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货与币的关系浅说
一位厨师手拿锅铲，炒出一桌满汉全席。一位绣女用一根钢针，绣出一幅锦秀河山图。
一位木匠用斧子、凿子、刨子，把一根木头做成了精美的茶几。
锅铲，钢针，斧子、凿子、刨子之类，是厨师、绣女、木匠的工具；蔬菜、肉类，五彩丝线、白练，木头，则是原材料，而满汉全席，锦秀河山图，精美茶几，则是成品。在制作这些成品之前，厨师、工匠、绣女需要长期的训练以掌握相关理论，练习具备相应技能，在制作成品之时，心中有个设计，甚至有个图纸。当然，厨师、绣女、工匠所需要的工具不止这几样，还有勺子、剪刀、尺子之类。货币，就是政治家、或者说统治集团、或者说领袖制作自己的政治作品时的工具之一。
人口、资源、疆土，就是政治家手中的原材料，稳固的政权、广阔的疆域、强大的军队、团结安全的社会、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后勤、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政治家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制成品。要制作出这个成品，政治家、统治集团、领袖除了需要一个图样，需要动员人力、物力等原材料，需要分配不同行业的劳动力资源，需要平衡各行业的利益所得，需要保证各行业比例合理，需要保障男女老幼，需要保障生老病死，需要保障耳目口鼻，同时需要把人力物力调配到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军事行动上，达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局面，达到被第三世界人民抬进联合国的局面。货币，在私有经济条件下，就是这么一个工具。或者说，是重要工具之一。统治者，控制货币发行的流通，即可以控制人力物力的分配，就可以动员人力物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修长城就修长城，要打匈奴就打匈奴，要抗美援朝就抗美援朝，要搞两弹一星，就能大修水利、大办教育、全面消灭传染病、发展高科技，提高生活力水平，建立完善的、几乎免费的社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体系。总之，应用自如。所以，货币，和其他工具，比如公有制一样，是政权的关键成部分。不能假手于人，不能出让于人，不能分割于人。当然是币的发行，决定了货的生产、流通，而不是货的生产流通决定了币的发行。币，是帅；而货，是卒。币，是主；而货，是从！
在私有制条件下，把货币发行到房地产领域，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房子；把货币发行到钢铁领域，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钢铁；把货币发行到军火生产领，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军火。在私有制条件下，即破除了土地、资源国有的原则，人力可以随便雇佣、资源可以随便开发、土地可以随便占用，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掌握了政权，谁就可以随便动员人力物力。在多大规模、程度、领域内掌握了货币发行，就在相应规模、程度、领域内掌握了政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自己的“成品”。注意，我要再强调一下，我并没有说货币是唯一工具，我只是说在私有制条件或者说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动员人力物力的关键工具、重要工具，必不可少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权属性和主权属性，所以我称之为货币主权、金融主权。除了货币之外，还有政权的强制，还有法律、政策的保证，还有思想文化上的诱导。一个政权，只能有一种货币，只能由统治集团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保障需要，自主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发行领域、发行对象、发行时机，并以国有垄断性商业体系回收货币，由政治银行控制货币流通，防止货币被假冒、被窃取、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权被篡夺、被分割、被削弱。是货决定了币，还是币决定了货？那么，请问，是厨师决定了菜的种类、味道，还是锅铲决定菜的味道？是绣女决定了锦的图案、品质，还是钢针决定？是工匠决定茶几的式样、质量，还是斧子、凿子？
厨师，即使有原料，如果没有锅铲等工具，就做不出满汉全席；绣女即使有原料，如果没有钢针，就乡不出锦秀河山力；木匠，即便有原料，如果没有斧子、凿子、刨子等，也无法做出茶几。工具，很重要。朱元璋很早就知道铸造铜钱“洪武通宝”，还知道印刷“大明宝钞”纸币，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宝钞提举司”（铸造铜钱的机构名称，我忘记了，似是叫宝源局、宝泉局），有一套法规，有相关设计和制作专业人员。洪武朝，明军南征北战，先后征元、讨漠北、征辽东、征云南、征西蕃、备倭冠，四面八方都在打仗，一直打了三十年，而且还经常筑城、修水利。如何保障供应？还要恢复生产。中国主流学界说，战争年代无法搞建设，只有和平年代才能搞建设，胡说八道，根本违背历史常识，不看历史书。当然要开荒、屯田、养马，要有赋税，要有繁重的劳役、兵役，需要建立庞大的国有企业，研制生产盔铠甲胄、火器弹药、兵车舡船。将军、士兵、役夫，劳苦功高，需要给予一定回报，朱元璋通常以赏赐的方式，作为一种制度，给予布帛、衣服、粮食、盐、金银等实物铜钱、宝钞。注意，这里的金银，我归入实物，并不归入货币。因为朱元璋，是禁止民间贸易使用金银结算支付的。那些声称金银天然是货币的人，需要注意这一点。越是往后，宝钞越成为赏赐的主要手段。金银只是一种生活用品，不许作为货币流通。大明宝钞，洪武通宝铜钱，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自由兑换。但是，中央不设兑换机构，由民间自己兑换。私人是禁止铸造大明宝钞和洪武通宝的，明朝在全国各交流要道处设立有巡检司，查禁假币，违者或杖、或流、或斩。