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沐臻：“矛盾特殊性”理论和毛主席的实践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出对立统一才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极大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但是，对于矛盾“特殊性”的概念和各种特殊矛盾的分类、对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矛盾特殊性中的主次矛盾和矛盾本身的主次方面、对于矛盾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转化以及主次矛盾相互转化和矛盾主次方面相互转化的观点，列宁并没有提出。这些科学论断是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在和内外敌对阶级以及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首次提出的，也是毛主席首次完整、丰富、详细论述的。
“矛盾特殊性”这一哲学创新，是毛主席从哲学根本世界观上结束受“共产国际”错误影响的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中国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线的重要理论武器。
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主席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新变化着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实践提供了哲学依据。
以下内容将展现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中的经典内容，并联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实践进行进一步论述。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毛主席的革命实践
王明为核心的、受苏联“共产国际”错误影响的一些领导人的主观教条主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把苏联理论捧为圣经，对苏联理论搞神化，导致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路线长期在党内成为统治路线，反对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在政治、军事、思想全方位实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损失。
针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片面神化苏联教条、反对中国同志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毛主席坚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全面详细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详细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为形成我党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作风，为开辟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为确立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形成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从根本上清除亲苏教条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下面是“矛盾特殊性”理论主要内容和“矛盾特殊性”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
第一，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认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一些物质运动形式有相同点，也各有特点。所以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一种运动形式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任何运动形式内部都包含特殊矛盾，使一个事物和其它事物构成质的区别。如果不认识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特殊依据，就无法正确研究特殊事物、无法正确的解决特殊问题。
毛主席根据中国不同于俄国的国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特殊性质和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俄国有本质的不同。
帝国主义俄国即使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也是一个经历了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壮大。而且，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即使是帝国主义中最薄弱一环，也是独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集中，国内统治阶级对于国外资产阶级没有附庸关系，而且其他欧洲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俄国资产阶级相对弱小等俄国特殊情况，为俄国十月革命在大城市的迅速胜利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然而，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极其弱小，无产阶级的数量也是极少的。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中国的资源，间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扶植了大量军阀作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极其强大。中国当时最大多数人口——农民阶级，不仅要给地主阶级提供享乐资金，还要给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官僚资产阶级提供享乐资金，是受剥削、压迫的，提供物质资金的主要被剥削对象。
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代理人主要生存于中国城市，而中国广大乡村主要由地主阶级统治，于是阶级敌人对中国形成了帝封分裂剥削、城乡二元对立的状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主要占据的城市相对强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广大乡村地区则是薄弱环节。
地主阶级在乡村地区控制了整个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使中国大量劳动力束缚在自然经济，而无法成为工业化劳动力。地主阶级在乡村的剥削和压榨是中国生产力解放最大的内在障碍。而中国乡村多数劳动力的松散、无组织，更是严重的不利于中国有组织的集中开展工业化建设。想带领中华民族进入工业文明，只有将大多数中国人口组织起来，而想把大多数中国人口组织起来只有消灭阻碍中国人口组织起来的最大障碍——地主阶级。
乡村不仅敌人相对薄弱，而且是中国被剥削极其严重的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的最主要聚集地，解决农民的被剥削问题，解决地主剥削土地私有制问题，是中国将基层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之一。
于是，立足中国社会特殊实际，毛主席探索出了扎根敌人薄弱环节和主要人口聚集地——乡村，消灭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将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农民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革命道路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以武装斗争中心的革命战争，推翻阻碍中国农业资本投入独立的工业化生产的内部最大障碍——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组织中国广大人民共同建设工业化国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就是毛主席运用“矛盾特殊性”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成果。
第二，不仅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例如不同国家）矛盾有特殊性，而且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的每一过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有矛盾特殊性。
毛主席强调，旧过程、旧矛盾解决，新过程新矛盾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而不同。
在《矛盾论》，毛主席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正如毛主席所说，同一物质运动形式，在根本性质不同的时期，也是有特殊本质的。例如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根本矛盾，决定了人类社会分为不同时期。于是，在不同时期，毛主席根据不同的社会性质，对我党的根本任务做了科学的判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根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为领导、农民阶级为主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我党的主要任务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方式，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正如毛主席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由于利益冲突进行着长期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内部的工农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阶级利益的斗争，如果不积极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积极的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就会让资本主义的因素大片产生，最终产生内部的贫富分化。
民族独立国家如果在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设备体系的时期，走了放任城市私人经济、放任乡村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必然因为其没有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设备体系，在重工业等必要设备必然依赖国外市场，对帝国主义国家产生重工业经济命脉、高科技命脉甚至国防设备的严重依赖，最终逐渐沦为殖民地。不废除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农村也会贫富分化，最后退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自由市场条件下，进行城乡私有经济经营的资产阶级，当然选择投资那些“投入一块产出七块”的轻工业、食品加工业；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的农业资本当然无法去集中起来进行扩大工业化生产，农村也会因为无法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生产而逐渐拉大和城市的差距。这样的话，中国真正拥有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设备体系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
