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自述：在延安，我找到了归宿和光明的路

　　一九四九年三月经过地下党的努力，我终于到达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里的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然后我们走了两天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

　　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没有原料怎么办?工人们就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给陕北的美国炮弹壳拿来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

　　我和阳早在革新小组和同志们一起搞革新。当年在洛萨阿罗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推动了原子能时代的诞生，我曾认为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结果我却为杀害十几万无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

　　在延安的山沟里，那时是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简单，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们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时代的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

　　虽然厂里大部分同志不识字，可是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却比我知道的多。他们早上有政治学习，晚上有业务学习，星期六是生活检讨会。

　　在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年终每人都要做鉴定，我们提出自己的优缺点，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对我很客气，表扬多，批评少，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时间一长，大家和我熟了，就开始对我提意见。

　　我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弱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也没有因我是从美国来的就迁就我，而是对我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提多少，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会议。

　　记得头一次我听到批评意见是在从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军拉货的卡车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我们的车，他一个劲地找我说话，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语，感到讨厌，干脆就不理他。他下车后，我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司机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些事，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我惊讶了，根本没想到我还有帮助他的责任。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司机同志比我想的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话的含意是在革命队伍里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