」，这种登记的方法,有的是发给登记证，有的是发给结婚证,还有的是用调令式的批示出来】
哪怕你是同党，只要不能跟我们伐异，那你就是被伐的“异”。胖东来就是这样的“异”。
某种程度上，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毛主席在某些人眼里，也是“异”，不是同党的“异”，而是异党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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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东来的“命令”能实现吗？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不可能完全实现。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彩礼的问题。胖东来的彩礼政策只是一个美好的唐吉坷德式的幻想而已。
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彩礼等陋习死灰复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失去了继续阁掵的经济基础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从而失去了群众大批判的能力，这才使得四旧还魂。
根子在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收彩礼）不过是社会存在反映而已。社会存在就是所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当年在苏区，想要完全落实婚姻法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毕竟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存在几千年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铲除干净。
苏区在新婚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一方面是依靠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是有处罚措施的。
但根本上，是苏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制——打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上层建筑——推翻了封建地主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
根据陈会林《红色革命逻辑与苏区婚姻立法对婚约制的规避》：
【针对仍然存在的传统婚约中“包办强迫买卖婚姻”陋习，党中央和苏区政府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治理，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在正式的宣传文件之外，注重利用标语、口号和民歌民谣等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形式，加强对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买卖婚姻”陋习的宣传鼓动，提高苏区民众的认识。例如，1930年闽西特委提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打倒束缚妇女的旧礼教”“结婚不准第三者干涉”等口号和标语;“从前讨亲真正难，礼物银子要几担，无钱真难办。……封建制度要打破，穷人也可讨老婆，真是好快乐。革命世界幸福多，男女恋爱把婚合，自由好快乐。”
二是对顶风作案、顽固实施婚约陋习、严重破坏婚姻自由的当事人予以“严办”。例如，永定县《婚姻问题决议案》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取消聘金及礼物，违者严办”，《闽西婚姻法》规定“［将］女子嫁钱者严办”。“严办”的方式之一是“游街”，例如1932年下半年公略县“发动妇女捉媒婆游街”，1932年11月宁都、安远、永丰等地政府“把买卖婚主关禁闭、戴高帽游街”。】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女方家长收彩礼，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给自家儿子准备娶媳妇的聘礼，嫁女儿收彩礼是为了弥补儿子娶媳妇的资金不足。有了废除彩礼的规定，家里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家庭（这种情况是绝大多数），儿子娶媳妇不需要彩礼，那嫁女儿自然就可以不用通过收彩礼而弥补娶媳妇的亏空了。
而当前的婚姻双方，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嫁女儿收彩礼可以作为一笔收入了。要知道，有6亿人的月收入要低于1000元，收取彩礼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胖东来对于彩礼的规定处罚，可以约束自己的员工，但若胖东来员工与胖东来之外的人结婚，胖东来是无法控制的。胖东来自己的一小块土壤，是无法不受外部影响的。没有外部大环境的配合，只在自己的一小块试验田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大环境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盐碱地里长不出好庄稼的——无论你怎么努力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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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废除彩礼的规定虽然实施得很好，但还是有个别的收彩礼情况发生，甚至在斗私批修的文革时期也偶有收受彩礼情况发生。可见，新旧文化的彻底决裂需要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前，与收取彩礼的斗争是艰难的，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尤其是农业集体化后，收受彩礼基本上遏制住了，但仍有个别嫁娶收受彩礼。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8日第2版刊登的读者来信《应该大力宣传婚姻法》可以看到新旧习惯交锋的尖锐，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编辑同志：婚姻法颁布以后，各地曾合理地解决了很多婚姻纠纷，也有很多男女自由结了婚。但是，目前在某些地区还有不少严重问题，妇女的痛苦，还相当深重。皖北凤阳县鹿塘区，在八月份半个月中就有六名妇女自杀身死。还有不少父母强迫或哄骗女儿结婚，自己从中取利。如凤阳县丁家庄农民丁树三，在本年二月将自己十七岁的女儿说给一个二十八岁的男子朱锡才，得彩礼人民币三十六万元。虐待妇女的事情也很多。如妇女徐焕美，二十岁时被父母包办说给金东村三十六岁的地主金云伍为填房妻，婚后经常挨打受气。她在九月二十九日又被金云伍在街上用棍子打得浑身是伤，幸被下乡工作的县妇女联合会主任仲凯看见，才介绍到凤阳县人民法院申诉。现法院已将金云伍拘押。
为了纠正这种虐待妇女现象，正确执行婚姻法，我建议：一、各级区乡干部，特别是妇女联合会干部要学习婚姻法和有关婚姻法的文件。一面学习，一面进行自我检查。并领导村干部学习婚姻法，使他们认识到宣传执行婚姻法是经常任务之一。二、各级政府首长要在各种会议上将宣传婚姻法作为一项工作布置下去；党团组织要推动农村中的宣传员宣传婚姻法，群众团体特别是妇女联合会更要宣传婚姻法，并按时检查，定期汇报，使婚姻法在农村中家喻户晓。
皖北凤阳县人民法院 戴传德】
即使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甚至是文革期间，也还是有个别收受彩礼现象，但这是极为罕见的了。
《人民日报》1970年4月7日第3版《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去年七月，他到南山大队工作，发现有的青年结婚时，女方向男方要彩礼。刘春樵便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让大家讨论要彩礼对不对。贫下中农都说：这是旧社会买卖婚姻的残余，应该进行批判。就这样，全公社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个“最彻底的决裂”是极其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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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东来做得到底对不对呢？
毫无疑问，废除彩礼制度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自从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一切向钱看，彩礼日渐看涨，完全成为了一个风气，曾经被接近消灭的旧风俗旧习惯都重新还魂了。
虽然有关部门提倡过多次，反对彩礼，但没用，一点用也没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决定了单纯的提倡是不可能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一切向钱看——私有制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有钱是真格的，彩礼是必然。
胖东来的强制性规定，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错误，胖东来的失误在于没有与广大员工商量、讨论，而是直接武断地直接以“命令”强制执行。思想路线正确，组织路线错误，这是不会成功的。
尤其是涉及到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即使提倡进步文化，也要发动群众，在公司与广大员工充分开展大讨论。如果大多数员工认同，那就实施；如果大多数员工不同意，那就不要强求。只有有了群众基础，政策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壮大。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如果发动员工充分讨论，得到了最广大员工的支持，即使通过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大问题了，哪怕实施得有点过火——这是必然现象，慢慢再进行纠正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毛主席也给了我们答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61年5月25日，张平化写给毛主席的信：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
哪怕是为群众好，也要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进行斗争，这是政策推行的关键。要坚决反对恩赐的仁政主义，坚决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
同时要坚信，进步一定取代落后，革命的新生事物一定会取代腐朽没落的旧事物。
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私有制下的破四旧，注定是不可能彻底的。
《我的团长我的团》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小蚂蚁：“你的部下什么都不信，不是你想就能挽回的事情，因为这个衰老的社会没给什么让他相信。年青必须取代衰老，一代人创造不出历史，有这个，我们才不仅是文明古国，也是永远的少年中国。我这里有本书（赤色书——井冈山观心注），你要是愿意看又能保管好，我可以借给你，反正我在上边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年青……”】
毛主席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
私有制，是衰老；彩礼，是衰老；一切落后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是衰老；这些衰老必将被年青取代，也就是被进步的公有制、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取代，衰老的四旧一定会被年青的四新所取代。
还要记住毛主席另外的话：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