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绝非肇造民国的“功臣”
袁世凯对民国政治的破坏，本质上是辛亥革命未能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集中反映。只有当无产阶级接过革命领导权，中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揭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突破，其历史角色得到更为全面的揭示。但有些研究走向极端，过分拔高对袁世凯的评价，甚至称之为肇造民国的大“功臣”，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破坏共和制度
袁世凯从来没有接受民主共和思想。1912年，顾维钧在与袁世凯针对共和问题进行交谈后失望地认为，“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核心内容是将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试图通过削弱大总统的行政权力，制约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之初，袁世凯尚能遵守《临时约法》，但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不久，袁世凯便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废止了依据《临时约法》精神制定、由国会投票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
1914年5月，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按照他的意愿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这一约法也被称为“袁记约法”。这部“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将参议院变成总统咨询机构。对此，李大钊评价说：“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余地。”袁世凯实际成为“世袭大总统”，回到君主政体只是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打破法律约束后，袁世凯解散国会，打压政党政治。民国初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政党政治热潮，袁世凯选择支持“进步党”，与寄希望于用政党政治制衡总统权力的革命党人相抗衡。
1912年12月，全国各地开始了第一届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负责组阁并任内阁总理。岂料不待民国首届国会召开，宋教仁便在动身前往北京的途中遇刺身故，这就是著名的“宋案”。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北京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之间脆弱的平衡也就此打破。袁世凯更加专横跋扈，签订“善后大借款”，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对南方革命党人发动内战。孙中山等人发动武力反袁的“二次革命”，很快便惨遭镇压，被迫远走海外。国民党组阁的希望破灭，而暂时消除了革命党武装反抗隐患的袁世凯，行事越发肆无忌惮，国会地位岌岌可危。
1913年10月，袁世凯指使军警以“公民团”名义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他又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并解散国民党，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国民党被解散后，“进步党”成为唯一重要政党，可是不久“进步党”也发生分裂，政党政治遂走向衰歇。1914年初，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与各省议会，议会制彻底中断。
从上述作为不难看出，袁世凯思想深处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意识，因此很难理解民主政治的价值，更遑论接受这套制度。袁世凯实际上是“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破坏者。当他走上独裁之路时，中华民国就只剩一块空招牌了。
上演复辟闹剧
袁世凯利用“法律”确认了其独裁权力，但这并没有使他满足。大权独揽的滋味勾起袁世凯内心深处的帝王思想，诱导他复辟帝制。为炮制拥护帝制的舆论，袁世凯先是发布尊孔令，恢复祭孔和祭天典礼，接着又授意手下在社会上散布“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言论。1915年8月，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公开鼓吹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中国。同时，筹安会宣告成立，专以废除共和、恢复君主制为政治目标。筹安会和各类由袁世凯亲信操纵的“请愿团”一道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掀起了一场国体变更运动。
1915年9月，参政院讨论恢复帝制的请愿书。在筹安会的压力下，同意帝制的意见占多数。袁世凯惺惺作态地否决了参政院的呈请，并说“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两个月后，“民意”出炉，1993名所谓“国民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政体。参政院遂上“拥戴书”，袁世凯假意推辞一番后便欣然接受了。梁启超对袁世凯伪造民意有过准确的评价：“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民国纪年，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称帝，既违背他出任民国总统的誓词，更违背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其统治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蔡锷率先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激发了人民捍卫共和的斗志，也引发了北洋集团的分裂。在内忧外患、众叛亲离的境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随后其身体和精神迅速崩溃，于6月6日死于尿毒症。
出卖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只有不受外来侵略、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共和政治、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袁世凯为换取列强对其称帝的支持，主动向侵略者出卖国家权益。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俄、日五国签订《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关税作为抵押，向五国借款2500万英镑。这笔借款实质上是政治借款，它让西方列强得以名正言顺地控制中国财政，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一战爆发，日本企图趁机独占中国。日本对德宣战，却出兵山东青岛，从山东北部龙口登陆，在齐鲁大地上肆意横行。袁世凯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敢提出异议，坐视日本私自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权。此后日本更是步步进逼，向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完全没有与日本对抗的胆量，又急于获得日本帮助以镇压革命党，只得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日本在华权益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张。
对于袁世凯的输诚，日本方面也不无“投桃报李”之举。“帝制运动”初期日本曾表示，若袁世凯诚心联日，“可除一切故障”，这一表态成为袁世凯推进帝制的催化剂。但由于所获利益未达预期，日本又联合英、俄等国劝告帝制延期。护国运动爆发，日本见袁世凯已成众矢之的，遂不顾袁世凯援助请求，转向支持倒袁。袁世凯向日本出卖祖国利权，最终不仅没能换取支持，自己反遭愚弄。
肇启民国乱局
袁世凯不仅生前打乱了民国的建设进程，死后还成为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洪宪帝制失败，北洋政府权威受挫，又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收拾局面，各路军阀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持续十多年的混战。这些军阀和袁世凯一样，只相信军事实力，而对民主共和等进步思想少有领会，只知将其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中国表面维持着共和形式，实际上由军阀实行军事集权统治，总统、国会等均任由军阀摆布。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历任大总统，有些缺乏强大军事实力支持而处于无权状态，如黎元洪、徐世昌；一些有实权者则恃其武力或财力践踏民国政制，如以“贿选总统”著称的曹锟，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民国政治基础的国会制度很难有效维持。袁世凯死后，先前解散的第一届国会被重新召集，但到1917年张勋复辟时又遭解散。当时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与此相对，北洋政府则在皖系军阀控制下选举组成“安福国会”。象征民国法统来源的国会竟上演了南北二分的闹剧。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安福国会”于1920年8月自行闭会。1922年，第一届国会再次恢复，但那时的国会议员大多收受直系军阀的“出席费”并为其服务，其后更是出现曹锟通过贿选成为大总统的惊天丑闻。国会作为军阀玩物的本质暴露无遗，威信扫地，民国政治也因此蒙羞。
由此观之，袁世凯给民国带来的是主权沦丧和无尽的政争战乱，说袁世凯是民国罪人绝不为过。袁世凯对民国政治的破坏，本质上是辛亥革命未能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集中反映。只有当无产阶级接过革命领导权，中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揭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