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对象思维学为什么以主体逻辑为名
【作者按】“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毛泽东)幽灵学是对唯物史观的密码破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性不过就是以“肉身”为中介的幽灵与物象的主体斗争,它内置于幽灵学与现象学的路线斗争场域。为此必须询问对象思维学何以是主体逻辑,对象思维学以“主体逻辑”为名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篇短文扼要探究“《资本论》中国化的方法论纲领”,分成九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一切中国化的工作都在教员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完成。这里需要鸣谢屈炳祥、弘毅、紫虬、许建康、丁堡骏、李济广、刘永佶、陈影等学者专家的文章支持!也要特别感谢为“《资本论》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学术前辈及学界同仁,由于仅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近作,恕不具名致谢。
(一)
《资本论》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达成这一原理的路线图是:寻道 → 追寻马克思主义真理 → 抵达唯物史观此岸 → 知行合一 →唯物辩证法辩证(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原理。于是,如何吹响《资本论》新时代集结号呢?第一场“起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第二场“长征”: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运动形式→扩大再生产运动形式;第三场“抗战”:挣得职能资本的一般利润→挣得职能资本的平均利润→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利息→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地租;第四场“解放”:求得价值的共识→求得利润的共识→求得垄断的共识→求得虚拟的共识。这就讲明了资本的运动全史,给“唯物辩证法原理的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社会)划上了学术等号。以后沿着瓦解所谓的“公理假设”和“理论普适”,让商品成为幽灵起点,彻底和资产阶级的现象学(依托物象学的解释学技术)告别。
质言之,“马克思革命”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这真正触及问题的要害。《资本论》科学运用一种特别的工作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中华思维学的学科规定”历史遥相呼应。它用彻底的事格研究锁定历史的“对象”(历史世界的思维同一性)和“研究对象”(历史世界的实践统一性),从事实上酝酿了“对象思维学即主体逻辑”的思想演义。题识:“柴门深掩雪洋洋,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编文字一炉香。”
小资料:经济物象学的术语概念很多。如魁奈引入的自然秩序,斯密依据天文学研究而触类旁通地提出“看不见的手”,马歇尔的均衡(从力学引进经济学),杰文斯借助于微分学而提出“边际效用”,弗瑞希把“宏观”和“微观”这对概念从物理学引进经济学,最后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及所衍生的拓扑学意义的“不动点”。好的经济物象学不过就是“西游记的唐僧”:是个慈悲心肠,真假不分,一心向佛,救苦救难的历史唯心论的人。
(二)
有人真切的问:如果是一位资本家,怎么能不承担资本恶呢?但是,这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承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主体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术语,不是什么“主逻辑”“主导逻辑”、逻辑的“主线”或“主体内容”乃至思想或理论的“主体框架”,再或逻辑的“主体构成”,更加不是什么“主语式的逻辑”。主体逻辑也从来不和所谓的“客体逻辑”或“生命逻辑”进行对应。主体逻辑不是任何意义的生物逻辑。“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毛泽东)故主体逻辑和人的逻辑长得很像,在内涵上实则差别很大,主要是适用对象领域不同。主体逻辑不仅作为《资本论》、同样是新时代的理论强音,人的逻辑则是人本主义的别称,至多可扩展为人道主义或人类主义来理解。这里还需要插入一句:“说‘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毛泽东)
为此,需要进而深度的理论询问:对象思维学为什么是主体逻辑?
