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毛泽东如何对待斯大林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尤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过支持与贡献,但总说起来支持与贡献甚微,愧疚与错误倒是不少。

  上世纪二十年代,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明面上看是联系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组织,实质上只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下属组织而已,它的一切行为悉听命于苏共,或者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讲,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曾莅临会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那时候,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多少独立自主权利。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生性倔强,不甘委身于人,更不愿听命于人,屡屡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意见相悖,产生杯葛,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英雄气短,严重缺乏经费。党的领导人即便穷尽自身所有解决这一问题,终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得仰仗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那点微薄经费,虽远不能与苏联政府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支援存在可比性,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再加陈独秀被捕后,能旋即出狱,全赖共产国际于中周旋调停。出于感激,陈独秀此后再不与共产国际公然向背,慢慢走上听命于共产国际领导的轨道。

  其实,在斯大林那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没咋入他的法眼,他在言谈举止上无不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傲慢与偏见。有人问斯大林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时,他曾不无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嘛,它与苏共之间只是人造黄油与黄油的关系。意思再明白不过,斯大林眼里,只有苏共才是名正言顺的正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仿制品而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后来遭遇惨重失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难辞其咎。本来,熟知中国国情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轰轰烈烈,形势一派大好。然而,由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强力干预,硬把一批留过欧洲、苏联,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年轻共产党人推举到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些人革命热情高,马列理论强,极富宣传鼓动能力,深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信任。他们拒不依据中国国情行事,机械照搬苏联模式,机械照搬马列教条,罔顾实际,想当然做事,鲁莽冲动,呈匹夫之勇,没长时间便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苏区根据地和数十万红军推向绝路。

  这其中,王明是罪魁祸首。王明长期留住苏联,直接参与领导共产国际事务,遥控指挥国内革命。正是他的授意,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临时负责人。年轻的博古,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尚可,但政治、军事素质与斗争经验极为欠缺。他唯王明与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大搞城市中心论,主张与敌人直接对垒,面对面博弈。极力排挤打压毛泽东,很快把中国革命拖入岌岌可危境地。

  抗战时期,王明背负斯大林之命回到国内。为了配合苏联,王明不顾一切,由原来的极左转化为极右。不仅大肆叫嚣“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极力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公然违抗中共中央决策,一争领导权,二犯自由主义,三搞独立王国。他以中共长江局书记身份,背着党中央,直接与国民党当局对话,无视党中央决策,擅自发表自由言论,走右倾妥协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被动。王明的所作所为,一点不是他个人思想使然,执行的完全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意见。斯大林这样做的意图很明白,他压根儿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尽他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把本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极力与南京国民政府搞好关系,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迫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服从蒋介石的绝对领导,目的是希望蒋介石能按其意愿起而抗日。这样便可牵制日本,减缓苏联在东线的战略压力。为此,苏联政府抗战期间,把所有援华军事战略物资尽皆送给蒋介石军队,而对与自己政治信仰顽完全相同的中国共产党,几无任何军备支援。毛泽东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苏联把援华物资援助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会结束得更早些。毛泽东也曾在谈到王明前后犯下的极左、极右错误时,这样说:王明这个人,替别人想得太多,为自己想的太少。这里的“别人”意即苏联,这里的“自己”意即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依然一点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一直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抗战后期,为了不使蒋介石政权心存苏联会支持中共的疑虑,苏联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开声明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并以此为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取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胜利,兵临长江,即将渡江南下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极力从中斡旋,试图分裂中国,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势呈南北,各自为政。斯大林也于中劝说中国共产党,听从美国调停,不要渡江,与蒋介石南北分治。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婉言拒绝,意气豪迈,大手一挥,千军万马,直捣江南,迅速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如果中共听从斯大林建议,中国如今的形势绝难好得过朝鲜半岛。国家分裂的局面一旦形成,据后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推演,再想实现国家统一,几无多大可能。

