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进忠：光棍背锄（散文）

　　冀中平原的春天，从来不是悄无声息到来的，而是伴随着布谷鸟一声声清脆的鸟鸣翩然而至。

　　不过，我们老家它不叫布谷鸟，更不称它文雅的学名杜鹃，而叫它“光棍背锄”。这鸟儿相貌朴素，羽色偏灰，腹部有一道道深色斑纹，平日里深藏高树浓荫之间，大多只闻其声、难见其形。

　　农谚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听着它 “咕咕咕咕” 四声连贯又抑扬顿挫的鸣叫，像是在田野高声吆喝：“光棍背锄。”而且它总是那么守信，每当春风拂面，它便从遥远的南方如期而至，似是专门催促农人春耕的。总之，光棍背锄的名字，是祖辈们传下来的。它催促提醒着人们——春种不等人，唯有扛起锄头下地，勤勤恳恳劳作，才能换来秋后满仓的收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棍背锄”的鸟鸣深深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农民集体劳动，艰苦创业、心情舒畅，以劳动为荣的时代。随着“光棍背锄”的叫声，整个平原的春耕就开始了，男女老少迎着晨曦下地，伴着暮色归家，用勤劳的汗水浇灌出丰收的喜悦。

　　春夏之交，冀中平原的麦田，是一幅最动人的画卷：漫无边际的麦海一片翠绿，波浪起伏；到了五月，麦田褪去青涩，染上浅黄；再到盛夏。便成了金色的汪洋。暖风吹过，麦香飘满原野和村庄。

　　麦子八成熟的时候，是孩子们最欢喜的时刻。大家结伴跑到田边，采上几支饱满的麦穗，用双手掌心揉搓，再凑到嘴边轻轻吹去麦壳，留下圆润鲜嫩的麦粒，往嘴里一放，满口都是清甜的麦香，那是最纯粹、最地道的自然美味。

　　待到麦收时节，全村上下没有一个闲人。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社员们人手一把镰刀，割麦、捆麦，再运到打麦场，烈日当头，汗水浸透衣衫，很累，但脸上的笑容依然灿烂。

　　此时，光棍背锄欢叫着从天空掠过，催促着人们抢收抢种。因为割麦子前几天，就要在麦垄里点种玉米，割麦时玉米正好出土。

　　早先的收麦，耗时费力，麦子铺满麦场，套上牲口拉着碌碡，一圈圈碾压，碌碡后面拖着擦子，做擦子是孩子们最乐意的事了。恰逢暑假，同学们到生产队拾麦穗，队里也给工分。大人们整劳力一天10分，我们算半劳力给5分。不过谁也不在意工分多少，能为集体出力就很快乐。

　　炎炎夏日，挥汗如雨。半晌时分，生产队饲养员总会挑着水桶，把熬好的绿豆汤送到田间，有时是放了糖精的清凉水，大家舀上一碗，几口喝下，那叫一个痛快。

　　攘场是麦场上的一道风景。一般是两男配合，一人用铁锨填装，一人拿簸箕接过，再高高甩出去，轻飘的麦糠随风而去，饱满的麦粒稳稳落下，不一会就堆成了金黄的麦山。而打场过后，高大的麦秸垛，不仅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更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地标。

　　后来，村里的能工巧匠们，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脱粒机。用粗实的木滚子做轴心，一圈圈钉上铁丝环，氨水桶铁皮做机身，用电或柴油机带动，告别了人工碾压麦秸的漫长工序。以往人工打场需忙活个把月，有了自制脱粒机，省时又省力，乡亲们喜笑颜开。而制造首台脱粒机的，是木匠徐瑞林和铁匠赵俊江。

　　赵小坏是我们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也是民兵排长。别看他名字带个“坏”字，却是个人人佩服的好干部。他个子不高，干活时爱光着膀子，脸面和脊背被日头晒得黝黑，像抹了一层酱色。起粪运肥时，他推着独轮车跑在最前面，两边的扁框也装得冒尖；苦活累活一马当先，耕种锄耪样样在行；他还数次带队前往根治海河的工地，铁锨轮得比谁都欢。新中国初期建设的八万五千多座水库，正是像赵小坏这样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心血铸就的。

