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千年大变局，中国不能疲于应对，话术不能过窄

　　中美最新对话会上美国人坦言“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这是句车轱辘话，中美建交四十年来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没实质内容。看似没有，有时似乎又“形式大于内容”，放出这种话来，释放了了某种善意，实际收效可能更大。中国人懂，美国人懂，是人都懂的。特朗普拒绝“中共”及家属入境，特殊时期也有若干波次极端操作，但中美建交四十年大部分时间无非这类颠三倒四话术，严重一点无非“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然后又到“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反正车轱辘转来转去。

　　车轱辘转来转去，可以看到中国总是疲于应对，或者反击，或者应和。不止这一项上，中美关系许多领域都可看到――经贸关系、涉疆涉藏、香港“一国两制”、两岸关系、气候问题、技术垄断、信息安全等等，鲜有中国主导的。其实除少数议题外大都是一些话术，通过这些话术美国占据主导，博取真实利益。中国学者早就看透，打破这种格局，需要建立自己的话术，比如张维为、郑永年、金灿荣都在这个领域尝试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都在推动这个工作。

　　可是我看了许久，越是“建立自己的话术体系”，仿佛越是疲于应对，越是跟在美国后面，比绝对不应还难堪。这里首先存在一个“话术”引导问题，张维为、郑永年、金灿荣这批人不谓不明白，不谓不智慧，可是他们的绝大多数话术都是美国和西方的，他很难到中国固有话语中寻找根据和解释――这里我没法有个恰当举例，据说有个笑话：当年有大量新名词通过日本转译涌入中国，引起一些人不安，包括张之洞。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也是外来的。

　　这还是哲学上的，就“道器观”而言尚属“器”、“用”、“术”的层面，中国智力并非不能扭转；在更大的层面，更大的长程坐标系中――也即我此刻所说的“三千年大变局”，我看这才是最主要的，是“道”的层面。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和政治实体，传说加文字实证至少五千年，为实证起见我说他有三千年，这里有个基本事实大家应该看到的：这三千年中的政治进程和文化发展，总是由北而南进行着（五千年之三千年之间，其实是从西到东），以我们今天“历史唯物主义”观，科学方法论其实是不符的，这三千年的许多节点或时期，按这些观点或方法论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方向，然而没有发生，大势格局上没有改变，仍然遵循“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规律，再强悍的意志力也没能改变。这个“不合常理”现象许多人都看到，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留下不解疑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

　　这个事实大家应该看到的，应该承认的，解释可以各不相同，我的许多立论就是基于这个事实；但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规律很可能不再，很可能会改变，怎样变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进程中――很多情况下我们“处在庐山不识真面目”。

　　这就是我“三千年大变局”的看法，我在红坛的许多文章都表达了这个观点。如果硬要划定一个时间点，那么“变”可能起于明末清初，也许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对三千年而言这个时间游移算不得什么；促“变”动力，我的看法是西方势力的直接介入――这个西方有狭义和广义解；狭义的西方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广义的西方是指基督教文明，更广义是指一神教文明。

　　这就是我在红坛不变的观点。三千年来“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规律一直未变，我们没法以熟知的“历史唯物论”或其他科学方法论去解释，就是个事实，而西方势力直接介入后很可能就此改变。美国和西方不会在某一具体项上与你纠缠――事实上他自己未必有个明确，他不可能对中国有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而是随时顺势；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话术不能过窄，不能总是跟在美国和西方后面疲于应对。

　　怎样做到“不”？

　　话术不能过窄，应该置于“三千年大变局”中看，他是整个文明观上的、天道演化观上的，是关于器物的、经济的、技术的、制度政治的、地缘政治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层面综合的。美国和西方不会在某一具体项上与你纠缠，今天在这个话术上敲你一下，明天在那个话术上诈你一下，总在车轱辘话术上让你疲于应付，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李泽厚先生辞世，关于他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又起，我也发表两篇。今天想起这个话题，似乎很有勾连：中美、中西之间很相似对应那个“救亡”，然而“三千年大变局”不更对应那个“启蒙”吗？

　　期！不再重演“救亡压倒启蒙”那一幕。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