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两种路线的碰撞——读吴冷西《“大跃进”与大调整》

　　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录之二《“大跃进”与大调整》于今年9月出了第一版。这本书十分详细地回忆了1958年至1962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开始摸索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时期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真实的历史，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它在我们研究与认识党的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对吴冷西老前辈和他的家人表示最崇高的感谢和敬意！

　　东欧的一群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红旗落地。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74年后，在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政权，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一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与他的战友们，在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严峻形势面前，是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的革命红旗至今未倒，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今后的路，我们会怎样走下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会不会坚持革命，为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奋斗？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思想上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温故而知新，正确认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走过的路，正确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

　　一、对1958年毛主席批评“反冒进”的理解和认识

　　毛主席所提倡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这可以算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上的第一个分歧，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路线分歧。

　　从毛主席当时批评的内容看，毛主席认为发生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因为毛主席一直表示，他们的调整是对的。毛主席批评的只是“反冒进”这个口号，而并不是当时调整纠偏的实际工作。毛主席认为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对，这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但也涉及到哲学和世界观，所以又不能不重视。他认为，这个口号缺乏辩证思维，是片面的，会挫伤群众的极为宝贵的革命积极性。

　　当时从刘少奇到周总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等都做了检讨，说明毛主席这次批评的面很广，级别也很高，而且从南宁会议到北京会议到成都会议，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反复批评“反冒进”口号的错误。如此不顾及高干们的面子和自尊心，足见毛主席对保护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度重视，这是上升到原则性的高度来认识的。在毛主席看来，搞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是中央领导层必须搞清楚的根本问题。换言之，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走极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给群众泼冷水；坚持稳中求进，还是反进求退，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能不能战胜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大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吴冷西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这本回忆录时，从当时政治气候出发，说了一番所谓“实事求是地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正确的”，“而毛主席却认为‘反冒进’是右倾错误，提出了‘一化三改’，过渡时期以来又一次反‘右’，其结果是助长了‘左’的倾向”的带有个人结论性认识的话，如果不是言不由衷，那就反而不客观了。因为从他所回忆的大量历史事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何况，毛主席提出并领导的“一化三改”的正确性，以及反右斗争的必要性，都是写进党的正式决议的定论，根本不容否定。更不能把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差归责于毛主席，相反，运动中的过“左”者，往往还是被毛主席批评和纠正的那些脑子里缺少辩证法、喜欢走极端的领导同志。

　　那么，当时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总是和毛主席的思想有一定的差距呢？这就是囿于实际工作局限的领导者与马克思主义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眼界之别了。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水平差距，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看到对当时中国来说，革命的步伐不能停，不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上睡大觉、享清福，而必须一步不停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着。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所以毛主席有一种紧迫感，在帝修反的包围中，要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与帝国主义抢时间的斗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思路就是由此而来。这对于打了天下后，思想还停留于民主主义的领导同志是难于理解的。

　　时至今日，从今天我们国家所处的遭遇，就很能够理解：恰恰毛主席当年的想法是切合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实际的。如果不是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以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打赢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克服困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两弹一星”、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防，我们今天在美西方帝国主义的各种霸权制裁和打压下，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强不息吗？可见，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是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的大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事。从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看，也是这样。如果不是苏联抓紧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就不能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侵略。那就不仅是苏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不可能战胜和消灭法西斯，那人类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历史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是完全正确的。而认为取得了政权，就是革命胜利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太平、不急不慢地搞建设，这种想法其实是短视的，是脱离世界阶级斗争实际的，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

　　他们在认识上的这一深刻分歧，是不是就是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离奇的“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的历史根源呢？这正是值得我们后人关注和研究的。

　　二、毛主席对1957年反右形势难于准确估计是有原因的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为之后的整风、反右运动，更好地掌握与划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界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斗争（整风）中，党的一贯做法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于反右，毛主席也是说：我们与右派之间的矛盾虽然是敌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且关于对反右的后期处理，毛主席没有参与、过问，当时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农业。