回答这一点,我们必须展示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主体路线。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为我们系统呈现边塞军旅的对象思维学,同样是生动和脍炙人口的边塞将士的“主体逻辑”。它“四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散文)俱在,“四象”(形象、意象、物象、抽象)齐全!所谓“千营共一呼”,所谓“没在石棱中”,所谓“大雪满弓刀”,所谓“雷鼓动山川”,所谓“扫尽古丘陵”,所谓“唯应独不名”,把“活脱脱的主体逻辑”(古代军人的标范)具象化、逼真化。“亭亭七叶贵,荡荡一隅清。”内蕴主体逻辑之对象思维学:气质不凡,气象万千!善用主体逻辑(军事学的兵法、心法)思考幽灵—物象的两面性、思考战争的矛盾问题,察己之不知,必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否则,为逻辑而逻辑,并且唯知识,即陷入“一切人和一切人的战争”。
主体逻辑提升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程度。“补资本主义课”论调,“说中国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展,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主张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退而实行资本主义,谓之曰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进而又将生产力等同于GDP。”(刘永佶)
资产阶级法权至上所唯一要求的仅仅是自我所有原则——识别自我利益、保护自我利益)。“独立扬新令”,“平明寻白羽”,吾人与吾国唯能以主体逻辑为立足、为立国之本,方可知晓《资本论》既是“世界的”,亦是“民族的”。以此回眸历史:《资本论》同样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至于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是典型的主体学,《红楼梦》是阶级历史论,《水浒》应作为一部政治书来看待,《三国演义》则是谋略学,要分别从主体人的组织、社会交往和军事打仗三个维度去看。
(三)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唯物史观的毫无悬念斗争,以“不在场的在场”为科学工作规范。这最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误解。之所以如此,在于历史思维形式以对象思维学为工具,又以“主体逻辑”为特别的命名。幽灵学是对唯物史观的学科定位。既是主体的,也是矛盾的,这就是“大写规划的主体论”。“主体=矛盾”,防止了矛盾设定或设定矛盾。它的思维学用语即主体矛盾。可以断定:主体逻辑是对“主体矛盾”的确认,是“唯物史观的诗心”所在。由之询问历史和逻辑的“如何统一”。
劳动——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的根基。这促成学者们鼓吹“劳动社会主义”。“实体即主体”。在黑格尔哲学中,唯一的实体是“绝对”。社会主义的实体是“消灭剥削”。而“消灭”二字必须被看成一种不断文明演进之历史进程。以劳动主导、引领和驾驭资本的所谓“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说”(以劳动为中心),是进一步运用了一个公式:劳动主义=劳动社会主义。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即是鼓吹“工本论”(商品生产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论)。此社会主义的主体逻辑探索。
马克思主义唯范畴、不唯概念,在于突出主体逻辑。政治经济学因此是不可颠覆的。作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逻辑体现对象思维学的工具要求,除此之外,其还可能具有哪些内在品性呢?换言之,对象思维学是“逻辑”吗?乃至于主体逻辑是怎样的“逻辑”?诸如此类问题,旨在引导我们探寻路线斗争。而指向唯物史观对于“幽灵学”与“现象学”路线斗争的发动(执行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幽灵是立,物象是破。没有了劳动二重性,生产方式幽灵就立不起来;同样,如果不进行劳动二重性的内部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也将得不到解除。对象思维学和主体逻辑完美统一于《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体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内蕴批判的建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既立又破,主体原则和批判原则得到很好统一。一言以蔽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工具意义的思想大全。由于着力解决了幽灵学问题,研究对象的表达样态最终被捕捉住。拙文《<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揭示上述斗争关系,对《资本论》主体论实质及其方法论,作了学理化阐述与典型论证。
(四)
逻辑必须服从历史,工作中介和实现途径是“对象思维学”。对象思维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命题的创造性理解,和中华思维学思路契合。工作原像是:唯物史观立足批判原则,将对象思维和主体逻辑工具一而二、二而一。它迫使马克思主义逻辑超出“黑格尔逻辑”(辩证逻辑)和“康德逻辑”(形式逻辑),并领导二者。
研究对象掌握一门科学的基因编码,即通常所说的“思想编码”(《西游记》人物形象设计总创意图)。既然如此,编码工作必然由唯物史观来主持。《资本论》研究对象内置幽灵与物象的对立统一。在“主体”生产方式的主持下,“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结构得以成行。每一方面都既是“幽灵”,也是“物象”。这意味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作为“幽灵—物象”的两面互系和矛盾单元被组装。
