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只有毛时代的人民商店会比胖东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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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整理同仁堂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段历史：

　　同仁堂的老字号更见久远，创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靠着“御药”身份创立了金字招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同仁堂数次险些被德资拜尔和日资企业控制；“父传子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不仅没能使同仁堂壮大，反而因为历次的子女分家陷入各种家族内部纷争。加之旧社会中医凋零的背景，到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已经陷于无人管理状态。

　　一场劳资纠纷后，在职工代表的推举下，外姓人乐松生当上了北京同仁堂经理。1954年，乐松生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被毛主席接见。

　　公私合营之后，同仁堂才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传统中医的济世情怀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在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下，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同仁堂的门店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同仁堂还成立了邮寄部，对外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应，深得人心。

　　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持续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事后，顾客投书称赞同仁堂可贵的风格，认为像同仁堂这样的大药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然而，80年代以后，同仁堂慢慢变了。

　　2012年，北京的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张姓大夫接诊并认为夏女士例假推迟是因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便给夏女士开了7天的药，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因同仁堂开的中药里面有孕妇忌用的红花和桃仁，被误诊的夏女士去同仁堂找张大夫，而张大夫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就再没有露面。

　　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天价诊疗费和药费……

　　为什么会这样，大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同仁堂自身的变化更是关键。

　　1997年，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医药企业位列120家大型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同仁堂至此彻底走上公司制和资本化运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