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肖委：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北京市为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领导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也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党紧紧抓住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关键点，并将其贯穿于运动全过程，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举措，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得到了极大地调动，并转化为支持志愿军作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在地方的开展就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在各项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有效做法，经中共中央批转，被推介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走向深入。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作一些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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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也是提升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深刻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意义，扫除亲美、恐美等错误认识的需要。

　　一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生人民政权，提高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注意力和兴趣还都只局限在本村和附近地区的一些事情上；在大部分城市地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都局限于小范围的社会基层单位。只要个人生存条件不受到直接的威胁，他们对时事政治很少关心，对党和国家也缺乏认同。另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知识分子、职员等因为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人民政权有偏见甚至有敌意。

　　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必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并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扫除恐美、亲美等错误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两国国力对比比较悬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而新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对于新中国迎战美帝国主义，一些人产生了恐惧、害怕的思想。从北京市当时的情况看，有的职员怕原子弹，认为美国武器好，而我们的武器不如他们；部分学生对志愿军没有信心，“听到出志愿兵时，简直不敢往下想了”；一些教员态度消极，甚至反对学生讨论时事；不少工商业资本家态度比较沉闷，惧怕和美国战争。只有少数进步分子表示要积极援朝。

　　另一些在旧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则存在着亲美、崇美的错误认识。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美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有的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美军过去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等等。

　　三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意义，以积极的态度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一些群众抱着漠然无谓、漠不关心的心态，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据有关部门调研，部分学生认为，“朝鲜人民能够解放自己”，美国侵略者“兵力不足，不敢扩大战争”，等等。甚至当党员和团员们积极宣传“形势的严重性”时，有些学生还不相信，或者认为“美帝打朝鲜与我们无关”，责备党员、团员的相关宣传“危言耸听”，“制造战争气氛”。

　　其他阶层群众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认识，比如，北京市第七区一部分上层分子和玉器商对抗美援朝抱冷淡态度，个别甚至抱抗拒态度；又如，在店员、行业工人、家庭妇女、三轮车工人等群体中，有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更不用说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了。

　　对此，毛泽东强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以使全国人民“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结成一条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北京市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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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举措

　　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在认真分析和研判群众的心理变化与实际行动的基础上，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培养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目标导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动举措。

　　（一）开展大规模的时事宣传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将时事宣传教育置于各项工作之首，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时事宣传教育旨在向全体人民讲清楚以下问题：美帝国主义一贯侵略残害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意义；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它发动侵略战争的弱点；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较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强大；原子弹并不可怕等。由此，使广大群众懂得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扫除他们恐美、亲美等心理。

　　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北京市在时事宣传教育方面主要进行大规模的普及宣传。一方面依靠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领导干部组织广大群众通过时事学习与讨论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一方面抽调党团员、学校教师、大中学生等，“通过自学文件、漫谈、讨论、辩论及作报告”等形式，集中训练一个时期以后，派遣他们到全市各区、各工厂及郊区农村进行时事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 1950年 10月下旬到 1951年 5月初，先后动员了 4万多名大中学生到各工厂和城郊各区对 57万以上的群众、80％的农村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工作。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深入阶段后，时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空白点和薄弱区。北京市动员学校师生组织小型宣传队，用“包干制”办法，通过召开小型的抗美援朝座谈会、片儿会、院会、家长会、联欢会和进行家庭访问等方式展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市还十分注重发现前一阶段爱国主义教育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组织他们深入群众中，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宣传，这是“把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到无组织群众中去的良好方式”。

　　经过积极分子的有效宣传，“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普及到了每一角落，显著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据统计，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市共动员了 1.8万名积极分子参加宣传工作。在此阶段，北京市还通过邀请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作报告等形式，运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和志愿军及朝鲜人民的英雄事迹教育群众，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经常化和制度化阶段后，北京市把时事宣传教育从一般的群众性宣传转入有系统的思想教育。在每个企业工会、每个里弄、每个村建立宣传工作网，以便经常地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解释时局发展中的问题、驳斥美蒋特务和反动分子散布的各种谣言；同时在有学习条件的群众中，建立经常的时事学习机制，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系统地研究有关时事问题，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

　　时事宣传教育使群众了解到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到了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的侵略本质，粉碎了在一部分群众中存在的恐美、亲美等思想，大大提高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念。

　　（二）组织各界各阶层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是教育群众、扩大影响和壮大声势的良好方式，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认识和热情的有效方法。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各界群众举行了规模很大且代表性广泛的示威游行集会。比如，北京市工商界在 1950年 12月 9日举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参加者由来自全市 136个行业公会的代表共约5.3万人组成。北京市文艺界和到京出席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代表在 1950年 12月 10日举行了游行大会，提出“要运用一切文艺武器更进一步地打击侵略者”，参加者共 3000多人。