幽灵范畴与物象范畴的对接,以“肉身”为中介。主体逻辑协助实现思维学、逻辑学、认识论(知识论)的统一。因而很明显,马克思是在向主体逻辑进军的过程中创造性发现了“劳动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幽灵)是它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象)则是它的生产关系的颠倒表现,二者的对立统一只能由劳动二重性加以反映。作为对象思维学的“方法论别名”,主体逻辑自然就成为理解并认识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敲门砖”。
——继而,也正是生产方式与主体逻辑的合而为一才升华出幽灵学。其宣布和物象学做内部的战斗。主体逻辑作为“幽灵学”所孵化的肉身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肉身”(确立客观批判原则),所孵化的物象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象”(确立主观批判原则)。以此推断:《资本论》破除“理性经济人”的方式,在于将生产当事人的通常意识活动(即经济人)视为“假象的真实”。该真实被许建康老师称之为:“在马克思看来,‘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绝非两个性质不同的经济实体、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而完全是一个东西。”因为马克思讲过,“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
——主体逻辑从认识论方面统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此观之,其决非捍卫抽象的人的主体思想,并非拜“主体”的思想,不是鼓吹唯人主义,在于落实具有阶级人格对抗的历史主体思想(阶级幽灵),而注重反映劳动者处于各个阶级社会的“主体幽灵学”以及和它的“阶级幽灵学”的发生学关系。不能把主体逻辑在涵义上拱手让给历史哲学的“主体向度”,而把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历史主体规律说成是“客体规律”。这真是:“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刀郞)
——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具有三种工作样态:幽灵范畴、肉身范畴、物象范畴(这同时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三重性态)。只有将主体逻辑局限在唯物史观范围内,才会有真正的革命的主体思想。继而只有发生学(本位是对象思维学)与解释学(本位是逻辑学或知识论)的工具对抗,才能有力支持上述斗争,并且澄清和实践的主客肉身的工作关系。
(五)
唯有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才能真正捍卫主体逻辑,处理幽灵、肉身与物象学的相生相克的复杂性关系。天意屠龙未有数,星河造化幽灵踔;人间正道总沧桑,日月山坳寻道路。主体逻辑的“主”,包含了主观(尤其社会主观)的内容元素。然则生产关系不能作为知识理解,亦不是死的客观对象性,“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毛泽东)若必欲从中寻找主体逻辑的事项,则为唯物史观工作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种义项下,主体逻辑就是马克思范畴法的始源。它拒绝了“主体的个人说”,锁定主体范畴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决定“母子体用”体式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再插入一句:“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把它们混同了。”(毛泽东)
——以资本恶为例,历史人格的恶,非个人。【“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毛泽东)】资本不具有主体思想,只有异化的功能。如果说人的异化生成资本,资本同样也塑造人的异化。资本家由资本操持,同样,资本也是由资本家操控运作的!无论如何,恶不能局限于逻辑工具的“善恶说”。恶是一字诀。一切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问题的争论,都是抽象争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毛泽东)】为什么《资本论》“主逻辑”是主体逻辑?《资本论》的主体逻辑意在突出矛盾。其披露的历史矛盾运动是:以阶级发生为根据,集统治逻辑、反抗逻辑于一身,而具有“宗法向算法层累”统治的工具总呈现。其工作区间为“工资——地租”,驱使资本一方面沿着商品两因素给定的阶级运动秩序展开逻辑,一方面又借由商品形式所规定的事的统治结构——价值统治和使用价值统治,进行主体管制、经济驯服。
——继而,主体逻辑是对商品现象学的破除。商品,首先是道,其次是象,最后才是黑格尔逻辑的改造和运用问题。抽象只是象的落脚。象思维的要点在于以对象解象,以规律解道。主体(Juche)是宇宙本身。这是典型的象思维。于是,应当结合中华思维学考察阶级用语的“象、物、精、真、信”。象为首,信为落脚。在思维形式上,价值是市民阶级的“信”——主体共识。价值来自劳动,价值是劳动的异化象,彻底背叛了劳动美学。要之,在对象关系上,商品的社会存在作为“历史事实”乃是“幽灵”(单个商品对全体商品的价值关系)和“肉身”(单个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的统一。
——要之,是重点认识到:主体逻辑决非单纯的主体论或主体思想。它同时是主体批判逻辑。唯物史观的两个最重要方面的内容是对象思维学和主体逻辑。对人类发展研究而言,主体逻辑体现实践论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决定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为“唯物史观的诗骨”。所谓商品生产逻辑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通史逻辑,指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幽灵学”。相对照而言,劳动过程的新陈代谢乃是“肉身学”。只有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向,对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分析才不至于跌入“资产阶级物象学”。
