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亿神州尽舜尧:教员的伟大理想

2023-09-14
作者: 温伯陵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公众号

  1

  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是不断下沉的。

  周朝的时候用“封邦建国”制度,把周天子的宗亲和功臣封到各地建国,一方面用武装殖民的方式开拓周朝疆土,另一方面占据山河形胜之地拱卫周天子。

  这些分封出去的宗亲和功臣,便是后来的诸侯。

  按照周朝“封邦建国”的理论,诸侯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君的,土地产出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君的,所以诸侯国君的都城,就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既然诸侯国君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那么很自然的便垄断了教育权力。

  他们把有知识的人收拢到宫里,委任官职并且子孙世袭罔替,于是有知识的人世代有知识,有政经权力的人世代接受教育。

  这就是周朝时期的“官师不分”制度。

  官即师,师即官,官职和知识永远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层庶民没有任何关系,周朝就这样过了几百年。

  但事物总是要变化的。

  以“周平王东迁”为起点,中国进入绵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乱世。

  各诸侯国相互攻伐兼并,无数诸侯国消散在历史长河,那些垄断官职和知识的贵族们也失去依附的对象,逐渐流落民间,要么隐居山林教授弟子,要么凭借专业知识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至此“官师不分”的制度解体,中国历史上,教育第一次向底层庶民敞开大门,底层庶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力,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教育的不断下沉,知识在民间传播的越来越广,最终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各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诸子百家。

  据冯友兰的考证,儒家出自教授礼乐的人、侠客出自军队高手、方士出自医卜算命的人、法家出自诸侯国的政治家,那些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

  诸子百家们成名之后,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授给众多弟子们。

  因为孔子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再加上儒家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于是孔子便被称为至圣先师。

  可以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群星闪耀时代,是教育向底层庶民下沉直接造成的。

  2

  两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层人民下沉,是教员一手推动的。

  早在1942年4月,教员就在纪念儿童节的活动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9年后的国庆节前夕,教员接见参加国庆节的安徽代表团。

  安徽代表团的成员有个孩子叫马毛姐,她在渡江战役时参加了突击队,不惧枪林弹雨六次横渡长江,帮助突击队运送了三批解放军战士过江,是全国闻名的渡江英雄。

  这次参加代表团进京,教员亲自见了马毛姐,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是教员亲笔写的八个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两次题词,都在不久后闻名全国,代表了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过这两次题词仍然是人文关怀的色彩,1957年在苏联的演讲,则是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和赫鲁晓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问题。

  那次大会开的不错,教员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会议期间,他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然后做了那段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但后面的一些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教员说:

  “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你们现在的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赫鲁晓夫等等。”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负担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

  最后教员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这次演讲的时候,教员对未来充满乐观,对新中国的新青年们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我们老了,事业需要你们来继承。

  他是说给留苏学生的,也是说给全国青少年的。

  而要培养新中国的青少年,必须让教育下沉,尽可能的让中国青少年都接受教育,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读书,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3

  教员办教育的原则是公平、普及、政治。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华北局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上学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重的,而且中学的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没有助学金。

  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待遇不一致,要么是学校之间的伙食费和津贴费标准不一样,要么是学校之内有大灶和小灶的区别。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根本原因是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待遇不一样、干部之间的级别和待遇又不一样。

  这份报告到了教员的案头,他马上给周总理做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随后周总理就视察了北京101中学,号召那些干部子弟和劳动人民子弟一起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告诫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变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经过这次整顿,全国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逐渐平民化,不管在里面学生来自什么家庭,起码待遇方面落差不大了。

  而且有了教员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针对中小学生的物资,价格也控制在劳动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当事人回忆起六十年代读书的时候,说学校食堂门口的牛奶价格是鲜奶每瓶一毛五,酸奶每瓶两毛,白糖四分一包,豆浆三分一碗,糖浆五分一碗,不要票不要证,每个学生都能买。

  当时城市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40块,如果愿意给孩子喝牛奶和豆浆,还是负担得起的。

  这是教员的公平教育。

  普及则是在村镇办教育。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53年的小学毕业生是293万,初中招生数是82万,初中毕业生是40万,高中招生数是16万,这份数据的背后是中小学的数量不够,大量学生毕业后没有学校招收。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师资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资金不够。

  为了普及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上学,教员在1957年做出决定,要打破中小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鼓励街道、厂矿、公社自主办学,如果华侨想办学,也允许私人办学。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教员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学”的决定,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基层。

  这一切都是为了普及教育。

  他不觉得推翻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丢脸,也不认为国家一定要包办一切,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人民的,他随时可以调整。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基本和大跃进是同步的,于是他借助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在村镇上普及教育。

  有了教员的号召动员,街道和公社从微薄的财政中挤出资金,一座座中小学校拔地而起,让中国的青少年们有了读书求学的地方。

  至于师资力量,教员也做了指示:“农村的老师不够,就从城市调人,城乡的师资要均衡一些。”

  后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下乡,农村便有了充沛的文化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知青填补了农村师资力量的缺失,把城市的文化转移到农村。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小学的入学人数达到3300万,初中的入学人数是300万,高中的入学人数超过百万,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整整翻了5到10倍。

  再过十年教员去世,中国已经培养出6285万高中毕业生、1.85亿初中毕业生、720万中专毕业生、各类专门人才411万,共计超过2.6亿人。

  而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青少年,成年以后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做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才是中国后四十年腾飞的基石。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国人不适合整日读书,教员便推动了扫盲运动。

  城市办起扫盲夜校、工厂有车间学校、妇女有炕头学习小组、农村有冬学和地头学习小组,甚至军队战士都要在训练之余学生字,在全国热烈的学习氛围中,截至1953年城市扫盲100万人,农村扫盲308万人。

  到了1958年,全国2200万人脱离文盲,其中160万人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全国四分之一的县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这就是教员的教育普及。

  而要达到教员在苏联演讲的期望,教育还需要讲一些政治。

  同样是1958年,教员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否则的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无产阶级价值观,还是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红色江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具体做法有两点。

  其一是在课堂上增加政治课,让学生们有基本的政治观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将来要为谁服务。

  其二是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因为劳动人民不学习知识,就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就容易脱离实际,说些“把空闲房子租出去”之类不着四六的话。

  于是教员起草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一律办工厂或农场,在学习之余进行生产,让学生们见一见庄稼是怎么长的、工厂是怎样运作的、商品交换是怎么完成的。

  没有条件办工厂和农场的学校,可以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是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师生到附近的工厂和农场去,和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既能让师生们接受工农的实际锻炼,也能通过交流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

  如果学校实在办不了工厂农场,附近也没有相关单位,教员建议师生们“劳动一段、学习一段”,即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有了工作经验再回去读书。

  这种学习—工作—学习的模式,其实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

  以上就是讲政治的教育方法。

  经过多年的工作教育,学生们便有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真正的工农工作经验,身体上和思想上,都有了无产阶级的属性。

  等他们走上社会,就是中国最稳固的根基。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能抵制颜色革命,并且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来,教员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功不可没。

  4

  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每次进步,都来自教育下沉。

  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只有接受教育,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了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基数,才有群星脱颖而出闪耀世间的概率。

  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现代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符合这个规律。

  不同的是,诸子百家是天下动荡的客观结果,新中国大力推广教育下沉,是教员主观努力的结果。

  1970年12月18日,教员接见斯诺时谈起:

  “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教员最伟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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