  新中国建立伊始,为寻求苏联支持,搞好国家建设,毛泽东不顾国内繁杂事务缠身,远赴苏联访问,希望能够受到苏联友好接待,给予大力支援。然而,斯大林居高临下,态度傲慢,对毛泽东不冷不热,实质性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毛泽东深受其辱,大为光火,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高级领导人发脾气:你告诉斯大林同志,我在这里一天到晚吃饭,拉屎,睡觉,啥事也做不了。在此情况下,斯大林闻听后,这才不得不出面会见毛泽东,双方开始了卓有成效的会谈,最终促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斯大林于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心有大愧的。他自己也也应该能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初到苏联,二人一见面,面对毛泽东的谦逊话语,他曾不无愧疚地说:胜利者是不受批评的。言外之意,当初劝你不要渡江,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是我错了,不是你错了。该受批评的是我,而不是你。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金日成没有最先向中国求救,而是先求助苏联。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不愿由此刺激美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建议金日成向中国求救。作为朝鲜近邻,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毛泽东很快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决然出兵朝鲜,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按照事先协议,苏联应给予空中支援。可斯大林对此犹疑不决,深怕苏联空军对美作战中暴露,招致美国不满。一而再,再而三不出兵,致使志愿军失去制空权,蒙受巨大损失。尽管苏联后来出动空军支援了,但志愿军所受损失,对境内尚未全部解放的新中国来说,代价极为惨重,斯大林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毛泽东一生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两篇是给斯大林贺寿的,一篇是斯大林逝世后的悼念文章。按照毛泽东本意,他说:老实说,(这三篇文章)我都不愿写。一是毛泽东一生最反对大张旗鼓给领导人贺寿,二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会后,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全盘否认斯大林。苏联是世界共产党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斯大林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旦被本党否定得一无是处,无异等于翻了天。一时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共产党阵营里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敌对阵营里一片欢呼,如获至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纷纷拿起斯大林这把刀子反刺无产阶级阵营。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极为不利,照此下去,必会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

  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召开高层会议,针对赫鲁晓夫的鲁莽之举,商量对策。毛泽东那个时期除了处理国内紧要事务外,全身心投入到苏共和斯大林问题处理上。他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召集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负责人,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全面周密地思谋应对之策。在他亲自领导下,中共很快形成一致意见,迅速拿出两篇高质量文章,对苏共和斯大林问题予以精准分析与评论。

  首先,公正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尤其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巨大,虽然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与其功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赫鲁晓夫把它丢了,我们要把它捡起来。不能让帝国主义拿这把刀子反刺我们,而应该拿着把刀子刺他们。斯大林接手列宁后,用短短几十年时间,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的工业国,是很了不起的。他领导下的苏联卫国战争,不仅解救了苏联,对世界人民也功不可没。

  其次,要坚决维护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地位。尽管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中国共产党要以世界革命大局为重,既要批评苏共和斯大林所犯错误,也要维护苏共和斯大林应有的地位与威信。

  其三,对苏共尤其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批评,要适度,措辞要委婉,不能太直白,不能把事情搞僵了。苏共与其它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在政党事务与国家事务上,存在以大欺小,倚强凌弱,颐指气使,喜欢教训人的蛮横与霸道。尤其各国共产党与苏共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父子党”倾向。毛泽东说,以前碍于情面,也为了大局,我们不好说破这一点。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揭了盖子,我们就要趁势说一说,但原则是要适度,不要太激烈,太过分。

  其四,正确对待苏共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苏共一直以来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高度紧张,斯大林甚至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做法都是很过分的,需要指出来进行适度批评。在指导新华社撰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毛泽东特意嘱咐有关人员,对斯大林问题要采取“先抑后扬”手法。先简要指出斯大林所犯错,然后重点说明他做出的贡献。对南斯拉夫,则采取“欲抑先扬”手法,先指出它的成绩,再指出它所犯错误。在处理苏联与匈牙利和波兰之间矛盾时,中共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对苏联准备出兵波兰表示坚决反对,为此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开宗明义申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促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面对匈牙利国内局势混乱,苏联试图撤走驻军,一走了之。毛泽东则直接告诉苏共,这样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将成为历史罪人。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匈牙利所以出现内乱,关键是缺少应有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客观公允,实事求是。正是他的坚持,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得以维护,没有走向赫鲁晓夫一概否定的绝路。这既是毛泽东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受历史与现实局限,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永远正确。历史发展的规律历来这样,前进道路上遭遇一定挫折,势所必然。谁也规避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逃脱不了。问题是,面对既往所犯错误,要头脑清醒,力避重蹈覆辙。

  斯大林是伟人,而且是了不起的世界性伟人。他所犯错误,有自身原因,更有客观原因。毛泽东对斯大林所持的科学态度,不存私心,不存偏狭,客观实在,一分为二。斯大林如九泉有知,自当欣慰。

  2022.11.18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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