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动员群众：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逻辑建构（1921-1949）

　　一、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

　　（一）“起来”语义缘起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起来”释义有五种，在《汉语大词典》中，“起来”的释义更为丰富，相关语义均符合日常语言经验。其中常见释义如“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中的“起来”表示“起身来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此处“起来”表示“发生”。明清以降，“起来”作为一个口语化的词语被广泛应用于小说体裁中。

　　本文所探讨的“起来”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奋起、站出来、挺身而出”，也可理解为“拿起武器、发动攻击、起义或造反”，如《国际歌》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是“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并且继续”或“表示动作完成或达到目的”，如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是“向上”，如“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具体而言，第一种语义具有鲜明的革命话语内涵，第二、三种语义则需纳入到特定语境中考察。

　　至清季，鲜见“起来”以上述第一种语义出现，后两种则偶被运用。民国以后，关于“起来”的使用渐有涉及“奋起、站出来、挺身而出”的含义，但对“起来”的话语运用较为零散、不成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起来”被纳入党的组织话语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广泛运用“起来”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以此组织、动员、团结群众。无论是《国际歌》中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还是《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意向占据了歌词的核心地位。

　　（二）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

　　从历史逻辑出发、以实际国情为依据，是毛泽东构建“起来”话语的起点。自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击溃国人心理防线以来，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线诉求，成为先进分子的集体共识。但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的努力，都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改良主义被民主革命所取代，封建帝制随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覆亡。而中华民国的成立仍未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人仍受到这“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和榨取。

　　在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的双重作用下，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等政党均以革命为志，力图夺取革命话语权，树己为革命正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中表明了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但实际情况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革命策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在对自身力量、革命阵地的需要、国民党革命势力和共产国际指示等情况作出综合研判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在各党派的话语体系中得以明晰，但囿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框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未能实现重大突破。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以俄式革命话语为内核，忽视了中国实际国情，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至抗战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明确了带领中国人民“起来”的逻辑起点，构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体系。

　　为考察毛泽东运用“起来”并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变迁历程，笔者选取《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毛泽东文集》第一至五卷（以下简称两份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毛泽东在1921-1949年间使用“起来”革命话语的语义类型及表达特征进行分析，挖掘“起来”的话语价值，探究毛泽东在革命背景下以革命党的角色对革命话语“起来”的形塑与建构。

　　二、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三种语义

　　（一）表示“奋起、站出来、挺身而出”语义的“起来”

　　“奋起、站出来、挺身而出、拿起武器、发动攻击、起义或造反”等义的“起来”是毛泽东建构该话语的核心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革命斗争就是话语的斗争”，革命话语就是毛泽东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表达与沟通手段。1922年，中共首个机关报《向导》发刊词中，明确表示当时的中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中华民族“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致力于建设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可见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便呼吁国人“起来”，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亦呼吁“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为帮助民众理解和相信“起来”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将“起来”作为话语支点，运用于古今中外革命运动的案例之中。1926年毛泽东援引外国工人革命以倡导中国的阶级斗争：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他进一步指出，“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他还以巴黎公社为例，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

　　毛泽东将“起来”的话语力量重点作用于农民。为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揭示，无论是国民革命的成功，还是农民问题的解决，都赖以农民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该文反复号召农民“起来”，强调了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是必须要发动他们“起来”的对象。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赞颂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显而易见，“起来”的话语表达落实于农民运动，且反过来再次支持毛泽东的“起来”话语力度，融入其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思想和革命话语体系。

　　“起来”的话语表达除作用于农民运动外，毛泽东还将之运用于党内思想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如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各种思想作出指示：“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1931年中共总政治部通令，要求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将《时事简报》举办起来，毛泽东力图在新争取的区域为群众做好解答工作，从而更好地“引导群众起来斗争”，达到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成效。

　　随着“革命”和“战争”的推进，“起来”的话语力度愈发深厚。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毛泽东力求“唤起民众”，呼吁广大民众起来抗战，然而至1937年10月，“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毛泽东一方面不断组织动员民众起来，“唤起民众起来抗敌”，另一方面揭露阻碍民众起来的因素，即“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既害怕自身财产受到战争影响，又“害怕民众的起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民众起来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也更能展现出“起来”话语的含金量。