　　北京市妇女界在 1951年 1月 28日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参加者达 4.5万多人，甚至包括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很多妇女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不仅如此，在北京的各少数民族、教会团体、归国华侨等也都举行了抗美援朝爱国示威游行。通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北京市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断提升，政治觉悟明显增强。以妇女界为例，示威游行活动使妇女更加明白参加爱党爱国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明白必须以实际行动反抗压迫，很多过去不愿开会的妇女也积极参加各种集会了。

　　（三）召集群众集会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根据群众的实际经历和切身感受，召开以控诉美军暴行，进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间谍活动，以及对华侨的迫害等为主题的控诉会，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等基层单位组织群众举行了多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会。以 1950年11月为例，天津铁路局北京工务段、北京市慕贞女中、北京市电信局、辅仁大学、北京市电车公司、石景山发电厂等召开了形式各样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会。

　　在集会上，一是由有留美经历的人，结合自己在美的所见所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近代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侵略行为。如燕京大学曾举办了两次教员座谈会，就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作了深入分析。座谈会上不少有留美经历的教授认为，“美国的经济不民主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民主的”。此外，美国一些堕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也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二是由曾遭受过美帝国主义祸害的当事人，诉说美帝国主义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还有不少工人、学生和市民控诉美军烧杀淫掠的侵略暴行。三是由曾抱有恐美、亲美心理的人，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如有大学教授谈到：我们许多人过去都“崇拜过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美国生活方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受了美帝的麻醉”。“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帝的文化侵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控诉会是在时事宣传教育运动取得阶段性成绩后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在运动中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和将运动推向高潮的重要方法之一。“控诉会的形式，最易为群众所接受，因而也感人最深，收效也最大。”各界群众结合亲身经历，通过回忆与对比式控诉、直接式控诉、自我控诉等形式，消除了在对美态度上存在着的“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的矛盾心态，并开始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人民的大敌，“没有祖国，就没有一切”，为“保卫我们的好日子”，必须进行抗美援朝。

　　（四）引导群众与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订立爱国公约

　　订立爱国公约是在抗美援朝运动进入经常化、持久化阶段后持续培育并强化提升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举措，“是各阶层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长期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可以说，订立爱国公约就是要使各阶层各界别中的每个人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

　　工商界爱国公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最早也最为普遍。1950年 11月 7日，北京市工商界代表人士 324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大会提出，以实际行动打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订立了保证巩固经济战线的五项爱国公约，号召全市 3万户工商业者彻底执行。北京市其他行业从 1951年 4月下旬开始普遍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的行动。起初，大部分爱国公约以全区或一个阶层、一个行业为单位订立。5月中旬以后，爱国公约运动逐渐深入到基层单位，开始以车间、生产小组、居民院落、家庭以至个人的名义订立。

　　为了避免爱国公约沦为空文，在订立时规定了具体要求。一是在程序上必须出于每个订约者的自觉自愿，在经过民主讨论以后，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郑重公布，使其成为某一群体必须共同遵守的计划和纪律。二是在内容上所包含的政治的、生产的或工作的、学习的方面，必须切实、具体、简明，不能太抽象、繁杂，同时要保证其可执行、能实现。如北京市电信局秘书科贾蕴章小组在订立爱国公约以前，经过酝酿，在小组内按工作性质（打字、收发、保管）分成三个互助小组，各组职工分头针对自己工作的特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爱国公约草案，然后三个互助组共同讨论，确定并通过全组的爱国公约。此种爱国公约，职工都能自觉地予以执行。

　　三是要经常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同时不断修正和补充公约的内容，并动员群众互相督促，切实贯彻执行爱国公约。这是“使爱国公约充分发挥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并推动各项实际工作前进的重要保证”。比如，北京市第七区协成生布店职工在订立爱国公约后，为保证职工认真执行公约，建立了经常的检查制度。全体职工任命三个工会委员组成检查小组，负责检查公约日常执行情况。每月底，检查小组会在工会全体会员大会上根据检查记录作一次总结，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该店在爱国公约执行过程中工会工作和商店业务都有了显著改进。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创造出来的用以团结和教育自己的重要方法。它使广大人民群众把反帝爱国的斗争意志和热情运用到各种实际工作中，“实际上把人民群众的个人的爱国活动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联结起来了”。通过订立和实行爱国公约，广大人民群众深化了对“每一个人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互相密切结合在一起”理念的认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公约成为“推动国家建设、引导群众进步、发挥群众爱国热情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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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成效

　　北京市通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激发和升华。这种思想层面的提高和进步，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拥军支前，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行动。

　　（一）群众参与支前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支前即支援前线作战，包括直接支前的参军参战和间接支前的拥军优属活动。在参军参战方面，北京市各区县、各工厂、各学校掀起了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潮。为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北京市明确规定：对所有报名参军的青年，一律以负责态度慎重审查，对党、团员与群众一视同仁，够条件的批准，不适宜参军的则一律劝其留下，争取在自己现有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对非党、团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在保证兵源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给以满足。

　　据统计，北京市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达 2万余人，其中4000多人被录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有 3697人。不仅如此，北京市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农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与勤务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铁路员工志愿援朝1246人；汽车司机志愿援朝 44人；医务工作者组织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 29批共 600余人，到朝鲜及其他地方进行医疗服务工作。

