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左翼与泥腿子

　　民国时期，知识界左翼力量相当强，毕竟在国家危亡时刻，求进步的声音肯定远大于保守派。而且受苏联革命的影响，全球左翼的呼声都非常高。所以想来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少。

　　但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就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吗？

　　绝对不是。

　　来了很好，先接受改造。

　　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这帮人再了解不过了。他们所谓的“左”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左。他们反抗权威大都只是出于简单的反叛心理；有时他们关注底层，那也常常只是出于简单的同情心。这些情感都只来自于他们自己，所以是非常脆弱的。

　　革命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真正干起来第一个怂。

　　所以，知识分子要来可以，但必须接受改造。受不了的话请回。

　　冼星海刚来的时候就受不了。他当时已经是留法精英，国内著名作曲家，为了革命理想来到延安。

　　但是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吃不惯住不惯。冼星海非常烦躁，他喜欢吃鸡，说自己每天必须吃一只鸡，否则一行谱子也写不出来。

　　他还反感政治学习，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家学什么政治？浪费时间！

　　可是，随着真正深入这片土地和人民，他逐渐转变了观念，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接受了“为革命而艺术”。

　　生活上的要求也尽量降低，有鸡吃鸡，没鸡的时候……可以吃点别的嘛。

　　《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磕了两斤白糖，连续六天六夜创作出来的。

　　国共合作时期，毛教员担任过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30出头的他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宣传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间创作，轰动一时。

　　后来，关系破裂，毛教员走了，后续接手宣传工作的可谓都是“精英”。

　　1943国民政府建立了“重庆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英文授课……

　　虽说这个学校的一大任务是培养外宣人才，可是这种模式也还是有点太不接地气了。

　　而且，后来大部分毕业生也都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或者在大学任教。所以，他们还是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骨干。

　　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学历上也都相当厉害。比如，45年的时候是吴国桢。

　　此人中学在南开，大学在清华，博士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50年代重返美国，晚年又当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学沛代替他的宣传部长位置。彭曾经到日本、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回国后担任多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从学历上看，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海归人才引进重点。

　　与之相比，老毛就读的湖南一师当时也就是个中专。刘邓周等人说是去法国、俄国勤工俭学，可事实上主要是勤工，没有一个人完成学业，相比之下个个都是泥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