——正是出于对主体逻辑的背离和对一般物象学(资源配置)的过度倚重,才导致现代庸俗经济学:普遍“不把生产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把它理解为提供效用的活动”,“丢掉了生产中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个最重要的内容”。以至于“现在,人们认识生产力总是从它的构成要素方面作机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更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科学技术等,如此而已。”(屈炳祥)
(六)
c + v + m是巨大的肉身——资本怪兽的社会肉身。【“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毛泽东)】
它来自以下两个序列的工作合成:
I. 劳动过程(主体):幽灵 —— 劳动过程构成(结构):肉身 —— 生产要素(物的固有属性):物象
II. 价值实体(价值):幽灵 —— 价值形式(价值构成):肉身 —— 交换价值(经济纯量):物象
和怪兽肉身相联结的矛盾:一重是身体(价值幽灵)同其物质器官的矛盾,一重是身体(价值幽灵)同其经济器官的矛盾(参看拙文“《资本论》幽灵学思考——兼议社会主义批判的若干问题”)。在研究对象的形成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尾相贯”:既是“生产幽灵”,又是“经济物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形象设计上最酷似“真假美猴王——无产阶级”。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孙行者由一块仙石孕育。有一双火眼金睛可以看穿妖魔鬼怪伪装的伎俩,一个筋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有七十二变,兵器是一根可随意变大变小的如意金箍棒他占花果山为王,因大闹天宫而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孙悟空疾恶如仇、无所畏惧,天地都不怕有点自大。与此同时,却又和各色肉身身处一境(如猪八戒:贪吃贪睡,喜爱美女;如沙僧忠厚老成,一路上任劳任怨,挑着重担)】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出的巨大肉身乃是资本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器官”。由主体而结构,由器官而物象,这就把“幽灵—物象”肉身化了,把它们的两面联系社会内在机理化了,赋予由“生”到“死”、由“盛”到“衰”矛盾机制呈现的肉身生命过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把物质生产对象作为“主体论”,坚守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论思维底线,把好教科书这一关,那么生产函数的物象操作乃至生产要素的肉身主义演绎,是不能够完成对青年人的思想洗脑的。立根原在破岩中,任尔东西南北风!主体逻辑的缺失,非常清晰、及时地显露了当下场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研现状。当前亟待加强主体范畴的幽灵学研究,以保卫《资本论》姿态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纪元,践行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中华学术”主体工作路线。如《红楼梦》,即以“人”为范畴的阶级经济学,应从中探求对象思维学的中华主体逻辑特性。“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主体逻辑的完整内涵指示主体论、革命主体学、主体范畴三项内容。然则,此为“新国学”路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史观主体革命论的要义在于贯彻主体逻辑。
——总书记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复兴的中坚力量只能是主体逻辑。它所凝练的一个主体共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鲜明的特征,便是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弘毅)
——《资本论》研究对象刻画的是“一身两面”,并非幽灵身、肉身、物象身的依序而立。幽灵身(价值,使用价值)、物象身(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共谋同一套阶级结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这就是“阶级肉身”(价值形式)。主体逻辑串起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方式是执行“阶级烛照法”(经济烛照→生产烛照→阶级烛照),是以有了《商品》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内容。双面怪兽对于阶级肉身的争夺,造成肉体的肢解和意识的出走。尽管如此,生长秩序仍然是从幽灵范畴引出肉身范畴,以后再引出对物象范畴的批判,——而这就是历史身体学。可见,单靠生理解剖是不够的,病理解剖亦是必须的。同时对肉体的解剖终归是手术层面,问题的最终解决必得依仗肉身重建。甚至可以说,意识的重建比之肉体的生理健康更为重要,更显得迫切些(我们并不能坐以待毙,去等待资本的自动终结,“解铃还须系铃人”,改造资本家人格,是一件事在人为的事情;“在这里,抒情终究无法被放逐,大众的身体之间的血肉相关与声息相通,他们在身体与感官层面所共享的被剥夺与压迫的经验,将在左翼抒情诗的音响节奏中被唤醒、动员,成为构造集体的革命主体的肉身基础……”)。这就引出对商品现象学的工作解除。主体逻辑和肉身须臾不离,在于确认统一的“价值形式的社会统治场”。于是我们说,“价值和价值形式说到底是一和场的关系,是剥削对象之阶级的一与统治的场的关系。伴随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的量化空间形成,资本剥削完全转化为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和基于主体形式的剥削和统治遥相呼应。”(“《资本论》与主体革命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看唯物辩证法的工作谱系”,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七)
