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私有制的复活与城市犬只的泛滥

　　近日，四川成都崇州恶犬咬伤2岁女童的事件，再次挑动了公众的神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一些人看来，饲养宠物犬是私人的“合法权利”。然而，一方面这种所谓的“权利”并非天然的，就如人们对宠物的需求并非天然的一样；另一方面，在空间日益逼仄的城市地区，少数人养犬的“权利”事实上侵犯了不养犬的多数人的“权利”。

　　养宠毫无疑问会侵犯邻居的环境权（如宠物粪便）、休息权（哪怕只将宠物关在家里也会偶尔制造噪音），乃至人身权（如犬伤）。只要不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狗自古就是六畜之一，但与欧美这样曾经的游牧民族看重狗不同的是，旧时中国这样的农耕民族更看重牛。旧社会的农村地区，养狗更多是地主、富人看家护院的需要。

　　民国时期，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影响我国，养狗的风气逐渐从租界蔓延到城市其他地区。随着城市犬只数量增加，犬只伤人、卫生环境脏乱、扰乱道路交通以及传播狂犬疾病等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效仿西方国家出台相关的犬只管理政策，但由于国民党内政腐败，这些政策执行得并不好，而且在战乱面前，狗患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新中国的城市地区普遍禁养犬只，农村地区原则上也是限养。除了完成检疫免疫的生产用犬、科研用犬和警犬，县级以上城市、新兴工业区都明确禁止养犬。

　　上世纪50年代，狂犬病在新中国先后引发3次传染高峰，这种死亡率接近100%的烈性传染病引起了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除了开展免疫接种等预防措施，同时发动群众在城市地区广泛开展了灭犬行动，1959年~1977年狂犬病病例报告数量急剧减少，且发病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

　　80年代初初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破坏，狂犬病又一度出现流行高峰，迫使各地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打狗运动，狂犬病由此才得以控制。

　　80年代末期以后，城市先富群体率先开始私自饲养宠物犬，而且往往是重金从国外引进的名贵犬种。

　　伴随着市场化进程，1992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成立，跨国宠物行业开始正式进入中国；1994年，我国部分城市正式放开城市养犬，养狗成了明星人士立“爱心人设”的重要手段。

　　而当时全国犬只数量仅为二、三百万只（含农村地区），到2010年，城镇地区的宠物犬数量猛增到两千多万只，而今更是突破五千万只。由于弃养现象的普遍存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流浪犬的数量约为四千万只。

　　由此带来的，不仅仅是严重的环境问题，更对人民群众特别是老人及儿童的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2000年以来，狂犬病的发病数量逐年增加，到2007年达到顶峰（3300例，仅此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