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与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原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1月5日出身于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水族。因地下工作需要，曾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佑民、又铭、又明等。他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建党初期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
1913年邓恩铭入读六年制的小学“荔泉书院”，在该校思想进步教师的启蒙下，初步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因家庭贫困，无力支付学费，1917年8月，邓恩铭离乡远赴山东，投奔任益都知县的二叔黄泽沛(本名邓国谨，从小过继黄姓为嗣)。翌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在济南求学期间，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恶行径，邓恩铭开始阅读《新青年》、《国民》等进步刊物，追求新思想与新文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齐鲁大地，唤醒了这个水族爱国青年，他逐渐认识到埋头书斋是无法救国的。他经常与同学到街头演讲，深得同学夸赞，当选为校学生自治会的出版部长，主编校刊，由此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他与王尽美组织济南学生罢课运动，向山东督军和省长请愿，迫使他们答应向北京政府表达山东各界群众提出的收回主权、严惩国贼等4项要求。
1920年11月21日，邓恩铭与王尽美联络进步青年学生，在济南成立了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邓恩铭经常在《励新》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旧礼教、旧教育等社会现状。他在《灾民的我见》一文中说，“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那么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有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
是年夏，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在济南教育会门前挂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每周组织成员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进步书刊。他与王尽美逐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换。
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住进了博文女校。他俩的房间，正好与邓中夏隔壁。邓中夏虽然不是这次会议的代表，但是受李大钊的委托，参与了大会前期的筹备工作。他与毛泽东、李达是多年的好友，与陈公博是北大的同届同学。邓恩铭第一次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却无暇去游览街景。他从与会的代表口中得知，邓中夏就是《国民》《劳动音》等杂志的主编，是“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领导者，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他像个小弟弟般围着邓中夏问这问那。
邓中夏向邓恩铭详细介绍了五四当天的经过，也询问了济南、青岛等地青年学生的反应。邓恩铭向邓中夏介绍了山东青年抵制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的有关情况，还绘声绘色谈起了他们捣毁贬斥学生运动的《昌言报》馆，把报馆经理、主编等一干人绑缚游街示众的经过。邓中夏仔细听完，喜形于色，连声说好。他语重心长告诉邓恩铭，这一次即将召开的会议，就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共产主义组织，凝聚举国之力，让共产主义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邓恩铭听后，庄重地颔首低眉。
会议召开前夕，邓中夏与黄日葵等人赴重庆讲学，毛泽东、刘仁静、邓恩铭等到码头送行，握手作别。此后，他与邓中夏书信往还，交流读书心得，畅谈各自应着手的工作步骤与理想前途。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有邓恩铭的亲笔书信45封，其中写给邓中夏的信就有14封之多。
1922年春，邓恩铭与王尽美创建了中共济南支部。当邓中夏发起全国劳动立法运动后，京汉铁路和安源煤矿首燃工运烽火，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邓恩铭来到山东最大的淄川煤矿，创建了山东第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矿区工人俱乐部，工人运动的星星之火在齐鲁大地逐渐燃烧起来了。
翌年夏秋间，时任团中央临时中央局委员长的邓中夏，给邓恩铭写了一封信，要他到青岛去“寻找真同志，开办中校，做一番我们自己的教务工作”。邓恩铭按照邓中夏的指示，来到青岛，他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在王象午协助下，邓恩铭在《胶澳日报》谋得副刊编辑职务，以《胶澳日报》为平台进行革命宣传，着手创建青岛党、团组织。他在该报副刊连续转载《列宁传略》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传播革命理论，以期唤起民众觉悟。还在工人夜校推销《向导》《中国青年》《先驱》《青年工人》等进步刊物，并秘密筹组工会。
利用住在职业学校的便利条件，邓恩铭和该校的进步学生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以赠送或推荐阅读进步书刊的形式，向进步学生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传播马克思主义。据记载，邓恩铭曾约集七八个进步青年在工程事务所所长唐恩良家中举行谈话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介绍最近读到的好书，畅谈各自的读书心得，借此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普及马列主义理论常识。
是年9月20日，邓恩铭给邓中夏写信，汇报了自己近段的工作情况，信中说：
仲澥兄：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余外。至于学界则开办为日不多，故学生均寥寥。小学虽多，但均为旧派把持，不易入手。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
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极欲一动，惜余等均不得其门而入，诚属憾事!弟以为作劳动运动非置身其中不可，因外来者加入，十之九引起彼等之怀疑也。弟现拟向机务处谋工作，但因与其处长(昔日一中校长)感情欠佳，恐不易耳。
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象午收，因弟恐将移至他处也。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在此地同志均疲于职务，无暇作党的活动，诚极堪注意之问题也。不知他处亦有此种情形否?
