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但是，“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出现，不仅会使经济循环出现断裂的现实风险，严重阻碍财富的创造，而且会使社和谐出现破裂的潜在风险，引发社会矛盾产生。贫富分化始终是悬在国家头顶上的一把利剑，需要在理论系统认知的基础上，寻找到科学合适的方法，加以缓解或根治。为此，从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建设、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行为、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中国式现代化“有为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等五个方面予以系统分析，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建设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改革开放以后，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所强调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党的十四大报告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着力强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但是，“460万富人占有67.4%的财富，13.22亿人仅占7%的财富”的“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触目惊心地出现，归其理论根源，在改革开放过于崇洋过程中，忽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西化、洋化”现象严重：以“为资本利益服务”为宗旨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一度“越位侵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过时论、被边缘化”现象突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干预”造成平台经济“非法侵占”国家人民财富，“否定公有制、推动私有化”造成“不容回避”国有资产流失，“倡导市场化、宣扬自由化”造成“金融领域”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富损失。
由此，强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建设，必然成为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首要对策建议。
1. 着力强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建设。将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牢固刻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使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2. 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地位。真正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求是》2020-16）扎实落实于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归经济类、管理类主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3. 坚定不移驱逐“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真正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新自由主义不仅直接造成前苏联解体，而且使英国、智利等走向没落，同时成为我国出现“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第一罪魁”，必须坚定不移驱逐“西天取经”取回的“新自由主义”妖孽。
二、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忽视平台经济属于国有资产，需要缴纳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造成劳动者社会保险利润被侵吞；借改革之名使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变相增加高管收入；以及权钱交易、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非法收入，成为“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最直接原因。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完善数据产权界定”。不仅，“互联网时代的基建资源价值不是仅由投资人创造的，使用者也参与创造了生产过程和产品形式。如果否认这一点，公地悲剧便可能演化为公地闹剧，即少数投资人不合理地占用和支配具有公共性质的基建资源”（鲍勇剑《共同体经济学：基建资源的治理原理》，《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7-8期）。而且，从平台形成角度看：平台经济的基础设施属于国家，发展的突出优势在于居民聚集，大数据形成于14亿人民参与互动，以对无数民生实体经济的冲击形成……所有权必然属于国家和人民！
尤其，从平台法理角度讲：从西方法学“公地效应”转向我国法学“荒地开垦”确权，根据《宪法》第250条“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荒地必然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为了鼓励荒地开垦，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1条“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平台经济所有权必然属于国家或集体，虽然经过依法批准可以享有长期使用权。
平台经济的突出特征是零边际生产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即达到一定规模边际成本下降为零，规模报酬却不断增加，缴纳归属国家人民所有权的归母利润是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诸多平台经济长达10-20余年发展，在实现盈利期便应同步缴纳归母利润，尤其当边际成本下降为零、规模报酬不断递增时，意味着本应属于国家人民的巨额归母利润未予缴纳。同时，受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影响，诸多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仅京东、顺丰等始终以企业社会责任担当足额缴纳劳动者社会保险外，诸多平台企业将劳动者基本报酬组成占比达28%的五险一金盘剥侵占，形成中国富豪前10平台富豪过半状况，成为“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最突出的症结。
联想作为中科院100%持股的国有企业，降为29.05%持股，再降为23.64%，在此过程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成为联想网络舆论事件焦点。同时，柳传志近亿元退休年薪，杨元庆薪酬1.7亿元，28位高管薪酬合计11.8亿元，占公司总利润38.68亿元的1/3，是否属于“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作股市”现象突出，引起股民强烈不满“资本对2.6亿中小投资者嗜血，百分之九十亏损”、“强烈建议取消融券做空机制，避免机构恶意做空获利收割散户”、“先查一查以做空A股为生的各大机构吧”……5月31日，公安部印发通知：对欺诈发行证券犯罪毫不姑息、一查到底，特别加大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打击力度，有效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力保护投资者利益。“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现象的存在，同样成为“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必然成为坚决打击的行为。即便“为了让民营企业有信心”，也决不允许公然违背和破坏《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由此，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行为，必然成为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必须依法直接落地实施”的对策建议。