　　繁忙的夏日，“光棍背锄”的鸟鸣尚未消停，丰收的秋天就到了。社员们背着筐钻进玉米地掰棒子，胳膊和脸被玉米叶子划出道道红痕，再被汗水浸润，热辣辣的痛。但没人停歇，都争前恐后，想第一个到达地头。

　　掐谷穗、摘棉花是妇女们的强项，她们眼疾手快、动作灵巧，常常把男人们落在身后。而此时的田野里，总是飘荡着悠扬的歌声：《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社员都是向阳花》《大寨红花遍地开》......秋日的平原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到处是丰收的喜悦，到处是欢声笑语。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那是农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

　　七十年代初，随着工业化加快，化肥逐步普及，加上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土增地力人增效，村里的小麦亩产达千斤，小麦玉米两季轮作，实现了“吨粮田”。村里有了拖拉机、小型收割机、脱粒机、轧棉机、榨油机等，实现半机械化；社队企业也日渐红火，先后办起机械加工厂、石棉绳厂、电缆厂等企业，为农村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青，和城里下乡知青们一道在广阔天地出力流汗，大家在不同岗位，发挥一技之长，用知识改变着农村的面貌。那时虽然艰苦，但农村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农闲季节，村里俱乐部的锣鼓声、乐曲声，还有样板戏的激扬唱腔，不时响彻村庄。东东、春子、小会、振锁，直到现在，这帮当年的文艺骨干，依然活跃在乡间。

　　说来挺有意思，童年时的乡村光棍背锄鸟多，但并没有什么光棍。那时的婚嫁，不论房车、不讲彩礼，不看重物质条件，只看人品、看勤劳、看两情相悦。只要不傻不呆、不好吃懒做，都能娶到媳妇。只要两人勤劳肯干，就能白手起家，过上好日子。我大姐出嫁时，姐夫家兄弟五个，结婚时只有一间小屋，但两人志同道合，日子过得幸福又红火。

　　......

　　时光如水。如今的家乡早已改变了模样，机械化耕作取代了人工劳作，再也不用靠牲口碾场、徒手割麦。农民们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不过，乡村里“光棍背锄”的声声鸟鸣，也渐渐稀疏，而真实光棍却在逐年增多。

　　今年五一，回老家看望父母，在一个朋友女儿的婚宴上，正巧与一位远房外甥大栓同坐一桌。我们拉起家常，问他这些年可好？他淡淡苦笑了一声：“一直在外漂泊，混日子呗。”

　　我又随口问：“孩子上几年级啦？”他摇摇头，声音低沉：“一直单着呢，还没成家。”

　　我听后心里一愣。他三十六七岁岁，是八十年代初分田之后出生的人，虽然户口在村里，却生来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兄弟两个，全家四口人守着他父母的一亩二分地。外出打工漂浮不定，收入微薄，人生大事也就这般蹉跎下来。如今，年迈的父母疾病缠身，他无法再安心出去打工。

　　看着他茫然拘谨的模样，我有些无言以对。

　　他是生来就没有土地的“名义农民”，外出打工又没有稳定收入，生活都很拮据，娶媳妇自然成了老大难。他三十二三岁的弟弟也同样打着光棍。

　　大栓的际遇不是个例，广袤的乡村还有许多无地可依、务工漂泊、婚恋无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大栓们”。他们一出生就赶上了社会的巨变，迎来不同于父辈们的命运转折——离开了集体的守护，历经自顾自在市场大潮中搏击的艰难与疲惫。

　　眼前的村庄，不少院落逐渐荒芜，杂草丛生，田野里只有老弱病残维持着土地，再也不见当年满街的生机与烟火，心里常泛起阵阵酸涩。那声声“光棍背锄”的鸟鸣，当年田垄间的汗水与欢歌，前辈们携手同心劳动的热火朝天，日渐成了缠绕心底的温情记忆，成了最绵长也最怅然的乡愁。

　　春种秋收。“光棍背锄”是劳动的号角，是刻在乡土里的初心。我始终坚信脚踏实地的耕耘，应该得到丰收的回报，只是这份朴素的期许，在岁月的风雨里也常常遭受意外，难遂人愿。不过，彩虹也往往是在风雨之后，期待平原的风依然温暖，夏日的阳光依然灿烂。（2006年5月）

　　【文/仇进忠，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