　　拥军优属是参军参战的一项重要支撑与保障，主要以褒奖烈士、慰问军人、优待烈军属等为主要内容。北京市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拥军优属的政策举措：在市区，对贫苦残病和无劳动力的烈军属按时给予食物补助，认真组织烈军属参加生产和学习，积极安排他们劳动就业，优先录取烈军属子女入学，规定他们可以享受减免医药费治疗疾病；在郊区，认真组织代耕代种土地。这些措施均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社会形成了尊敬和爱戴烈军属和革命残疾军人的良好风气。

　　此外，人民群众还积极参与到慰劳志愿军及志愿军家属的活动中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于 1951年 4月、1952年 10月、1953年 10月三次组团赴朝慰问。全市民众经常地给志愿军写慰问信、送慰问品。从 1950年10月到1953年 4月，全市寄给志愿军的慰问信达 32万多封。从 1950年 11月至1952年 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市送给前方的慰问金近 173亿元，慰问品 74万多件，慰问袋近 9万个。

　　（二）各行各业大力开展爱国捐献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各行各业群众以极大热情，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爱国捐献运动。1951年 6月 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这一号召很快得到了北京市工商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也是在1951年 6月 1日，北京市工商界各业代表 1200余人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以捐献飞机、大炮、坦克以及食品和医疗用品来积极支援前线的议案。此后，北京市把捐献武器与制订增产捐献计划、订立爱国公约相结合，不分城市与乡村，不分阶级阶层和信仰，广泛深入地推广开来。

　　在爱国捐献运动中，北京市各工矿企业的工人发挥了先锋作用。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铁、利用废料、捐献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飞机。郊区的农民则以多打粮和搞好副业生产参加捐献，如“北郊小黄庄李杨氏种了 10亩地，保证锄苗三、四次，每亩地上粪 5车，可增加 250斤玉米，计划捐献一半”。

　　学校师生则将学习和生产相结合，采取制作教学标本、仪器，翻译书籍等办法增加收入进行捐献。工商界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增加收入参加捐献。值得提及的还有，北京市京剧表演艺术家以义演收入捐献了“鲁迅号”飞机；妇女界用积攒的钱捐献了“北京妇女号”飞机；各大医院和诊所通过开展星期日半日义诊等活动，捐献了“白求恩号”飞机；少年儿童用省下来的零花钱捐献了一支冲锋枪等。

　　北京市还强调，应以搞好生产和本职工作为主；捐献要量力而行和自觉自愿，不搞摊派，不搞一刀切，不搞命令主义。据统计，从1951年 6月初至 1952年 4月底，北京市共捐献 1410.4亿元，合战斗机 93架，大大超过原认捐数字（原计划认捐 1035亿元，合战斗机 69架）。

　　（三）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蓬勃展开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各行业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中，各行业群众表现出了高涨的生产热情，很多工厂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并要求工人“保证任何情况下坚守岗位，消灭公伤与责任事故，以加紧生产的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为此，许多工厂将生产图表制成“抗美援朝杀敌立功图”，使大家觉得“在生产中也能立功，消灭敌人”。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生产小组是运动的实施主体，基层工会是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在竞赛中，各级工会普遍重视厂矿中的班组工作，引导职工把抗美援朝的政治热情与生产任务结合起来，在班组中订立爱国公约与个人增产节约计划，把爱国公约作为组织劳动竞赛的基本形式。既注意培养典型，推进整体，使运动由点到面，步步深入，又注意提倡劳动与技术相结合，鼓励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工作法，使运动稳步前进。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各生产单位通过发起和响应竞赛挑战的形式，努力在提高生产效率、改进技术、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等方面为实现增产提供支持和保障。以北京市电信局为例，该单位以争取超额完成增产计划为目标，在“线路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差错、障碍就是敌人”的口号下，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一方面“开动脑筋，发展业务”，一方面“精打细算，节约开支”，最终取得了多项喜人成绩。例如，在 1951年 7月份电报通报次数比 6月份增加 10.2％的情况下，业务材料消耗量却比 6月份降低 14％，共节约 800余万元。

　　从 1951年 11月到 1952年底，北京市 119个国营与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参加劳动竞赛的职工达 22.7万余人。北京市机器制造业等 5个产业工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推广先进经验达 153种，参加学习、推广先进经验的职工近 4万人。全市广大职工群众一年中提出合理化建议 2438条，仅就被采纳的可以计算价值的 1629条来说，就可以节约成本 155亿元。到 1952年底，全市厂矿企业除了完成比上一年度提高 32％的国家计划外，还为国家增产节约了 11729亿元的财富，超过了原计划 8000亿元的46.6％。

　　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扎实有效的。通过各种宣传动员措施，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爱国主义意识，消除了错误思想，在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认识上形成了正确认识和统一立场，为克服困难，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完成其他各项艰难繁重的工作任务，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