　　按照毛主席在《正处》报告中的估计：500万知识分子中，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反右中，这些人不可能全部跳出来吧？即使全部跳出来，也就是15万人。而在1979年宣布“反右”扩大化平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1957年“反右”，右派竟然划了有55万之多。按照“平反”的情况看，几乎90%是错划的。这一切说明了毛主席《正处》中的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思想，在反右中没有得到认真的、切实的贯彻。在反右后期的工作中，反而大大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敢于提意见的同志和有言论错误的同志，通通划到敌人的阵营去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无形中起到了压制党内外民主的作用，使党内外群众不敢坚持真理、讲真话。这不能不说是1958年“浮夸风”等“五风”在党内外得以毫无阻拦大肆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群众运动中有一些误判是难免的。因此党的政策总是强调“有错必纠”，以防止和减少错误。因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革命的群众运动带来的后果总是积极的。就如延安的整风，1952年的三反、五反，带来的都是党内的新气象。但是，如果运动中把人民中的90%，都错划成敌人。而且在人民群众纷纷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而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同志，在一定的场合向毛主席反映实际情况，就立即被调走。在80年代的报刊和书上，多次看到在1957年之后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一位名叫崔英的女同志。她在一次中南海的舞会上，在与毛主席跳舞的时候，向毛主席反映：群众来信有许多反映反右错案的情况，毛主席要她写一个材料。可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写，就被调出了中央办公厅。（注：这本书我是有的，但年代久远，今天没有能够找出来。）可见有人在有意向毛主席封锁消息。这必然与我们党在严格按照党的政策下开展运动的后果，是很不一样的。可见对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严重情况，毛主席在当时是不知道的。在被信息屏蔽的情况下，他对1958年的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也就难于避免了。

　　三、毛主席最早发现和指出了“浮夸风”等“五风”问题

　　1958年秋收后，毛主席从粮食收购任务完成得不好、生产队出现了粮食私分的现象中，敏感地发现了“浮夸风”等“五风”问题，并深刻指出这是因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吴冷西同志在他书的第五章“艰难的纠‘左’”中，详细叙述了毛主席在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郑州紧急会议）中所依据的1958年末出现的情况：（1）“毛主席对山东省委汇报中的一个情况特别注意，这就是公社向劳动英雄吕鸿宾的生产队调拨粮食时，用一张条子（下命令调拨粮食）、一杆秤子（拿秤去称粮食）、一顶帽子（拿本位主义帽子压人）都行不通，上下关系紧张；后来改用一把钥匙（做思想工作）、一张布告（提出安民告示）、一个楼梯（三级管理[所有]中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才解决问题。”（2）“与此同时，李先念同志主持的中央财贸办接连向中央反映，粮食、棉花和油料的征购任务完成不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比武昌会议时更加紧张。粮食1100亿斤的任务只完成了950亿斤，棉花的5550万担任务只完成了4100万担，油料的收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左右。农村普遍瞒产私分，抵抗征购任务，城市大闹粮、油、肉、菜供应不足风潮，......。”（《“大跃进”与大调整》第260-262页）

　　针对以上情况，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开始，劈头就提出所有制问题。他说：“武昌会议比北戴河会议有进步，划了两个界限。......。虽然提到了从小集体到大集体的过程，但着重讲的是公社一级统一领导和统一负责盈亏，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只提了一下。当时我们（包括我自己）并未认识到三级管理中有三个所有制问题，更没有认识到这三级所有制中以哪一级为主的问题。

　　毛主席还谈到，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全国大闹粮、油不足风潮，这是大家看到的现象。现在省、地、县和公社四级正大反瞒产私分和本位主义，大队和生产队则坚决抵制，上下关系非常紧张，城乡关系非常紧张，工农联盟有受破坏的危险。这也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根本原因在哪里？“

　　毛主席指出“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三级所有制的关系，根本原因是‘共产风’，省、地、县、公社四级急于过渡。......。“

　　”毛主席接着说：应当承认，对于这种“共产风”，农民反抗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共产党只能剥夺剥削阶级，不能剥夺农民，不能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我们应当承认贫富差别，不但应当承认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差别（武昌会议明确按劳分配，允许差别），而且应当承认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差别，穷队与富队还有中等队之间的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刮共产风。......。”（以上均引自：《“大跃进”与大调整》第263-264页）

　　毛主席在1959年初的郑州会议上就明确地确定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为基础），从根本上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的过程与性质。如果能够引起当时从中央到各级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同志的充分重视，从根本上制止当时疯狂的“五风”，那么我认为1959年9月之后某些地方饿死人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省、地、县，甚至一些乡干部的立场和态度，与毛主席的态度和立场是相当不一样的。当时其他干部，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对毛主席的分析他们还想不通。