关于工人组织法章程,请觅几份寄来是荷。余俟再达。即候大安,并问诸同志均好!
邓恩铭在信中特别嘱咐邓中夏，“来信均请用中式信封，因西式信封常被检查”。
邓中夏接到邓恩铭的回信后，按照他的要求，特意改用了竖写信封的方式，给他寄来了长辛店、京汉、京奉铁路、汉冶萍工会的简章等参考资料，并在信中嘱咐他，要他利用双十节的机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邓恩铭接到信后，先后来到四方工厂、市政电话公司及淄川等处，发动工人开展斗争。但因统治者防守严密，工作起色不大。他于是于10月11日给邓中夏回信，汇报了他近期开展的工作情况：
仲澥兄：
信转到。“双十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只，海陆示威，一面吓土匪，一面防东省。因此学生也不能游行，个人更不能单独出发了。但我们所翻印的传单，不得已只好由邮政分发。
最可恨青埠没有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我们在此极力的和“民派”想出一小报，但因经济困难，很不易办到。四方到现在还想不出门路进去，殊急煞人!此间电话公司工程股职员罢工，联带工人、司机(全女生)也都罢工。结果工人和司机都得到加炭、加薪的胜利，工程股失败。于此我们知道职员罢工于公司本体没有多大关系，但无形中给工人以一种暗示，则甚好!现在电话公司职员中有朋友两人，已嘱他们乘机给工人组织团体，因工人和内中一位感情极不错。女司机则没有法子。王竹溪系济南平民学会会员，已加入民党。人极诚实，但活动力极弱。可是能常常督促他，也能作事。在淄川一县，想还能以胜任，即嘱他和你通信。
淄川有几个朋友曾在战线上奋斗过，将来很有希望(民主山东革命)。青岛地小人多，事情极不易找。不过《胶澳日报》要我担任副刊编辑，我已答应，而经理又迟延起来，将来如何?还说不定。我这几日帮职校一位同志组织自治会，日内即可成立。接着即组织青岛总学生会，如果没有阻力，能把此会组织成功，则便于作事了。
刊物试寄各十份交山东路启新书社代售，已说好。此书社系王乐平友人办。十份交职校郝骏夫君代售。(郝君思想很好，现在我就是帮他办自治会，章程是我起草，采委员制，不知能通过代表会议否?)
山东民气很好，群众反抗时有所闻，最有力的是产销税(向报已登)和博兴农民杀死卖腴地(官产)的委员，一刀两断。现在青岛盐户又反抗奸商包办盐田。此中虽系两大奸商互争，但如能坚持下去，胜利终属盐户。因已闹破，甲得不着，乙也得不到。
尽管如此，但邓恩铭没有气馁，他改变方式，换上工人的服装，进入四方车辆厂。在他的领导下，11月18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了，邓恩铭担任第一任团的书记。他与王象午等先后介绍了公立青岛国民小学教员延伯真、四方机厂铁路工人郭恒祥、孙秀峰等加入党的组织，青岛市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邓恩铭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担任市委书记。为了更好地打开山东的局面，邓中夏特意委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驻唐山工运特派员李树彝、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等先后来到山东，协助邓恩铭开展工作。正在济南开展工作的王尽美，也临时抽调来青岛。青岛党的力量大大加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
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给邓中夏写信，报告青岛职业学校学生自治会业已成立。信中说：
仲澥兄:
前函想已收到。职校自治会已成立，采委员制，内中已有同志数人，前途极有希望。向报极受人欢迎，订一年者十余人，后至者均无以应。《中国青年》请寄五十份来，《先驱》有十份即可，《青年工人》则先寄五十份来。
尽美来青，共同努力接洽之结果。铁路机厂和港工已有组织，其成绩出乎意外。尽美已有信报告中局，兹不赘。
1923年底，胶济路局和四方机厂借故迟迟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邓恩铭与该厂工人团体“圣诞会”领导人郭恒祥发动工人，于1924年1月28日举行了罢工。随后，胶济路各段、站纷纷仿效，相继罢工。胶济路局和四方机厂慑于全路工人的威力，不得不宣布年终双饷和红利照发，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获胜。邓恩铭趁热打铁，仅用2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圣诞会”改造成青岛市第一个党领导之下的工人团体。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圣诞会”，组建四方机厂工会，会员达到千余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邓恩铭总结四方机厂的经验，逐步推广，最后建立了整个胶济铁路全线的总工会。邓中夏获知此消息，兴奋地撰文高度赞扬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力量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1924年1月，邓中夏巡视南京、北京、保定、济南等地团组织的建设、整顿与改组情况，历时十三天，“接触的旧交新知，约在四百人以上，或杯酒道故，或围炉谈天，或开会演说，或深室偶语，环境万殊，意态随变，悲欢离合，啼笑俱有”。回到上海后，他在《中国青年》连载《北游杂记》。邓恩铭读到《北游杂记》后，为邓中夏的文笔叫好。他特意给刘仁静写信说，“十四期中青内中夏《北游杂记》甚好，我深信‘悲壮’——第一段的文字颇能感动一般青年”。
1924年5月13日，邓恩铭给邓中夏写信，谈到了关于兴办工人补习学校的事情，他在信中说：
中夏兄：
我们现在很有把握成立几个补习学校，但因避免一般人的注意，故决先着手全青岛市的平民教育运动，接着再办补习学校。但此间负责的同志须要参考的东西，请你在沪速觅简章等必需的参考东西快寄来，可直交北京街两级小学校延白真收，他是C候补。
