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出了新的现代化之路

　　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极度丰富，土地资源则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设法快速积累资本，寻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资本短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条件，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因此就必须在资本主导力量之外，去寻找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因素，显示社会中间实际上也只有唯一的选择：政治权力。

　　从土改结束开始，中国农村就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逐步形成强大的基层政权，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基层政权，具有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覆盖全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所具有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资本所能达到的限度，动员能力一度显示出超越了劳动力的存量的趋势，从1958年秋天开始，毛泽东针对这个过剩的动员能力的滥用现象，系统地进行纠偏。在资本和政权两种可选的整合因素中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是政权而不是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强化农村基层政权，中国的丰富劳动力就肯定无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陈永贵说的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寨大队的社员就无法肯定今天的“无报酬劳动”是否在未来可以取得适当的报酬，又或者陈永贵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归自己搞“经营者持大股”，显然“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着眼于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一是强化基层三级政权以增加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要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通过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以给劳动者适当的保障。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只有陈永贵那样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够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中国的精英们好像永远不明白，所以毛泽东特别愿意提拔陈永贵当副总理。

　　如果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建设。有的人讲，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而且兴趣也不在建设，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用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这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的建设。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实现中国的初级的工业化。毛泽东在建设中，实际上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