　　在吴冷西同志的书中提到：“毛主席的讲话，据邓小平同志在1959年3月11日传达时说，全场震动，大吃一惊。毛主席讲完后，会场上交头接耳。毛主席宣布休会明天再开。在2月28日的会议上，有10位同志接连发言，几乎没有一个表示完全赞成毛主席的意见。......。河南六级干部会上甚至有人发言批评毛主席‘右倾和倒退’。据乔木同志告诉我，那一天夜里毛主席通宵不寐。”（同上书，第264页）

　　“3月1日凌晨，毛主席给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并参加会议的各位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这一套想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过去一两个月中逐步形成的。从天津、济南到郑州，沿途有很多启发，特别到郑州听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汇报，才下决心召开紧急会议。信中说，他的意见还有些不完善，有些不准确，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要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想想。但他认为他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会议还可以讨论，继续发表各自的看法，对他的讲话提出补充、修正和发展。毛主席建议会议可以开到3月2日，并请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3月1日会议，先由乔木同志代读他的信，然后大家讨论。

　　据乔木同志告诉我，3月1日上午的会议上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多了一些，但仍提出不少疑问。毛主席在1日下午和晚上分别邀集河南和各省、市委书记座谈，知道他授意河南省委把他的讲话大意向六级干部会传达后也全场大哗，赞成的和反对的交锋激烈。他在2日凌晨又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小平和与会同志，说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如果不在春耕之前解决，他担心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合作化讲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用了四年时间，逐步完成，没有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3月上半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3月2日会议情况趋向缓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在春耕之前确定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会议同时布置起草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上书，第264-265页）

　　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1941年11月21日召开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说过：“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而大跃进中的“五风”，明显地表现出县、乡一级领导与广大农民之间已经有了不同的利益关系。所谓的“共产风”，其实质就是站在官僚主义立场上，对农民进行无偿剥夺，这必然会引起农民的抵制，而他们却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扣上了“瞒产私分”和“本位主义”的帽子。

　　而毛主席对此是非常明确地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支持农民‘瞒产私分’。他认为粮食在农民手中，是可以放心的；而收了过头粮，才是危险的。权衡利弊，农民私分比收过头粮的危害要小得多。这就是两种不同立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中央一线领导同志是有很大失误的。这个失误表现在一线领导并没有及时把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和之后的纠“左”文件（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及时地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之后发到省、地、县、公社和基层，并加以认真贯彻。如果能把在1959年3月2日的郑州紧急会议及之后的一系列纠‘左’会议的讲话和文件，及时下发，并坚决贯彻，达到毛主席的要求：即在1959年的春耕之前，就把省、地、县、社四级领导与生产大队、生产队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认真、彻底解决好，在庐山会议之前就把‘五风’刹住，那就不会形成因为批判彭德怀而使纠‘左’变成反右，而使‘五风’得以在1959年和1960年更加泛滥、甚至产生饿死人的局面。作为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推卸不了的。对于这个问题，在吴冷西同志的书中也有一些记叙。文中说：“少奇同志追述，1959年庐山会议时，前期的会议纪要已经一再修改，他本来想形成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来大家的心思都在反右，对纠‘左’没有兴趣，才作罢了。现在看来这是失策。那个纪要提出纠正的问题，现在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重了。看来我们已经错过了一年时间，现在不能再拖延了。“（同上书，第312页）这是少奇同志在1960年12月中旬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当时小平同志也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反对‘五风’决心不大，特别是庐山会议后，都反右去了，对反‘左’没有兴趣。”（同上书，第316页）为什么那时有资格参加国家级重要会议的干部，会对纠“左”都不感兴趣，而都热衷于反右呢？很明显，这就是当时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制止“五风”的主要原因。

　　四、一线领导同志有些重要情况对毛主席是有隐瞒的

　　从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情况看，可以列举出的至少有两件事。

　　一件是前面已经说到的关于反右扩大化。从改革开放后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看到在1957年之后，中央办公厅是收到过许多群众来信反映反右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但是当办公厅的同志找到机会，向毛主席反映的时候，办公厅领导却很快地把这个同志调走了，当然毛主席也就得不到这方面的信息了。而反右扩大化，对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来说，决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再一件就是关于1959年9月秋收至1960年一些地方农村饿死人的问题。由于一些地方粮食减产，有一些省份出现了因“浮夸风”而收了过头粮，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都收了上去。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农村大搞“反瞒产”运动，把农民家过去的存粮也收走了，造成了一些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不仅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破坏了工农联盟，破坏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使农民在十年大庆之年无法过一个愉快的春节。这种情况最典型的就是河南的信阳地区。据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透露，他们还向中央封锁消息直至1960年2月，反映情况的信，纷纷曲折地寄到中央。周总理、董必武等领导派了调查组下去，了解情况，调拨粮食，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了。但是他们还是向毛主席封锁了消息。后来毛主席下了决心，在1961年初，才把“五风”问题进一步解决了。我认为1960年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史无前例的极端困难，主要就是这样造成的。