邓中夏收到信后，当即给邓恩铭邮寄了上海大学平民补习学校及小沙渡工人夜校的招生简章及办学章程等参考资料。
1925年3月下旬，邓中夏给邓恩铭写信，提请他把青岛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日资纱厂，组织与发动纺织工人，实现全国纺织工人大联合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接到邓中夏的来信后，邓恩铭特意再次来到这几个纱厂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后，他于4月1日给邓中夏回信说：
中夏兄：
……
青岛计有纱厂七家，四方三家：大康、银月(内外)、隆兴;沧口四家：钟渊、富士、宝来、华新(中资)。以上七家，只华新一家是中国资本，其余六家都是日资，这六家里面要数大康、钟渊规模大。总计七家要有工人三万。现在我们就从大康、钟渊着手。大康有工人五千多，分属于四百多个小头目，现在加入秘密小组的计有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就可以率领三千多工人。 ……所以我们拟乘此机会成立起来，如果大康起来，内外、钟渊就马上跟着起来了。
……“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我们现在以胶铁总分会为大本营(完全受我们支配)向外发展，如果纱、油、码头、电(电话局已有组织)、水道能组织起来，青岛真是工人的了，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
随着四方机厂大罢工的胜利，邓恩铭于1925年4月19日发动大康纱厂50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随后，兴隆、钟渊、富士、宝来、铃木、富士等日资纱厂工人及水道局、电话局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罢工人数达18000余人，由此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在这些工厂陆续组建了秘密工会组织。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主，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邓恩铭的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5月4日，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无证据，只得在一周后将他驱逐出境，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他再次给邓中夏写信坚定地表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离青，因工方正在顺利时代，不能撇弃也。”不久，邓恩铭又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回青岛，与中共四方机车厂支部书记李慰农一起，秘密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在邓恩铭的努力下，6月17日，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王尽美因病逝世后，邓恩铭接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职务。1925年11月上旬，山东地委在济南东关筹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活动时，被敌人侦知，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邓恩铭的肺结核病很快恶化。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代表山东党的组织，赴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与邓中夏久别重逢，相互问长问短。邓中夏见他面色蜡黄，关切地嘱咐他要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邓恩铭心存感激，微微点头作答。在武汉期间，邓恩铭应毛泽东之邀，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介绍了山东工农运动的情况。会后，邓恩铭回鲁，就任山东省委书记。是年11月上旬，邓恩铭来到上海英租界，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以及关于召开党的六大、组建中央特科、组织中央“党报委员会”等事项。会间，邓中夏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勉励他休养好再继续战斗，两人相期在党的六大再见。谁知这次会议竟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会面。
1928年2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坊子召开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改组了省委。随后，新的省委对青岛市委亦进行了改组，邓恩铭改任青岛市委书记。未几，邓恩铭又调回省委工作。1929年1月19日，因王复元、王用章等人叛变，邓恩铭被捕了。在狱中，由于遭受酷刑摧残折磨，他的旧病复发，疼痛不已。但他咬住牙关，先后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在狱中，自知余日不多的他，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其中有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将邓恩铭与刘谦初等21位中共党员一起杀害。一个优秀的水族青年，把自己30岁的宝贵青春，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