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塌房”,公知的好日子过去了

2024-09-27
作者: 谭吉坷德 来源: 谭吉坷德公众号

  罗翔把辛亥革命说成是排满,隔山打牛似的对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进行反思。可惜他的“微言大义”并没有被大众接受,评论区成了对他这位法律达人的审判现场。言论自由也在这里蒙羞,据说一晚上就删掉了一万多条评论。

  罗翔最大的不幸是失真,最大的“坑爹”就是大家都太熟悉那段历史。这就使他“超越单一的民族主义情感,迈向世界的爱国主义”的循循善诱成了经典的指鹿为马,不但被看作是项庄舞剑,而且触及了近代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这让任何人都无法无动于衷。

  看了罗翔的视频很有感慨,今天当个公知真的太难了。他实在是绕了太大的弯子,费了太多的力气,酝酿了太多的感情,最终仍然落得如此狼狈。这同当年公知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放厥词而所有人都无法提出质疑的时代相比,罗翔实在是没赶上好时候。

  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大众思想意识崛起的互联网时代,决定舆论战胜负的从来都不是嘴皮子,而是民心。民心在哪里,主流就在那里,正义就在那里。我们过去姑息公知颠倒黑白,今天正在为此付出社会摩擦和廉价革命的代价。

  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史论就是政论,不带立场的史论是不存在的。几十年来否定李自成,否定太平天国,否定义和团,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土地革命如飓风般刮过华夏大地。按照这些人口中的历史,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谁。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否定掉了这些,把英雄变成了“暴民”“乱匪”和“逆党”,同一谱系的新中国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这还能容忍吗。

  站在哪里看世界,站在哪里看中国,站在哪里看辛亥革命,这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冲突,都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较量。很多年来大力提倡“包容异质思维”,讲了太多的“多元化”,但是人们仍然无法默许这种刨人民共和国祖坟的行为。

  对人民史观的疯狂否定已经沉淀在了中国自由派精英的血液深处,他们让失败者重新获得了胜利。嘴里高喊民粹的那伙人,不是他们有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恐惧。他们害怕人民看到历史的真相,害怕人民重新看到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熊蕾讲过,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机场对中国游客实行免检,理由是中国人不会威胁飞行安全。不知道在罗翔眼里,这算不算是“迈向世界的爱国主义”。在那个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年代里,没有公知,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信任的来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就是政论。通过这场风波,人们再一次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公知谈论一切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高度当心。首先要看看他们的屁股坐在哪里,时刻警惕他们的价值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一定不要轻易地将他们当作自己人。

  伴随人民大众的觉醒,当老百姓的呐喊和呼声赢得了社会尊重,当公知们发现自己心里那点东西正在被民众唾弃,他们在走投无路和悲观绝望的时候,就会不再回避核心观点的碰撞,试图凭借有利位置,跳出来挑起一场政治交锋。

  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无法跨越的大问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精英已经完成了西化,而民间却越来越走回传统。民众已经完全看清了公知的嘴脸,双方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发生对峙,一点点火星就可以让干柴变成烈火。

  公知是中国低着头融入这个世界的产物,在中国昂起头来争夺21世纪世界主导权的今天,当西方的话语权和道德形象黯然失色的时候,他们仍然刻舟求剑地要把西方的意志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转着圈地丢人。

  美国自由民主的牌坊正在轰然坍塌,这让他们的中国信徒无法对一直鼓吹的这个“地上神国”继续圆谎。觉醒和觉悟的中国人民同公知之间的斗争,很像受骗者面对传销团伙的代理人,受骗者正在怒不可遏地发泄着被欺骗之后的愤怒。

  这次黎巴嫩BP机爆炸,彻底动摇了西方的道德框架,让人们对西方几百年的信任在源头上完全消失殆尽。原来他们不但用文化控制人们的头脑,用历史操纵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且还用炸弹威胁着所有的人,让整个世界都成了资本的人质。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一个转折点,一个非西方国家彻底觉醒的警示钟声。爆炸声响起,受伤最重最绝望的却是中国公知,他们必然要承受来自人民大众的质疑和警惕,必然要为曾经的“传销”布道提供一个说法,必然要面对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世纪之战。

  怀疑正像汹涌的洪水一样泛滥开来,四处流淌并寻找答案。人们追问犹太资本把炸药埋藏在BP机里的同时,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给我们埋下了多少“炸弹”。这种怀疑和追问是罗翔“塌房”最真实的背景,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公知都要在这样的背景上生存。

  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都是美国培养的,这些精英在精神上被美国牢牢地控制,这是一个无奈的,但是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牌可以打,才能在债务危机和内政绝境中仍然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动的进攻姿态。

  这就使意识形态领域去美国化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无法用强大的,中国化的有效意识形态来凝聚国民,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越来越艰难。不但很难登顶,甚至还可能毁于一旦。中国公知从反面告诉我们,对这种危险不应该视而不见。

  今天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和世界紧紧地缠绕到了一起。发展中国家的觉醒是当今世界的第一主题,也是中国的第一主题。西方中心主义的衰落和东方的崛起同样不可避免,这就使那些西方躯体上孵化出来的中国公知,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成了时代的一种阻力。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得到了一个在改革之初我们并不想要的经济结构。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地调整这种依附型的经济结构,重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哪些殖民化的东西,还有哪些埋藏起来的炸弹,今天已经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了。

  人民大众思想文化意识的崛起,是国本国运国脉的觉醒,是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21世纪中国文化启蒙的解放运动,洋溢着新中国人民至上价值观和理性的人文主义光辉。在这场运动碾压过公知之后,中国将不会再有崇洋媚外的土壤。

  几年前有位公知哀叹道,“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的这句话,其实由美国总统来说更合适。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而胜利者是觉醒了的人民。

  踩在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上走自己的道路,时间已经证明不但十分可笑而且更十分危险。当今世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成为世界博弈的新趋势。中国当前急需收复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失地,重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

  中国已经搞过工业大摸底和农业大摸底,今天特别需要的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摸底。我们要从去意识形态化的极端中走出来,不能满足我们的意识形态只能用来自保,更要拥有具有世界影响力,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新的思想体系。

  中国公知很难承担这一重任,如果我们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去美国化,中国公知也就不存在了。在觉醒的中国面前,西方为他们标注好的价格就会彻底失去价值。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全部“舶来”的知识都会走向终点,最终成为一个并不光彩的墓碑。

  汤因比说过,“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够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中国正在从西方现代文明是最高价值的“圣经”中解放出来,超越西方文明,让中国天下主义精神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文明准则,这是中国的方向,也是中国人的责任。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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