铜钱，流通已久，本身又有一定使用价值，所以，老百姓、小商人容易接受。宝钞，是纸做的，普通百姓、小商人就那么愿意接受吗？恐怕不那么甘心。但是，大明有自己的常平仓，以稳定的甚至是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普通百姓、小商人出售食粮，用宝钞支付和结算。既然大明皇帝发行的宝钞可以以稳定的甚至是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到粮食，普通百姓、小商人就甘心接受宝钞。明中央极度重视通宝和宝钞的发行垄断，决不允许地方财阀、大商人染指。关于货币发行权利，是中央和地方财阀、大商人争夺的焦点！因为明中央严惩造假币的行为，所以，地方财阀和大商人、大资本家的斗争策略不是争夺通宝和宝钞的发行权，而是打击宝钞和通宝的流通！其法有三：一是私下交易，用金银支付结算；二是勾结官僚，向政权渗透，取得官僚的庇护；三是设法瓦解国有企业，瓦解国家对盐、铁、铜、茶、马、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垄断生产和商业经济。和今天外资、买办资本瓦解中国公有制的招术，很是相似。明朝的大商人、大资本又搞外向型经济，勾结海外资本，大量对海外出口商品，换取大量白银。最终，大明宝钞、通宝失败，退出流通领域，国有经济瓦解，大明的财政不得不大部分依靠对私有资本的白银税收，处处受制于大资本、大商人，动员能力受到致命打击，导致大明朝灭亡。张居正变法，以我粗浅的研究，他只是加强了税收，并没有夺取货币发行权，没有打击白银的流通，没有打击私有财阀和大商人。恐怕，他也不敢对这些势力下手。靠税收而非货币发行解决财政问题，在私有制经济占据相当大比例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今天，中国还有人强调加强税收而非夺取货币发行权，来解决财政问题，我认为，是极其荒谬的，是愚蠢的。大明宝钞在流通中当然也会贬值，贬值的表现也是粮食这种最大的大宗商口涨价。但这是不是通货膨胀？我认为不是。这是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的，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大宗商品涨价，是因为商业体系被私有资本操纵的结果。西方不懂货币，又要欺骗百姓，所以就编出个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特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谎言。中国学者不加思考，不学历史，人云亦云。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并非不可解决，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国家建立垄断性的商业体系，把大宗商品生产集体公，即可控制其定价。以稳定的价格，以所发行的纸币结算支付，即可解决特价上涨问题，同时，也保证了货币的信用。针对大资本、大商人税收，仅仅是限制大资本、大商人资本膨胀的一种手段，而且不是主要手段，更不是中央需要那点税收以解决财政问题。限制私有资本的办法也不仅仅是税收，更重要的办法是限制大资本的流通范围！禁止从事国家专营的行业，禁止染指民生行业，比如医疗、教育、住房。汉武帝还有一招，非常损，他把全国的富豪都迁到“五陵”地区，然后，在“五陵”搞了个特区，豪华得很，让富豪在这些地方高消费，消蚀他们的资本。朱元璋印制发行洪武通宝、大明宝钞时，考虑过“锚”在什么商品上吗？没有。考虑过货币的信用吗？没有。基本上是想印多少印多少，想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大资本、大商人敢拿着巨额宝钞向皇上要“信用”保证吗？不敢。常平仓是保证大资本、大商人手中的大明宝钞的信用的吗？不是，只保证普通百姓和小商人手中的宝钞的信用。这当然引起大资本、大商人、大财阀和明中央政权的尖锐矛盾。我认为，历代王朝，都有这个尖锐矛盾。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现在中国，仍然存在中央政权和外国金融寡头、国内官僚财阀关于货币发行权的激烈争夺。这个争夺的具体情况，和大明朝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之处，一是本质相同，都在于争夺对于人力物力的动员、控制权利；二是手段上，都要向政权渗透，控制政权；三是策略上都打击公有制经济，打击公有制工农业和商业体系。
不同之处，一是大明朝的私有资本和大商人采取贸易用金银而排斥宝钞支付结息，并没有设法控制宝钞、通宝的发行权；而今天，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相互勾结起来，既在国际国内贸易中使用美元计价、结算、支付以排斥人民币，又设法让政权开放金融、执行央行制度，控制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进而与政权争夺全国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权利。二是明朝的国有经济体系，显然没有新中国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所战比例高，明朝国有经济容易打击，而新中国的公有制体系，打击起来要难得多。三是明朝时，还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政权容易垄断货币发行权，货币一旦注入市场，政权即丧失对其流通的控制权，所以，也基本上不存在货币流通控制问题。现在，中国有各种银行体系和股票、期货、债券等金融体系，这些体系是控制货币流通的权力机构和组织机关。今天，国内外私有资本更加注重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控制，所谓开放金融、取消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持股比例限制、投资额度限制，其实就是把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控制权交给外资和官僚买办资本，同时限制国有金融，把动员人力物力的权利，出让给外资和官僚买办资本。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