历史的进步最终体现为“幽灵的文明进步”和矛盾斗争方式的进步(如马克思总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说”)。可是,“蒲鲁东认为,共产主义是他所极力保留的传统的敌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通过互助主义(mutalism)重新塑型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层面相互合作,达成一致。”(陈影)
公有制社会主义能否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继续自我孵化、巩固自身,取决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主体逻辑发展方向不迷失。“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把个体户和资本家混淆在一起,甚至把几亿股民统称为资本家,所有这一切,不是贾康先生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失去了分析鉴别的能力,而是为四处散布‘资本被污名化’‘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界限模糊’的错误观点寻找的借口,制造社会思想混乱,客观上起到了绑架众多劳动群体,为少数资本家呐喊助威的套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从党和国家角度对两产分离的提及,把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法律规定提到了新的高度,为企业法人从全要素生产转向以活劳动为中心的企业高质量运作,拓开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体现了政治引导。”(紫虬)决不能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吹捧的“理性人假说”的理性契约作为共产主义前史时期的理想社会的模本,甚至当做改造社会的一剂良药,忽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性。
“我们需要厘清马克思进步观发展到今日的新动向:一个是将社会进步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倾向实则是一种倒退,因为在马克思以前的法国,这种唯物质论思潮便已经存在了;另一个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悲观论,他们认为人类进步的历史实则是一场噩梦,他们竭力将辩证法从肯定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这种悲观论的顶点便是本雅明的《历史哲学纲要》。这两种进步观的发展都没有很好地体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观点。”(陈影)社会主义主体逻辑的要义是公有制领导个体及民营私有。盖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对象思维学上即“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主义早生论”自然是错误的。幽灵总在“幽灵的历史对抗中”诞生,物质条件同样如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像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在俄国原始公社及其次生形态基础上,不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时代成就为基础,而搞泛斯拉夫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强调的是站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所奠定的时代成就基础上,或者说吸收西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代成就,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丁堡骏)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恩格斯)当我们把世界作为“主体”看待时,它就是主体逻辑的“历史世界”。只有由主体逻辑去接管物质逻辑,世界才不会成为“一堆死物”,物质世界同样是活生生的运动。主体的历史世界(存在者)化为“主客矛盾”,那不过是一种主体类型同另一种主体类型在运动中发生关系,并化成新事物。
——“两个决不会”强调幽灵与幽灵、幽灵与肉身、肉身与肉身对抗性的历史动态复杂性。一个总的原则是幽灵的诞生与新的物质条件成长同步。所谓“生产力发展足够”,既指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足够、充分,也必然指劳动过程的“主体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发育。这意味着“党的领导”幽灵的特别在场方式。
(八)
民营经济发展出路在哪?“月明星稀,更幸得萤火虫飞舞。”让我们一起感受到这夏夜的浪漫吧。旧幽灵的死亡和新幽灵的产生同样是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物质条件的对抗是个中介。幽灵的生长和肉身的生长也就具有同时同步性。“生产力不发达论和物质条件不成熟论既与事实相距甚远,也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真实意思是:“一个社会形态不会在所有生产力对于这个社会的消失来说发展得充分以前离去,同时,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不会在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其旧有社会中产生之前到来。即,一个社会形态,在生产力发展到足以使之消亡之前不会消失,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不会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李济广)
