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羽：试论文化革命脉络里的大跃进群众文艺实践
导 语
“大跃进”连同它所关联的时代和时代文艺，似乎早已成为“速朽”之物，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即便是在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大跃进群众文艺”也多与“浮夸”“虚假” “幼稚”“粗糙”的固有评价捆绑在一起，而难以作为接近或深入的对象。但是，被主流评价几乎遗忘的是，那也是一个亿万中国人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一个“遍地英雄下炊烟”的时代。
朱羽老师的文章从“文化革命”的角度，重新打开了大跃进群众文艺实践的多重意涵。文化革命的核心任务是使工农群体生成新的主体性，克服“臣属性”，成为“文化的主人”。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立足于打破体力—脑力的社会分工、生产劳动—艺术创造的区隔，群众从中发挥出文艺实践的“主体性”特质，形成了“工农主体摆脱有限性、克服历史必然性、超越现实劳动分工的激进瞬间”，诞生出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虽然大跃进文艺实践由于缺乏从“例外”转化为“常态”的中介而难以为继，但是业已“消逝的艺术”却自有它应该被铭记的部分；尤其当世易时移，工农群体的主体性遭遇巨大跌落之时，历史便构成现实的参照，并推动我们去继续探索全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保马”，原文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1期，感谢朱羽老师授权食物主权发表此文！
作者｜朱羽，1981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
责编｜侯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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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研究“大跃进群众文艺”面临着种种理论和历史的困难。且不说诸如“浮夸”、“伪民间”、“取消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等当代评价已经为深入甚至是接近这一对象设置了层层障碍。就算是在当时，新民歌等文艺实践也并未得到完全肯定的评价。而中共中央在1962年批转《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实际上是重新确认了文艺“专业化”的必要性，因此有学者也称其为1960年代初文艺“重回秩序”的标志。
文艺上的调整对应着现实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整。人民公社这一“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经过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到6月的北京会议，再到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步步退却：缩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发放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虽然人民公社保留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两个基本特征，但与1958年那座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大二公”的“金桥”已相去甚远。也正是在1961年，中共中央正式放弃了喊了三年的“大跃进”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