　　同时，“起来”的话语面向愈发广阔。毛泽东大力赞许“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同时指出“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起来”不仅用于动员中国人民，更指向全世界广大受压迫人民。1939年英法苏三国谈判破产后，9月，毛泽东就国际新形势作出判断并指出，无论在何处，人民不愿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可见毛泽东运用革命话语“起来”时兼具全球视野，为“起来”话语赋予了鲜明的国际性。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然而“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为此毛泽东对“起来”的行动导向做出因势而新的阐述，即“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呼吁“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还将“起来”话语用于鼓励民众个人提升。在文化工作中，毛泽东呼吁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毛泽东将“起来”应用于日常学习与生活习惯的倡导中，使之更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并未实现。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同时以战斗风格推进宣传工作，“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49年1月，毛泽东谴责国民党激怒了人民，遭到人民的厌恶、斥责：“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

　　（二）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并且继续”或“动作完成或达到目的”语义的“起来”

　　该语义的“起来”在两份文献中是数量最多的，且多为口语化的语气助词，本身没有什么含义。但当“起来”作为一个革命话语与其他革命相关的话语并用时，则是既关联又相对独立的，而非辅助性质的。笔者对两份文献中具有革命倾向性的“起来”词组做进一步频率排序后发现，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组搭配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建立起来”“发展起来”“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动员起来”等。

　　可见，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革命话语“起来”作为动员群众的抓手。虽然在该语义下，“起来”以表述行为状态为主，主要语义在于“起来”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但是该用法也是强化“起来”话语力度的途径与手段。例如，毛泽东频繁运用“我们要将群众团结起来”此类句型，而非“我们要团结群众”。这说明毛泽东在结合革命需要与个人话语风格的基础上，系统地将第三种语义下的“起来”与具有革命性质的词语配合使用，将其融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为“起来”赋予了革命话语的力度、深度与广度，提升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话语与行动的理解度与接受度。

　　从“团结起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等使用频率较高词组搭配来看，不难发现毛泽东高度重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得以赢得民心的秘诀。下面将以具体语句作为例证：

　　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劳工周刊》上发文倡议：“不劳动的不得食！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劳工神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等地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深入分析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发现“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高阶级的压迫，因之，“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正如在寻乌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间传唱的一首歌，其中歌词写道：“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其中，毛泽东的“起来”话语动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共中央便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强调“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坚信“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他带领中共以“团结起来”为核心话语与行动指南开展群众工作，扎根于沦陷区民众，将他们组织和武装起来，并进一步发动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将“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

　　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及群众的呼吁下，国共于1937年9月正式达成合作。毛泽东再度强调，要将广大工农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同胞们唤起、发动、组织、武装起来，将“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他倡导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希望“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共产党员“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还呼吁将国内各党派和军队团结起来，将国内外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以打倒日本军阀与法西斯为目标，“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除军事战线上的“团结起来”，毛泽东还注重文艺战线的“团结起来”。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民主和艺术方法与作风方面的三点“团结起来”，希望文艺界“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文艺运动中的争议问题，使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中国革命，动员群众“起来”。

　　关于“组织起来”，则更多与农业、农民、农村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揭示：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联合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抗战时期，毛泽东正式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首先便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讲话中诠释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和对群众路线的态度。该讲话以“组织起来”为核心要义，成为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纲领性指示。毛泽东主张“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有可能的力量“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与抗战时期谋求人民群众、国内政党军队、海外反法西斯战线共同团结起来不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对“敌我”作出更清晰的区分，致力于将“我方”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唤起国人起来救国。为保卫和巩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减租减息运动，力图“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1949年4月，毛泽东起草、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要求“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投入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宣告：“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可见，站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然彻底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无论是发动革命，还是动员群众参与革命，都非易事。而毛泽东带领中共不断号召国人起来革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以坚强有力的话语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展动员运动，为中国人“起来”树立了信心，“起来”的概念意旨和话语力度得到深化和强化。毛泽东革命话语“起来”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动员群众的如椽之笔，这也正如党史专家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三）表示“向上”语义的“起来”

