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滨：为什么会有莫言胡锡进这样的社会怪胎？

　　随着莫言胡锡进被网友起诉，以及那些兔死狐悲的人为莫言的狡辩，大家都不得不再一次回顾莫言那些下流、恶毒的文字。至于胡锡进，他要比莫言更讨厌，因为他比“懂王”还要厉害，简直就是“懂帝”——总是摆出一副人间教师爷的姿态，凡事都要露个脸——至于是不是想露脸却把屁股露出来，大家自有公论。反正这么多年下来，胡锡进的屁股坐在那边，大家却都看的一清二楚了。

　　正直的人们不免总是困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有人要疯狂的诋毁、污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什么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最受人民爱戴的人民军队却要受到肆意的谩骂？为什么中国的作家、新闻媒体却要想尽各种办法从文化和精神上毁灭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此，这些人甚至不惜公然采用造谣、捏造等卑劣手段，甚至把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群众的美好品行强行加在那些反动派、刽子手身上，而把后者的丑恶暴行乃至作者自己内心阴暗扭曲的幻想抹黑在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身上。最让善良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身居高位，享受着“体制内”的种种好处，非但没有受到惩处（至少到目前为止）而且好像因此受到奖励一般？！而且，这决不是个别现象，方方等等一大批人不是依然“吃饭砸锅”干的不亦乐乎吗？！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莫言这样一些不择手段要用文化毁灭我们的革命和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的“作家呢？为什么会出现胡锡进这样打着“权威”的旗号配合敌对势力的新闻工作者？而且他们还长期以来呼风唤雨，纵然很多党员和群众愤怒不已，也奈何他们不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怪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必须从现实和历史的阶级斗争去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功，更是科学、具体认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

　　莫言、胡锡进等人之所以常年不断地发表那样的文字，这其中，肯定有个人的原因。但仅仅从个人角度分析还不够，还得从社会上去比较、去研究。比如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除了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原则的官僚分子，往往就会支持莫言、胡锡进这样的人物。同样的道理，发自内心热爱共产党、人民军队，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人就会坚决反对莫言、胡锡进这样的社会怪胎。而那些自以为有主张、有独立见解的小资产阶级就摇摆其间、左右为难。道理很简单，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官僚分子维护莫言、胡锡进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同样，维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就必然要和这些人斗争到底。自以为可以超越这种斗争的人，则只能在纠结中让人买了还替人家点钱，只有被逼到最后才会和工农劳动群众站到一起（有些人的压力一但减轻，就有动摇起来）。这就是社会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谁要是不承认，那就是最大的唯心主义。

　　除了现实的原因外，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更能清楚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莫言、胡锡进这样的怪胎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同纲领》是给了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必要的空间和地位的。当时在旧中国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又有抗美援朝等外部压力，恢复、发展经济的压力之大是远远超过今天的。

　　但是，当时我们党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又坚持对他们进行监督、引导和教育。当发现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发起进攻，用行贿、权色交易等手段拉拢腐蚀我们党的干部，妄图在我们党和政府（军队）内部钉入他们的楔子甚至建设资产阶级的“堡垒”的时候，我们党迅即发动了“三反”群众运动作为自卫，并在严肃清理了自己的队伍后又发动群众开展“五反”斗争作为向资产阶级的反攻。我们党在当时比现在还要大得多的恢复、发展经济压力之下，没有提出给人家当“店小二”，而是坚决依靠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爱国群众有理有据、有节地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非但没有影响恢复、发展经济，反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步，并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意义。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读“三反”“五反”斗争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的时候，往往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当时的群众就能够敢于在大会上当面、公开地检举自己身边的贪污犯？为什么能够形成那样的社会压力，从而迫使贪污犯主动在大会上公开坦白交代？虽然“三反”运动一开始，也有个别领导低估了本单位贪污犯的数量和程度，但为什么党中央毛主席能够坚决督促他们改正，并把那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及时停职？为什么整个干部队伍没有出现“软罢工”等消极怠工现象？为什么“三反”没有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演？为什么“三反”没有成为取消职工福利的借口？......

