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史上重大改革的标志不能涂改

　　“改革，也是革命”无疑是偷换概念

　　华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掀起改革的波涛不计其数，但大都不过是浪花一闪，而最具惊涛骇浪，对历史进程最有冲击力的则是6次变法图强。但这“六大变法”。都绝非是“大破大立”的革命，都是局部改善的“刮骨疗毒”，其作为改革的“七大共同标志”，也是判断中国历史上真假改革的重要标准

　　一、中国历史上6次重大改革变法

　　1.管仲改革。时值齐国国库空虚；诸侯虎视眈眈，国家处于倒悬之际，管仲（约公元前747年－公元前645年）的改革登场。

　　重点是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是按土地不同情况分等级征收农业税，改掉原来按地面积征税的模式，再将公田分百姓种植，实物税可代替劳役税，推动奴隶制度走向瓦解。其二、“唯官山海为可尔”，首次确认矿山和食盐所有权归国家，由老百姓在特定地方生产，国家统购统销，国家确定利润分成，中国历史出现首个工商黄金时代。

　　管仲的改革对象，无疑是打击大贵族（大奴隶主），进行资源再分配。齐国的奴隶制结构分三个等级，国君，贵族和奴隶。身居高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和奴隶，且家族世承，就出现了财富高度集中。奴隶制束缚社会发展，管仲的改革瓦解了奴隶制。

　　2.商鞅变法。管仲改革促成华夏三四百年高速发展，随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代替，纷纷要求政治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也要求变法，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变法应运而生。

　　商鞅变法与先前李悝等变法基本相同：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推进土地私有制；废除落后的耕战制度，推进军人职业化，奖励军功给底层百姓以出头机遇；制定严苛刑法和连坐制度，确保全面落实新法。商鞅将国家利益和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进行了较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

　　商鞅变法的改革对象，就是贵族利益集团：打破贵族垄断的旧政治制度，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废除奴隶制。

　　3.王猛改革。“五胡乱华”让整个淮河以北，唯东晋保有东南一隅，基本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千年农耕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华夏文化面临生死存亡。

　　从陇西深山走出与华夏农耕民族类似的氐族，建立了前秦，王猛（325年-375年）的改革：一是政治上打压氐族和羌族的贵族集团，整顿吏治，重用汉官，加强中央集权；二是改革土地制度，抑制土地兼并，重视农桑，鼓励生产，加强工商业发展；三是加强全民汉文化学习，鼓励公卿士子汉化，为传承华夏文化起到极其重要作用。

　　王猛变法的改革对象，就是贵族利益集团，并铁腕严打反对改革的皇亲贵族和不法豪强。

　　4、杨炎改革。唐朝经“安史之乱”，国力大损，到了唐德宗时期，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赤字极为严重。

　　杨炎(727～781年)改革主要推行“两税法”：就是不管户籍，以田产为根据缴税；将缴纳赋税的人群分出贫富差距等级，上等多收，下等少收；并将一年一交税，改为夏季和冬季各缴纳一次；取消宦官掌控财税，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税收，让国家税收收支独立。

　　针对国家财政和皇室宫廷财政不分，“移贮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饱私囊，账目混乱，不可究诸。”，杨炎改革剑指封建贵族与宦官集，打击宦官贪腐，遏制胡乱征税，缓解了土地兼并，缓和了百姓难以承担的税收压力。

　　5、张居正改革。万历初期，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张居正(1525年－1582年)实行了中国封建帝国后期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为大明的生命延续做了有效的支撑。

　　张居正顺应明代经近两百年的发展，货币流通方式趋于成熟，商品贸易流通顺畅快速，推行了“一条鞭法”的税收改革，将以往田里产啥，按比例缴啥，改为基本不收取货物，将所有征收关口都设置为折现交钱。

　　张居正改革的对象，一是针对原来各级府库收上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朝廷一时消化不了；二是针对该收缴方式，地方官吏可用各种方法贪腐；三是官场死气沉沉，行政效率太低。

　　6、雍正改革。康熙帝后期的混乱和内耗，国库损耗一空。雍正（1678—1735年）进行了中国封建帝国时代，最后一次重要改革，

　　雍正将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推进，主要分为税收制度、行政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避免争夺储君内耗严重，改为秘密立储方式，设立密折制度，减少无用的官面文章，设立军机处，提升行政执行效率；税收制度：推行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士民一体。土地制度：改革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保护佃户权益；民族制度：在边疆改土归流，完善地方统治基础。

　　雍正土地制度改革的对象，主要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不许他们借此营私不法，是打击不法绅衿集团的铁腕改革。

　　二、“六大改革”皆有七大规律可鉴

　　改革绝非是自我标榜，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6次重大改革，皆有七大规律可鉴，或者说，凡是中国历史著名的重大改革，都有七大标志。

　　1、任何改革都绝非是“革命”。管仲(约前723年-前645年)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此后春秋战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对其效法），在齐国内部处于国库空虚，外部被虎视眈眈，国家处于倒悬之际，管仲的改革登场，其改革的目的只是强齐称霸。其改革虽有助于封建制的发展，但真正实行封建制是200年后的 “三家分晋”。商鞅变法是适应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应运而生。杨炎改革是安史之乱后，亟需的励精图治。张居正改革是为延续大明王朝的生命做的支撑。雍正改革是针对康熙帝后期的混乱和内耗，国库损耗一空的自我救赎。

