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明：给莫言上100堂文学课十七 莫言评司马懿的背后

　　看到了莫言评司马懿的视频。

　　莫言评司马懿，基本观点就是司马懿活得“活得通透”、“熬死了所有对手”是“人生赢家”。

　　这种观点在当下具有相当大的市场。

　　可是，莫言似乎不懂，完全脱离原作文本，以娱乐、猎奇、商业化或者基于某种个人目的的评说，实际是对作品人物和情节进行大幅扭曲、嫁接或凭空捏造的“戏说三国”，既不能算作文艺评论，更不能算是“历史研究”。而我们当下的文坛，却把戏说当作“正说”了。这是一种恶劣文风的表现。

　　严肃的文艺批评，必须立足于文本，从两个核心维度展开。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为：

　　一、内部研究：基于作品文本本身的分析（人物、结构、语言、主题等）。

　　二、外部研究：基于作者、时代、读者、社会背景等与作品关系的研究。

　　现在分别论述

　　一、内部研究：基于作品环境下的批评

　　这是文艺批评的基石，强调从文本内部寻找依据，不依赖外部信息。主要包括：

　　人物批评：评价人物性格的逻辑性、复杂性与典型性。例如，分析《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雄”性格如何在具体情节（如杀吕伯奢、称魏公）中层层展现，以及这种性格与小说所构建的伦理世界（尊刘抑曹）是否自洽。关键点在于，不能脱离小说所设定的背景和人物关系，去苛求人物符合历史真实或现代价值观。

　　艺术批评：

　　叙事技巧：分析视角、结构、节奏等。如《三国演义》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跨度中组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叙事。

　　语言风格：如《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语言如何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身份与气质。

　　主题思想：提炼作品蕴含的核心观念。如《三国演义》中“王道”与“霸道”、“忠义”与“奸诈”的冲突，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成败观。

　　美学价值：评价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与审美独创性。

　　（敲黑板）内部研究回答的是“作品写了什么”以及“写得怎么样”的问题。

　　二、 外部研究：围绕作品的作者与环境评价

　　这一维度将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考察其成因、影响与意义。主要包括：

　　作者研究：

　　思想倾向：罗贯中“尊刘抑曹”的立场反映了何种政治理想与伦理选择？

　　个人情感：作者对笔下人物（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关羽的“义薄云天”）倾注了怎样的赞美与同情？

　　创作动机：在元末明初的乱世背景下，罗贯中是否借古喻今，表达了对明君、仁政的渴望？

　　背景研究：

　　时代背景：作品如何受当时社会矛盾（如民族冲突、阶层动荡）、文化思潮（如理学对“正统”的强调）、民间文艺（如话本、戏曲）的影响？

　　创作背景：作者的个人经历、交游、阅读史如何影响了创作？

　　影响研究：作品在后世的传播、接受与改编情况。

　　（敲黑板）外部研究回答的是“作品为何如此”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的问题。

　　两个维度的关系：一体两面，相互印证

　　严谨的文艺批评通常会将二者结合，而非割裂：

　　1. 外部研究为内部研究提供阐释语境：不了解罗贯中的“尊刘抑曹”立场（外部），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会在多处情节中主动“美化”刘备而“丑化”曹操（内部）。

　　2. 内部研究是外部研究的证据基础：声称罗贯中推崇“忠义”（外部），必须在文本中找到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具体行为描写（内部）作为支撑。一切脱离文本空谈作者思想的做法，都是不可靠的。

　　3. 批评的边界：优秀的批评会警惕两种极端：

　　譬如有人提出“刘备想不想杀诸葛亮”的问题，就是完全脱离作品而强加以“阴谋论”、将作品“厚黑化”的不良动机。

　　无视语境的“纯粹内部游戏”：完全抛开作者与时代，对文本进行纯粹主观或极端个人化的发挥，也可能流于空泛。

　　（敲黑板）清晰的文艺批评主要围绕内部研究（基于文本的人物与艺术批评） 和外部研究（作者与背景分析） 两个维度展开。前者保证批评的客观性与扎实性，后者赋予批评的深度与历史感。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对像《三国演义》这样内涵丰富的作品做出立体、公允的评价。

　　那么，莫言片面鼓吹司马懿“活得通透” 的实质是什么呢？

　　就是只站在个人趋利避害角度解读历史，其核心倾向就是消解公共道义、弱化个体的社会责任，宣扬精致利己的价值观。

　　这种解读最大的危害，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看似高明的“处世哲学”。

　　“精致”在哪里？它不鼓励粗俗的暴力，而是鼓励高智商、高情商的隐忍、表演和等待（如装病、穿女人衣服）。这让利己主义披上了一层“智慧”的外衣，显得不那么可耻，甚至值得效仿。

　　“利己”的本质：司马懿的一切行为——无论是为曹魏戍守边疆，还是发动高平陵之变——最终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是为了“司马家族”这个小团体的私利。这种家族私利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正是 “消解公共道义”的典型表现。

　　4. 警惕“结果论”对历史教育的侵蚀

　　莫言这种“司马懿活得通透”论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读历史和文学，到底是为了学什么？

　　如果只学“结果”：那确实应该学司马懿，因为他赢了。但这会导致历史变成“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如果也学“过程”与“气节”：那我们会看到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在当时输了，但他们定义了民族的脊梁。

　　（敲黑板）

　　片面鼓吹司马懿“活得通透”，本质上就是将历史人物“商业成功学化”和“职场厚黑学化”。它用一个极其狭隘的“个人生存”尺度，取代了文学批评和历史评价中应有的“公义”、“责任”与“道德”尺度。

　　这种论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迎合了当下社会中一部分人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投机幻想，以及对公共责任的逃避。但在真正的文学批评和历史教育中，这种“通透论”应当被审视和警惕，因为它消解的不仅是司马懿这个文学形象的复杂性，更是社会赖以维系的公共道义。

　　莫言的“司马懿通透论”与“四超越”、“写人性”是一脉相承的。

　　莫言现在不再提“四超越”了，却把“写人性”当作了杀手锏，实际上触及了当代文艺批评中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将“人性”简化为“生存本能”与“功利计算”，并以此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尺度。实际上莫言根本没有弄懂何谓“人性”的概念。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堂课再专门讨论。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

　　【文/颂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