　　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看待历史，而往往没有真正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一是革命的惯性正处于最高峰。因为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正处于高潮。当时虽然我们党已经在大陆基本掌握全面政权，但有些地方的土改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结束（今天，我们还要强调说明，在台湾解放之前，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二是长期的革命锻炼除了坚强有力的先锋队和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政治素养的群众队伍。这是社会发展进步极其宝贵的资源，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可靠最可信赖的力量。三是当时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高涨的国际环境，以及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党有有意识地领导人民开展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群众教育运动。而不是像今天胡锡进这样的人那样一方面恨不得投生到美国，另一方面在美国已经全面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还要忽悠“中美不是敌人”“中美开战，中国没有胜算”等。这使得革命、进步成为社会的主流，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崇拜已经被打破，因而能够理直气壮地用无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社会行为，贪污腐化浪费被全社会看作可耻的行径，而不是笑贫不笑娼、有钱就被人叫爸爸。

　　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当时的情况，简单说来，这三条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三反”斗争以及此后的“五反”能够如此迅速、普遍而又严肃、深入地开展起来，并为此后整个新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党风政纪、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三反”、“五反”是建国后对资产阶级进攻的第一次严重、重大的自卫和反攻。之所以比较顺利，出上述革命的惯性、干部群众基础、国际环境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旧的、原来的、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势力压迫只能跟着共产党走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上都是软弱无力的）从外部向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非正式的、自发的进攻——当时的民主党派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

　　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快引起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高超的历史预见性并富有革命经验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尤其是领袖的警觉。所以，毛主席选择在抗美援朝斗争大局已定的有利时机开展了对旧的资产阶级这种自发进攻的自卫反击取得辉煌的成果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但历史的发展是复杂多变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及其帮凶国民党反动派被打败了。旧的、原来的、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势力压迫只能跟着共产党走的资产阶级也被成功地改造了。但并没有万事大吉。远远没有啊！

　　国际环境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了变化，革命和进步地潮流遭受了挫折。国际垄断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无孔不入。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完全离开商品交换（但不等于要崇拜商品经济，而是应该利用和限制）。如此一来，商品交换的原则、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历史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加持下会成为很多人的行为准则。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具有了新的基础。他们一开始是从思想上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作为一个实在的阶级存在。他们自以为可以不必像解放前那样必须跟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了。小资产阶级既为官僚主义提供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基础，又因为其自发性而成为资产阶级（国际资产阶级）的俘虏。这些小资产阶级就像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山岳党人一样，再也没有了1793年—1795年山岳党人的荣耀，而成为大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篡夺革命果实最趁手的工具。害自己更还别人（工人阶级）、“为人做嫁衣”、让人家买了还替人家点钱，说的就是这些人。

　　中国长期的封建和官僚主义传统，会用各种方式强化、固化官僚特权。这种特权一方面会和商品交换原则发生冲突，但两者更会结合起来，互相利用、互相加强。当年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权当然这个情况要深刻复杂的多，但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就容易去理解和把握了。

　　这样，就出现了和“三反”是旧的、原来的、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势力压迫只能跟着共产党走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上都是软弱无力的）从外部向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非正式的、自发的进攻完全不同的情况。现在是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威逼利诱下，在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盲动下，在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掩护下以官僚主义和特权为幌子的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在共产党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就是他们的根基和堡垒。

　　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全世界，这都已经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沉痛的历史事实。苏联等党和国家的命运难道不就是明证吗？

　　这些贪污腐化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把他们舒束缚住的革命历史、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爱等等。他们当然需要用各种办法向党和人民进攻。小说等文学形式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莫言等人就是代表。新闻媒体则是另一个阵地，胡锡进就是典型。

　　为了自己的生存并取悦他们的洋主子，他们就必然连同自己的民族和自己国家的历史都要疯狂的污蔑。这是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国家的那些“第五纵队”不同于他们苏联同行的地方。同时，更显现出其渺小和卑鄙无耻。

　　这里当然只是非常简略的说明，但应该能够帮助那些善良的人们解开心中的困惑。

　　怎么办？根本上说就是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悟。只要他们觉悟了，不再被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人”欺骗，从而冲破资产阶级思想和牢笼，把命运掌握在革命无产阶级手里，一切就都好办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有人起诉莫言、胡锡进感到欢欣鼓舞——这才是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表现。

　　当然，“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这就需要继续革命，尤其是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只能是革命的继续，而不能是任何其他东西。

　　放手反动群众，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束缚思想的各种绳索彻底挣开，依靠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的力量挖掉资产阶级（主要是国际垄断资本）渗透进来的各种势力，并持续不断地彻底清理干净——从组织上到思想文化上，各个领域来个大扫除并持之以恒。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也是唯一的生路。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唯一的生路，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唯一的生路。前人用伟大的牺牲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要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任重道远，我辈勉之！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