　　毛主席是党的主席，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实行大政方针的领导。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南征北战，也靠准确的情报工作，社会主义革命怎么能两眼一抹黑呢？因此毛主席几乎一年到头，生活在交通工具上，不仅自己坚持下到各地去调查研究，而且也动员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可见他老人家是多么地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啊！但是在上下有意向他隐瞒实情的条件下，发现和纠正问题也就很不容易了。

　　五、从1960年到1962年能够很快克服困难的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能够很快战胜困难、形势好转，主要是因为毛主席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的所有制问题，克服了疯狂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五风”，还是因为1961年之后在“调整”中的基建、工矿企业大力“下马”之功？

　　从《毛泽东年谱》第4卷（1959.4-1961.6）看，刘邓一线领导在1960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确实，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国际斗争上了。

　　正如吴冷西同志《“大跃进”与大调整》书中写到的，在1960年12月中旬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表示赞成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他们都认为这一年虽然全力对付国际斗争，但老实说对国内许多工作总是放心不下。现在是下决心全力抓国内工作的时候了。”（《“大跃进”与大调整》第312页）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虽然也是把他的许多精力放到国际问题上，但是他在1959年12月10日开始的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活动，一直仍然在坚持着。在会议结束之后，毛主席继续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的结束语，直至1960年2月9日学习结束。

　　可见毛主席的主要心思没有完全放在国际问题上，而是放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客观实践规律的探索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苏联的实践经验也同样孜孜不倦地在学习和研究着。

　　毛主席在当时更加注意的是调查、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但是，要了解实际真实情况，看来是很难的。从1959年秋歉收之后有些地方收过头粮造成的困难局面来看，毛主席得到的信息与自己的调查是不对称的。

　　（一）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主席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李富春的报告。这个会议还认为：1959年的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可见李富春的报告对当时的国内形势的估计，也还是不切实际的。

　　（二）1960年1月14日，毛主席阅李先念1月13日关于安排农村人民生活问题和继续开展爱国售棉运动的报告。报告说：全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大约有70%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已经搞好，对人民生活已经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大约20%左右的单位，做了初步安排，但还没有完全落实；大约有10%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基本上没有安排，存在的问题很多。据部分省区反映，实际缺粮的基本核算单位，大约占10%、15%到20%。”看来这个报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仍然是过于乐观，不准确的。

　　（三）1960年3月22日下午，毛主席从徐州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裴梦飞、白如冰、刘季平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梁必业汇报。舒同说：山东对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作了适当控制，......。舒同说：下面在发展社有经济和大搞水利建设时有“一平二调”的做法。毛泽东说：调猪人家不喜欢，影响积极性嘛！水利工程太多了，控制一下，分几年搞。造林的时间更要长一些，先搞三年看看。舒同说：下面财政部门收款，有的将公社几年的欠款都一齐扣下了。毛泽东说：这是变相的“一平二调”。问题还是去年三月的那一些，贫富队矛盾、社队矛盾，还是不等价交换，所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问题不是一两年能教育过来的。舒同说：还有全民和集体的矛盾，如国家机关、工厂企业等向公社调东西过多、占有公社土地。毛泽东说：今年两次会，将国社矛盾、社队矛盾、贫队富队矛盾问题反复讲清，说明这样（指“一平二调”——编者注）过渡反而慢，并会脱离群众。是不是要搞“三反”，我们在杭州决定今年上半年县做典型试验，下半年普遍搞。现在就可以讲，使有这种作风的人早收手。......。”

　　同日 毛主席阅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三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批示：“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这个材料说：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反映的问题有以下一些：枣庄市反映，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七十头母猪，不给钱，严重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沾化县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耕后因水肿病死了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会议还反映，贪污浪费比较严重，不讲真话。有的公社原来准备盖戏院、大礼堂等，现在决定停建。

　　（四）1960年3月23日，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毛泽东问：你们在开大会是不是？作了报告没有？林铁说：是有问题，有那个苗头了，这个时候开会真是适时。毛泽东说：跃跃欲试，要过渡，变相的“一平二调”。根本不要上面批准，变成没有纪律了。现在你们怎么办呀，要退回去呀？林铁说：现在我们向公社过渡的还不多，调的数量还不大。分配问题我们还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没有搞好，这个问题要下点功夫，做点工作。毛泽东说：还有个作风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几个省相当严重，比如湖北、广东、山东。他们赞成搞“三反”，你们有这个感觉没有？听说相当普遍。现在不搞就要烂掉一批，已经烂掉一批了。......。