1. 清晰厘清并牢固确立数字平台国有性质，补缴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平台经济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从法理特征，所有权必然属于国家和人民，投资开发的平台企业可以拥有使用权，但在实现盈利期便应同步缴纳归母利润，尤其当边际成本下降为零、规模报酬不断递增时，所产生的巨额年度归母利润都需要补缴国家。这是不容回避的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坚决摈弃新自由主义“去劳动关系论”，补缴劳动者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使用者之间建立的基本关系，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自由化”“去政府干预论”，造成2.8亿灵活用工人员，90%以上电商从业人员没有或者很少的五险一金，不仅牺牲劳动者60岁以后保命的钱是可耻的，而且造成社会保险当前支付日益艰难，必须补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纠正“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
3. 坚决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退回违背公平正义收入。以联想为代表的高管天量薪酬所谓“由合同规定、受法律保护”是站不住的，其违背《宪法》第六条“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坚决清理，依法退回违背公平正义的收入。
4. 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非法收入。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造成百分之九十散户血汗钱亏损，资本对2.6亿中小投资者嗜血情况必须坚决打击，并必须清查以做空A股为生的机构，退回这些机构的非法所得。同时，对各类企业“财务造假、偷税漏税”非法收入同样坚决打击，收回非法收入，走出经济困境绝对不是宽容企业违法，而是探讨推动健康高质量发展。
三、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精神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提出“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的期望，尤其强调“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增强爱国情怀、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内外视野”（《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7月21日），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基本内涵。尤其，“增强爱国情怀”、“承担社会责任”必然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企业家精神的首要内涵与本质内涵，这既是近代民族企业家、也是当代优秀企业家的精神典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救亡图存过程中，实业救国推动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提出“实业救国”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发展实业从吃穿入手”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被称为“科技泰斗、士子楷模”的“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于一身的“企业大王”刘鸿生，通过“产业、交通、国防、文化”运动“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中国船王”卢作孚等民族实业家楷模，通过兴办实业、教育、医疗及公益事业等，无不以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的中国近代实业发展。
当代科技企业崛起的典范华为，更是高扬爱国主义情怀，《华为基本法》第四条“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第七条“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正是基于深厚的“爱国情怀”，促使华为不断发展壮大，进入科研引领的无人区。而任正非所说“真正的爱国，是强大自己”，更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突破封锁、实现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前行，带领华为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拼搏。孟晚舟“有五星红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正是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平台经济企业京东，曾经长达14年亏损经营，但在新自由主义“去劳动关系化”使“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或者很少的五险一金”的背景下，京东付出比其他企业多五、六倍的代价，决不允许一个员工外包，即使保安保洁也要签劳动合同。刘强东说，“如果一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挣钱，牺牲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赚了多少都会让我良心不安。”（刘强东《不能为了利润去牺牲员工60岁的保命钱》，凤凰新闻，2017-02-05）2017年浙商大会，他还说“当富到赚一个亿都是小目标，一个月几十个亿都让人很痛苦的时候，富到中国人全世界都买买买，但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我们这帮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呼吁全体企业家共同行动起来”（刘强东《30年前大家都说好的，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22年10月22日），无不彰显当代平台经济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
但是，新自由主义长期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性自私、金钱为上、囚徒博弈”理论，将“创造财富、追求利润”视为企业家精神的唯一内涵；长期灌输“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前言 vi、ix，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将“劳动人民”完全排斥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反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置定语“社会主义”，无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造成部分企业家“精致利己、唯利是图、唯我独尊”，垄断性侵吞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完全忘记民族大义，以“将资产转移国外”要挟社会、绑架政府，如何吃下定心丸？
由此，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必然成为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理念”的对策建议。
1. 高度重视企联、工商联组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倡导推动。企联、工商联及各类企业家协会组织，是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绝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精致利己、唯利是图”精神的主渠道，应通过各类培训、研讨、座谈等形式，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突出“增强家国情怀、承担社会责任”及“金钱为了什么”的研讨。
2. 着力弘扬近代、当代企业家“责任担当、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精神。真正牢记总书记强调的“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着力弘扬近代民族企业家事业救国、当代科技企业家任正非、平台企业家刘强东“责任担当、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企业家精神。