　　由此可见，这些重大改革，虽都是因势而发，都是向死而生。但都雄辩地证明：改革绝非是革命！改革：一般指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对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做出的改良革新；革命：“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社会制度”。或者说，“革命”必须是“大破大立”对社会制度和经济所有制的根本改变，改革只是对现行社会和经济所有制做“刮骨疗毒”的改善和改良。如果说“改革，也是革命”，这无疑是偷换概念，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恶意修正，混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无疑是为了借改革之名，行“颠覆”之实。

　　2.皆用土改遏制豪强兼并土地。管仲“相地而衰征”承认了部分土地私有，按土地等级征收农业税，将公田分给百姓种植等。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强力推进土地私有制，将“三家分晋” 实行名实具备的土地私有，进行了较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王猛改革土地制度，抑制土地兼并，重视农桑。杨炎改革、张居正改革，都是改革地税收政策，缓解土地兼并。雍正的土改推行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士民一体，重点打击绅衿特权。

　　由此可见，土地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历次改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土地改革，历次土地改革都是遏制和舒缓权贵豪强垄断土地和兼并土地。

　　3.皆用税改对百姓实行“放水养鱼”。管仲改革按照土地等级征税，实物税可代替劳役税；商鞅变法增加了一种“赋”税（人头税），大家族养人多要按人头征税；杨炎进行的“两税法”改革，按贫富差距分出缴纳赋税的等级，上等多收，下等少收；“一条鞭法”把原来的实物税变成了贷币税，使百姓的税负变轻。雍正的税收改革，推行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而且，中国的税改还有传承，如，两税法，以征收实物为主（纳绢），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以征收货币为主（纳钱）仍保留“户税”，摊丁入亩则彻底取消了人头税。

　　由此可见，税改也是历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改革的方向，实行税改都是让富豪多缴税，严格限制富豪逃税；对百姓进行减税，对百姓实行“放水养鱼”。

　　4.改革的对象都剑指权贵富豪。管仲改革的对象是打击大贵族（大奴隶主），瓦解奴隶制。商鞅变法的对象，就是狠狠打击贵族利益集团。王猛的变法是严厉打击反对改革的不法豪强和皇亲贵族。杨炎的改革剑指封建贵族与宦官集团，“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这些人长年累月地侵吞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缓解了土地兼并激化的社会矛盾。张居正改革不合时宜的税收制度，防止地方官吏贪腐；雍正经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

　　中国历史上任何被称作“改革”的改革，无不以权贵豪强为改革对象，无不以减轻底层民众负担为目标。

　　5.皆在权贵富豪身上杀出血路。管仲打破刑不上大夫，“君臣上下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商鞅将违法窝藏罪徒的11岁太子驷，其生活老师公子虔割掉鼻子，其学问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还将700多个反对变法的贵族，全部在渭水边上斩首。王猛变法严厉打击反对改革的不法豪强和皇亲贵族，甚至不惜诛杀皇太后的弟弟强德为首的外戚贵族20余人，还斩首示众了敌视改革的功勋大臣姑臧侯樊世。雍正改革遭强力反对的是所有朋党中势力最强的八爷党”，雍正将这由手足兄弟和皇亲国戚为核心的60多“八爷党”，或圈禁、或赐死，或自杀，进行了坚决打击。

　　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但一定是从横亘在改革路上，力图阻挡改革的“利益集团”身上，在打击权贵豪强中杀开一条血路！

　　6.改革必须让百姓有获得感。管仲将公田分给百姓种植，按土地等级征税，实物税可代替劳役税。将矿山和食盐所有权归国家，但由老百姓生产，国家统购统销，这无疑有利于老百姓。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废除落后的耕战制度，将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王猛改革土地制度，抑制土地兼并，重视农桑，鼓励生产，加强工商业发展，让百姓得宽裕。杨炎推行“两税法”，这大大减轻穷人负担。雍正进行的税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无疑改善了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保护了佃户权益。

　　中国历史上六大改革，都要通过减轻百姓负担，让百姓获利来刺激生产力发展。或者说，凡是能称为“改革”，让老百姓有很大获得感，这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7.改革的富国强兵必能对外称雄。管仲进行的全面改革，在诸侯国争霸中，让齐国成为一代“霸主”；商鞅变法，让秦国发展成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及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王猛的改革让前秦迅速崛起，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国，直接就统一了整个北方；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为打击吐蕃，安定西陲，提供财力支持，为“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晚唐延续了150年的生命；“—条鞭法”成为我国历史上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沿用至今。雍正改革留下了充实国库，吏治清明及人口激增，将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清朝真正达到强盛。

　　可以说，凡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必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重大推动，必能产生重大成果和历史影响，必能开疆拓土对外称雄。

　　结束语：对照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6次重大改革的7条标准，可以说，凡是“克己复礼”变回到旧秩序的，凡不能客观顺应历史规律向前发展的，凡是不能大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凡是不能让老百姓有改革获得感的，凡是不能让人口大幅增长的，凡是将老百姓作为改革对象的，凡是要在老百姓身上杀开一条血路的，凡是不敢抑制豪强打击权贵的，凡是通过改革加大贫富差距的，凡是通过改革加剧社会矛盾的，凡是改革的经验不能复制的，凡是经过改革不敢对外争雄的，如此这般的“改革”，无论怎么称呼，无论怎么涂脂抹粉，两相对比之下，统统都会原形毕露！

　　【文/辽宁王忠新，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