　　林铁请示：天津会议如何开法。毛泽东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开三天，上午看文件，下午在这里（指专列——编者注）谈一谈。我们在浙江谈了十五个问题，中央还不知道，我明天第一次会议把问题提出来。其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深谈一下，有一个问题要比较多地研究一下，多交换一下意见，就是关于现在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这次会议要加上西北的张仲良、中南的王任重、吴芝圃。

　　（五）同日（1960年3月23日）为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请各位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县、各市、各个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三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为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在这里毛主席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问题的严厉要求。

　　（六）1960年3月24日中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毛主席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统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吴芝圃等26人。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有关的有：（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的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与畜牧业要并重。（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最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十一）除四害问题。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不叫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拿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虱子、跳蚤的代表。除四害，要大搞。（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山东提出了，震动很大。（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十七）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制度，经常要改。（《毛泽东年谱》第4卷，第298-361页）

　　在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1960年，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到，毛主席已经找到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并且正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加以解决。

　　（七）1960年5月11日下午，在专列上毛主席与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参加。看看吴芝圃是怎样说的吧？“吴芝圃说：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歉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吃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 实际上，此时信阳已经收了过头粮，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情况。而吴芝圃面对毛主席，却拼命强调灾情严重，以掩盖他们在灾情之下，还要大收过头粮的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面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不怎了了。......”（《毛泽东年谱》第4卷，第392页）毛主席讲得一点也不错。

　　（八）1960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与同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杨尚昆参加。毛泽东问：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大清楚。......。毛主席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问：保收多少呢？廖鲁言说：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说：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斤了？谭震林说：超过。

　　但是在吴冷西同志的《“大跃进”与大调整》书“（四）重上庐山”中的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如实地把当前的形势摆出来，指出：当前国民经济问题很多，困难很大。农业生产自1959年起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1960年只有2870亿斤，1961年夏收又减少160亿斤；......。

　　1960全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连三千亿斤都不到。而当时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在派调查组下去调查的情况下，却很有把握地估计当年的粮食生产，能达到六千亿斤！根据他们这样的汇报，毛主席要是真的相信了。以这样不靠谱的数字作为依据，来计划国家的经济建设，能不出大的乱子吗？！

　　（九）1960年10月10日晨，毛主席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九月十八日关于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贯彻省委十条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共福建省委九月三十日批转的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阅后批示：“......。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十）1960年10月12日，审阅李富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稿，批示：“已阅，即送富春同志办。”指示于当日发出。指示说：“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现在中央发给你们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这个基本方针。中央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参照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和闽侯县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最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使自己取得具体的经验，然后继续按照不同公社的不同情况，对上述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完全的彻底的解决。各省的工作部署如何，请尽速报告中央。”

　　从这里可见毛主席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

　　（十一）1960年10月17日，毛主席阅中共山西省委十月十二日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农忙的四、五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县和公社两级的工业及其他企事业等占用劳力过多，脱离生产的青少年学生增加过猛。报告介绍了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战线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强调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参加田间劳动。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陕西省委的报告。

　　（十二）10月26日阅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十三）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开会，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10月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度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十四）1960年11月3日晨二时五十五分至五时，同胡乔木谈话。同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批示：“恩来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在这里（《毛泽东年谱》第4卷，第474页）专门写出了毛主席对指示稿的修改。

　　如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毛泽东将“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并在其后加写：“（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内”改为“一个长时期内”。类似这样的修改，共有七处之多。在指示信稿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这个文件，除宣传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指示信于当天下午发出。

　　（十五）同日上午，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稿，批示：“退周即办。”

　　（十六）1960年11月15日晨，阅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十一月十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在报告谈到对这次下放的干部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处，毛泽东写批语：“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十七）1960年11月20日晨，阅中共甘肃省委十一月十五日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