3. 坚定不移驱逐新自由主义“人性自私、金钱为上、囚徒博弈”邪恶理论。新自由主义“人性自私、金钱为上、囚徒博弈”理论、“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排斥劳动人民”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理论，将部分企业家引向“精致利己、唯我独尊”的思想歧路，造成资本扩张垄断性侵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定不移驱逐新自由主义邪恶理论对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的严重扭曲。
四、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8期）
“公有制为主体”始终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强调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三大报告“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报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着力强调“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章程》“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是，当我们欣喜民营经济“56789”现象，创造着“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确实应该辩证思考：是否坚守《宪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否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由此，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必然成为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对策建议。
1. 牢固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致富的根本路径。《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分配问题本质上是所有制问题，私有制是依靠私有资本获得剩余价值为导向的制度，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对个人劳动成果做必要扣除，为社会提供共同享有和需要的社会基金，实现共同富裕。
2. 坚定不移“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器，是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重大战略的压舱石，天然具有服务国家战略、弥补市场失灵、争当科技创新排头兵和领头雁的性质、特点及优势，尤其通过做大做强做优事关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贡献共同富裕实现的基础设施、社会责任、示范机制和统筹能力，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中流砥柱。
3. 高度重视华为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的民营经济实现形式。华为创业者任正非的个人占股仅0.75%，而69%的员工通过“工会”劳动集体占股达99.25%，是极为规范的《宪法》所确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民营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因“以奋斗者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依靠全体员工勤奋努力与持续艰苦奋斗，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存活下去并共同富裕强大起来。
五、中国式现代化“有为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但是，“共同富裕”始终作为党的文献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背景下，却出现“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触目惊心数据，从理论层面，源于西方经济学“为资本服务”的误导，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邪恶企图。从实践层面，困于西方法学“私有产权”理论，难以实现“为了人民”的法理推动，由此造成法治难以跟进发展实践，尤其难以跟进平台经济实践，同时“去政府干预”理念，造成经济发展领域“有法不依”状况突出。
在平台经济长达20余年发展过程中，平台经济是否形成劳动关系，一直是2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归其根源，始终对标Uber，忽视高盛资本的本质是为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服务必然无视劳动者利益，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肆意践踏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社会保险制度。当电商经济多达90%不交或仅交一点儿社会保险，既涉及到劳动者60岁后的生活质量，更涉及到社会当期保险能否正常支付的社会问题。同时，高达工资额28%的社保金额非法变为平台经营者利润，已经违备《社会保险法》第一条“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条“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必然需要依法补缴劳动者社会保险。
八小时工作制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作日长度为8小时的工作制度。是1817年8月提出、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承认，长达100余年斗争而获得的世界劳动者权利。但是，近年来“996”“007”超时工作现象日益突出，直接性违背《宪法》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劳动法》第36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第44条“（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按照《劳动法》超时工资1.5倍、2倍、3倍工资发放的情况极少出现，绝对延长劳动时间的超时利润被企业占有，成为形成“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有为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必然成为坚定不移遏制“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对策建议。
1. 坚决摒弃西方法学“私有产权”理论，牢固确立社会主义“人民主体”理论。西方法学强调“法律至高无上”的同时，“私有产权”是其经济法理论本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体现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的法律制度，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法治理念，尤其牢固确立“人民是法治的主体”的法治理论。
2. 牢固确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规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第六、七、八条明确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第十二、十三条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3. 着力强化“全面依法治国”法治理念，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所涉经济发展、社会分配、公民权利等几乎均制定了完备法条。但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等均有待完善，必须着力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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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