　　第三种语义的“起来”表示革命效果或目的，是相对于“跪下”的“站起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拯救民族危亡、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为己任。1936年日军侵入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愈发尖锐，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策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组织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阐述人民战争思想，指出中国民众只要克服无组织状态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针对国内国际局势，提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统一战线中出现的摩擦，则“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这是毛泽东对党内精神与骨气的要求。对于相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毛泽东号召她们“站起来”。在1939年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国人民，不论男的女的，都要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可见，此时毛泽东使用“站起来”的语境目的多为期许与号召，是对所有中国人民精气神的鼓舞，是唤醒国人血性与骨气的革命话语。

　　至1949年，“站起来”的内涵旨意终于由革命目的转变为革命成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伟大论断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被战争打“趴下”的国家、背负着“三座大山”而“跪下”的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从此“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发布，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据检索和统计显示，28年间两份文献中除目录外出现“起来”二字共有1138处。在对其语义进行研判后，得出以第一种语义即“奋起、站出来、挺身而出”为旨意的“起来”共计123处；以第二种语义即“向上”为旨意的“起来”共计28处，其中表示“站起来”的有18处；以第三种语义即“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并且继续”或“表示动作完成或达到目的”的“起来”共计约958处，在对该释义中应用于日常用语、口语化的“起来”进行剔除后，得出与革命背景及内涵相关的，即具有革命倾向性的“起来”约占66%。可见，毛泽东对“起来”话语的建构已成体系，“起来”的概念意蕴和话语内涵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评述

　　（一）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表达特征

　　“起来”革命话语具有群众性与传播性。“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毛泽东运用“起来”革命话语是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具有极强的群众性。同时，“起来”二字非常口语化、大众化，毛泽东将其作为革命话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和亲民的语言风格因应了中共发动革命的现实需要。来自百姓日常生活的革命语言既贴近广大工农群众心理，又易于理解和传播。

　　“起来”革命话语具有坚韧性与信念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经历苦难，不断号召国人起来革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以坚强有力的话语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展动员运动，从中锤炼了愈发坚韧的话语力度与组织强度。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充满信心，对己方所构建的“起来”革命话语拥有高度自信，为领导革命走向成功提供了坚韧有力的话语支撑。

　　“起来”革命话语具有阶级性与时代性。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构建的“起来”革命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身份识别功能，即明确了中共要动员“起来”的是什么人，同时具有清晰明确的排他性，这有利于塑造革命领导集团的权威性，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二）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内在耦合

　　通过对毛泽东构建“起来”革命话语的三种语义考察，可以看出，第一种语义具备该话语的核心内涵。毛泽东并非一成不变地运用“奋起、站出来”等义，而是不断强化“起来”的先进性，做出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呼吁和号召。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不断号召国人“起来”，激活群众自觉“起来”。期间，“起来”的概念意旨不断明确和升华，包括“起来”革命，为救亡而斗争；“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除革命斗争的呼吁，“起来”同样被运用于宣传思想和日常生活中，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广大群众接受“起来”、相信“起来”。“起来”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民、工人、青年学生、中小商人等群体都是毛泽东组织动员“起来”的对象。在党内，毛泽东也重视“起来”话语的作用，呼吁共产党员在思想、行动上“起来”并宣传“起来”。此外，毛泽东的“起来”更面向着全世界广大受压迫人民。

　　第二种语义的“起来”是对第一种语义“起来”的补充与强化。“团结起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等革命话语，为“起来”赋予了生动的表现形式和话语意向，在符合革命需要的基础上，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群众，进一步将“起来”话语深入思想、显于行动。

　　第三种语义的“起来”，则证实了第一种和第二种语义“起来”的话语力量，代表着“起来”革命话语的成功实践。相对于“跪下”的“站起来”，由起初的愿景到最终成为现实，离不开毛泽东所擘画的“站起来”的壮美蓝图，“站起来”的雄壮力量带领中国人民挺直脊梁，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感染力，促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信任桥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是“起来”作为革命话语最贴切的释义与最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