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军号》：主席与中华民族的武德

　　中国的历史上，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血性，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质朴。到了近代，却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这并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使然，而是“武德”沦丧的后果。所幸者，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并为我们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基础。注意，我这里讲的不是“武功”，而是“武德”。若说武功，不要说希特勒、山本五十六，就连老蒋，也有两把刷子。但是，他们可曾有解放军这样一支军队吗？

　　这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在毛以前的几千年里，高级军官的腐败不用说了，就在普通民众的心里面，人们一直相信“好男不当兵”，因而兵员素质差，使的部队军纪焕散，吃喝嫖赌偷，司空见惯。到了毛时代，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已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

　　奠定人民军队基础的，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那才是人民军队之所以称为“人民”军队的逻辑起点。如果我们想通过影视作品了解人民军队的历史，例如《集结号》这种形左实右的电影还是少看，《建军大业》也只讲了南昌起义，《古田军号》才体现了一支从旧有军队体系中分化脱胎出来的，又加入了诸多农民、流氓无产者等成分复杂的军队，是如何被教员注入灵魂而彻底改造成人民军队的。红军离开井冈山进入闽西，只剩下3000人。蒋介石在找他们，中共中央也在找他们，这支队伍经过三湾改编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军队依然存在打群架，拉帮结派，虐待战俘，调戏妇女，抽大烟的军阀作风，流寇作风，为了安抚军官，朱军长还要长期给军官们打军饷欠条，军官才能卖力打战，这一切，让教员看着很着急，红军是为什么打仗很多战士并不清楚。在建军思想上，教员和朱德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不巧，留苏回国中央特派员刘恭安带着中央的二月来信找到他们，他强调俄国革命经验，并要求领导军队，使军队形势更加糟糕，由此而召开的红四军六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教员和朱德都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而且原前委班子中最年轻的陈毅意外当选，教员被迫离开了红军队伍，陈毅专程去了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回到闽西，中央要求教员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召开古田会议，让士兵知道为什么打仗，彻底清算了军队里军阀气息，使之成为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才将红军与军阀，土匪有了本质的区分，这才是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影片里，教员有句话说的很好，战斗力不是靠背誓词写保证书得来的，一定要让战士明白为何而战。自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后，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为谁而战的核心宗旨使命问题。

　　《古田军号》好就好在描述了朱毛之间思想上的冲突，朱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分开的，红军作为武装力量就是单纯从事打仗的，红军不能也不需要承担其他的非军事任务，军事好了，政治自然就好了，与此相反，教员就认为，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任务的政治武装集团，红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需要，红军除了打仗和军事技术上训练外，还要承担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建设根据地等各方面的需要。

　　教员从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取胜经验，就是要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读冯梦龙《智囊》“徐阶”一条，讲述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乓，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今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教员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正像《智囊》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兵民分治，将校与守令（行政长官）各行其事，“是战与守两俱虚也”，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就是军政合一，死后不再实行。明代那种兵将分离，地方与军队互不通气的制度，是由于封建帝王担心臣下谋反而特意设制的，其无效率可想而知。战败并非那个人的过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恐怕难免藩镇之祸，岳飞、袁崇焕的死，决不是当权者简单的中了离间计，而是因为这二员大将犯了“军政合一”的大忌。

　　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虽“尚武”，但并不“唯武”。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实例之一。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在整风过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强势群体；而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群体、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所在。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质疑，五三年高饶反党集团和五九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在于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服气，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

　　教员所缔造的人民军队和宏大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国通”曾揣测今后解放军将领阴谋政变的可能性。这类揣测是极肤浅而错误的。一，他们不了解制度上解放军自上到下与党、政、群众层层地密切结合、相互制衡，将领中即使有阴谋家，阴谋也无法实现。二，解放军自始即严格遵守党的控制，党对军的控制，今后只有更为周密。三，军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辩是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上，人民军队仍是我们希望之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