——幽灵(对抗)条件是充分条件,肉身(对抗)条件是必要条件。“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马克思的真意是“人人都可成为企业家”,它的潜能释放的前提条件恰好是资本家被工人联合体所逐步替换。
——资本恶是阶级恶的顶峰形态。一句话,资本恶指示幽灵。资本恶,对阶级性而论。资本发展生产力是资本恶的善用,是由异化性质的主体逻辑驱动的资本逻辑。“用资本的物的属性来偷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做法在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资本的属性。”(马克思)必须因势利导,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进行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不能忙着“为资本家正名”,那样的话,效果适得其反。
——人的改造是内生其中的动力。贵在道路与系统的斗争。与公有制社会主义契合的“新的物质条件”代表劳动器官的新成长。就本性而言,它不应当是“机器的、数字本位和加强普遍雇佣性的人工智能”,而是和人手再次工艺结合并由人脑直接支配的“劳动的、人文本位和解放肉体束缚性的人工智能”。
(九)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毋庸置疑地正在克服“幽灵矛盾”。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同自己肉身的矛盾在衰减。事实可能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幽灵和物质条件肉身的矛盾性不断在增强、加剧,成为“瓦解着的所有制”。
如元数码,它不是纯物、纯商品,乃是权力化的生产资料。元数码“主体逻辑”是借助大数据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信息投喂”的自动化和精准化,针对特定受众营造出“信息茧房”,实施空间商品意义的场域统治。元数码一旦由社会主义“使用价值分享制的物质基础”性质哗变为“无形物即数字的单纯统治工具”,便直接成为数字私有制的“猎物”。
应走出对“市场生产一般”的幻想,创造性理解生产力的“姓资姓社”问题:把劳动的社会性质锁定于计划合作,以“共同体重建”推动劳动在社会内部的有序自觉分工,克服个体盲目性,将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牢牢掌握在劳动者的智慧学领域内。
可见,必须认识到《资本论》文本是确定型与非确定型统一,而和历史保持良好同构性。与此同时,《资本论》不独是文本教义,其革命旨意恰恰是“实践的纲领”。在高度上,唯物辩证法与《资本论》应视为科学史意义的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应借鉴东方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与建设理论(列宁和毛泽东),作为具有原生态规定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东方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正是对这一科学理念的绝好的灵活巧妙运用。
一言以蔽之,必须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看”,基于中西学术对话掌握东方社会特有的“辩证法舞步”和历史文化思维遗产,审视世界革命和科学道路中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二者“如何结合”必须由历史民族语境的唯物史观统一规划。
【附 录】正如《资本论》由“对象模型法”有效引出知难的历史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和本土研究行动必从“对象之法”规定之上实现再出发,进一步引出行难问题之历史彻底解决。一是以“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结合和统一”为切入重建科学抽象法,解决历史范畴法的规定性问题;二是从对象知识论起步,广泛探索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发生学工作逻辑系统(即“对象逻辑学”),确保第一性转向第二性规定工作通道的顺畅;三是坚决以对象思维学为工作地基解决方法论第一性规定问题,这是研究的决定性方面;四是面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创造性缔造与丰富“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方法论”时代工作内涵,在理论上拒绝任何思维形式的单边主义、形式逻辑工具的至上主义,以及“理中客”知识论的仿客观主义等等人为化的普世价值观理性设计与解释学机巧。是以这里自然不会有GDP的探究问题,仿佛这个现象数字真的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提供了解释的佐证,同时,也根本不存在“元哲学”的中华求索。问题意识仍然集中于知识路径的阶级斗争,应将之转向中国本土路径的建构。所谓逻辑:你证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所谓历史,依照写意即是: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应寻求社会关系客观之中华语义:(1)天人合一的历史发生学——此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工作规定;(2)事物合一的系统发生学——第二卷工作规定;(3)知行合一的现象发生学——第三卷工作规定。是为阶级关系研究之经济学意义。然则以“马克思革命”寻路,方有历史行动之真境界,方可彻显“身份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显然,这不过是社会关系客观为意识形态主观立法之“中华进程”:经纬合一的认识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意义域内中华语境的整体探索。(“《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全文的最后一段落,该节原名:从知难到行难——“《资本论》学”对改造红学的启示,文章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P5-31)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