　　此后，毛主席对农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抓得很紧。农业的形势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十八）1960年12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开会，听取各中央局汇报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情况，并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农村的情况做了阶级分析。他说：“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排队，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干部排队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这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这是子厚同志发明的。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他们是前两类的间接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但和第一、二类人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怎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主席在此基础上接着又对实际情况进一步做了分析。他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中间的、糊涂的。前三类占多少？在湖北是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我们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说调动工作了，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关于干部中的后三类人，毛泽东说：“第五类、第六类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对第四类教育，不能让他们担负领导责任。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毛主席是根据农村公社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实际的严重情况，做出这样的分析的。但是，从吴冷西同志的书中，我们看到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的书中第403页，讲到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北戴河会议8月6日第一天的中心组会上：“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这三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赫鲁晓夫说没有阶级了，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变成‘全民党’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已变成全民国家了。我们中国究竟是不是这样？第二，我国的形势究竟如何？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也有许多还是搞好的。有同志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是不是这样？......。第三，矛盾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任何时候都有，问题是有无敌我矛盾。如果承认中国还存在阶级，那么就应当承认还存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其本质是对抗性矛盾，而且是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现在全国农村中突出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搞‘包产到户’也就是搞单干，还是搞集体化？现在有‘单干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资产阶级是要拉农民搞单干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去领导农民巩固集体经济，农村中资本主义就会大为发展。”接着作者说：“毛主席的这个开场白，用意明显，一下子就把北戴河会议引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这就完全改变了周总理在会议开始时宣布的会议日程。会议的重心就转移到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心组，主要讨论毛主席提出的三大问题。”

　　吴冷西同志在他的书中还这样说：“据我现场观察，毛主席这一天的讲话，中央部门和省委都很震动，都互相打听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同田家英等秀才们都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冲击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决定的重大调整措施，把开始明显见效的调整工作打乱了。”

　　在吴冷西同志的书中也写到了少奇同志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书中说：“少奇同志谈到形势时说：七千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估计形势将好转。那次大会后不久，新发现财政赤字严重，通货膨胀，夏收减产，城市供应紧张，因此2月西楼会议提出要把困难估足，把工作放在最困难的设想上。当时的想法是：困难估计多了没有坏处，做最坏打算比较稳当，就是怕对困难估计不足，应付困难准备不足，一旦出乎意料的困难到来就陷于被动。那时并没有把全国情况看成一片黑暗，只强调困难严重，要采取全面贯彻调整方针的非常措施。3月会议详细商定了非常措施。当时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我和周、邓专程飞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并取得同意，回来才开五月会议。”

　　少奇同志又说：“五月会议着重研究了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现在看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采取的紧急措施见效很快，到了7月份以减少了八九百万城镇人口，夏粮收成没有减产，社会秩序好转，人心安定。回过头来看，前一段对困难讲的多了一些，可能影响一些同志的信心。这是事后诸葛亮。现在出现产量报少，灾情报重，人口报多，土地报少。但大多数同志还是信心足，干劲大。现在还有不少困难，都正在克服中，调整方针全面落实的情况比过去大有进步，经济恢复可能要快一些，前途是光明的。”

　　从这里明显看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产生的困难是由于对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估计过高，才会对过程中各级干部中“五风”的肆虐缺乏预见。但是毛主席在政治上高度敏感，还是他及时地发现了问题。那就是在1958年秋收之后出现的“瞒产私分“的苗头。毛主席通过阶级分析，看到了县以上干部与农民劳动者在阶级利益上的矛盾。有的干部从他们的表现看，他们与农民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反映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领域依然尖锐。他一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恰恰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毛主席在理论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关系理顺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因此可以得到正常的发挥。由此，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也就逐步被克服了。

　　事实证明，1962年并没有搞包产到户，直到1966年正好四年，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恢复。学生大串联时，他们走到哪里，吃饭都已经可以不要钱，就是证明。

　　而少奇同志1962年采取非常措施的调整，其实是在1962年经济已经好转的基础上进行的。让基建下马，企业关、停、并、转，城市大量减少人口，是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调整工农之间劳动力的平衡，这也是减少农业粮食压力和负担，当然也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恢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路线的分岐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某些同志看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实际生产力落后和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按部就班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也许他们认为大跃进是脱离实际可能的，破坏了生产的平衡，还是要以他们的“退回来”的办法解决问题，特别是对最后毛主席又落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更想不通了。所以，在他们看来三面红旗也许是多余的，干扰打乱了平静的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但是，我们在历史已经发展的今天来看，在美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负下，没有毛主席当年只争朝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精神，没有“两弹一星”科技的突飞猛进和革命精神，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没有从阶级斗争高度认识和解决官僚阶层脱离群众腐败变质问题，也许我们国家今天可能的命运不会比当年苏联的一朝崩溃更好吧！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