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悬崖之上》：“让信仰点亮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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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从2009年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开始，影视作品重新开始用“信仰”来解释人物，尤其是“地下党”的行为动机。

　　说是“重新开始”，是因为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经历过一段信仰瓦解的时期，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也“不管白猫黑猫”了，谈信仰似乎成了迂腐、可笑的事情。

　　但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人如果什么都不信，就会变得无所不为，最终会演变为“一切人对一切人对战争”。

　　比如，在冯小刚的《手机》【点击阅读】中，所有的人都不相信爱情，都只追求感官刺激，结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影视作品——如柳云龙的“暗算”系列，包括正在热映的《悬崖之上》等——重新开始正面表现信仰的力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悬崖之上》的宣传片有“让信仰点亮黎明”字样，这就把“信仰”提得很高，甚至当成卖点了。

　　但是，正是提得太高，炫耀过甚，反而让人觉得，他们写在海报上的“信仰”有点奇怪。

　　那就是，所有这些影视作品中人物的信仰，都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力量。

　　第一，它是精英特有，其他人物所没有的；

　　第二，它是内生的，不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也不是领袖、人民和党组织教导、赋予的；

　　第三，它是自证自明、甚至不证自明的。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信仰”的全部用途，在于证明精英高人一等，值得草根顶礼膜拜并无条件遵从，简言之，“信仰”不过是一种精神贵族的徽记，而和革命事业无关。

　　怪在哪里呢？

　　由于“信仰”具有了自证“高种姓”的特征，它甚至成了可怕的冷血许可证。比如在“暗算”中，就以“信仰”的名义让女护士为她完全不爱的“傻根”生孩子，甚至逼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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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因为，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信仰完全变成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劳苦大众无法理解、也无法拥有的东西，变成精英头上独具的光环，成了他们凌驾于大众之上，索要统治权的理由。

　　这样的信仰，其实已经和宗教信仰，甚至邪教没什么区别了。

　　革命者当然是要讲信仰的，但革命者的信仰，主要建立这样两个基础上：

　　其一，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理论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存在客观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信仰，才不是虚妄的、更不是神秘的只能被少数人所拥有的信仰；

　　其二，革命者的信仰建立在对广大受苦受难劳动人民深切同情的基础上，他们的信仰，总是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

　　张思德是有信仰的人，他用生命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雷锋是有信仰的人，但他直至殉职也认为自己是一颗“螺丝钉”，从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就和一切反动派、一切剥削阶级的信仰有了本质区别。它是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所望尘莫及的，也是国民党的所谓“党国”信仰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近年来的影视作品用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式表现信仰，使得反派人物似乎也充满了“信仰”的力量。

　　比如，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民党的杨立仁和共产党的杨立青，就有同样坚定的信仰；在《潜伏》中，李涯的信仰甚至比余则成的信仰还要感天动地；在《风筝》中，军统特务甚至喊出了“怕死不当国民党”这样刘胡兰式的名言，而在《悬崖之上》里，倪大红饰演的特务科长同样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尽管汉奸的心态普遍是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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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往往会不吝篇幅，表现主要人物确立信仰的过程。

　　比如在《大浪淘沙》中，青年学生靳恭寿信仰的确立，就经历了这样的两个过程：一是他亲眼目睹贫苦百姓卖儿卖女、以及被日本工头殴打的惨状；二是共产党员赵先生对他循循善诱、趁夜长谈，不断向他灌输革命理论。

　　至于《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教育吴琼花的场面，更是已经传世经典。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现在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要用唯心的、抽象的方式表现“信仰”，说到底还是因为如果触及到信仰的阶级内涵，暌诸现实，就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悖论吧？但这样一来，“信仰”的问题，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