于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毛主席提出了我党的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为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社会特殊情况制定不同的任务方针，生动体现了他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正确应用。
第三，根本矛盾在长期发展的各阶段中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大大小小的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缓和了，有些暂时或局部解决了，于是就产生了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所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和最主要人口阶级解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根本任务。但是，不同的阶段，我党的主要矛盾也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解放战争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工业化基础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曾经不够突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各阶级（例如乡村农民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例如政治经济管理阶层和广大劳动阶层）的矛盾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了。于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蓬勃发展的阶段，毛主席提出必须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并提出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需要依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质？苏联就是血的教训。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路线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为苏联逐渐复辟资本主义埋下了祸根。
即使是真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如果犯了修正主义错误，也是会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巨大危害的。在经济基础上，苏联经济管理干部对企业内实行单纯上级命令下级的等级秩序并过度以“物质刺激”扩大收入差距，对企业以外则过于“闹独立”，过度自由经营缺乏控制；在上层建筑方面，受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苏联政治管理阶层不仅实行单纯自上而下的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等级制度，而且坚持“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观点，荒谬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忽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权力差别和收入差距，使特权阶层与劳动群众之间差距不断扩大。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质，也包括领导集体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腐败堕落。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共产主义。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保留了社会分工以及内在的各阶层人口收入差距的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产领域，就有管理阶层和劳动阶层的分工。公有制经济的管理职能需要专业的管理阶层——干部来履行。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意识等等残余的上层建筑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特权思想等等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还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人民。如果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阶层——干部受到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从而犯了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也会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综上可见，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干部无意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错误或者主观的腐化堕落，如果缺乏群众的监督、揭发、遏制，在社会主义的蓬勃建设阶段，就有可能走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导致新的阶级贫富分化。
对这些苏联的现实教训问题，毛主席已很早敏锐、精准的发现。正是为了预防中国重蹈苏联覆辙，毛主席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革命任务，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主席根据新的阶段的特殊变化提出新的课题，生动体现了他对“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纯熟运用。
第四，为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只有具体的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加以综合判断，才能确定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认清事物的本质。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一个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包含许多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不仅要在矛盾总体上、各个矛盾的联系上了解一个大事物的矛盾特殊性，而且要从大事物之中各个特殊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能综合了解物质运动过程的总体特征，抓住物质运动过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从而真正做到的从实际出发，认清事物的本质。
研究矛盾的不同方面，就是研究它们每一方面占何等特定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关系，哪个在对抗中占据主要方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为了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的本质状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就要具体分析中外民族矛盾、中国内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所有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矛盾等等具体的特殊的矛盾。要认清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变化过程各阶段社会的全局状况、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就不仅要对这些特殊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要具体的分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各阶级，具体的分析这些构成各个特殊矛盾的各个特殊矛盾方面在各个矛盾中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从而根据不同阶级（矛盾方面）和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情况以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过程中各个阶段这些矛盾的地位变化和各个矛盾内部构成矛盾的不同方面在物质运动过程不同阶段地位的变化，从而综合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根据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等级地位关系，精准定义了各个矛盾参与方的社会基础经济利害影响下产生的政治立场，从而在革命各阶段针对各阶级制订了精准的联合与斗争的战略。
中国社会是一个大事物，社会各阶级是矛盾参与的各方面，各阶级关系构成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毛主席对矛盾各参与方面和各个矛盾具体分析并进行综合判断后进行精准定位从而得以制定“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策略的经典基础性著作。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毛主席也通过科学分析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理论。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内在矛盾，直接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矛盾。，毛主席曾说，由于我国生产关系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工人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就有内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需要集中农业资本支持城市工业发展，城市工业品和农业产品之间价格差距带来的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忽视这一矛盾就会导致城乡的分化。
于是，在《论十大关系》毛主席强调，发展工业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毛主席更是反复强调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
毛主席也精准发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着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干部阶层、脑力知识劳动阶层、复杂技术劳动阶层、简单体力劳动阶层之间的内在差别。特别是社会的管理干部阶层，如前文内容所说，如果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影响下，无意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或者主观的腐化堕落而且缺乏群众监督，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产生广大群众和特权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从而逐步地走向新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于是，毛主席积极的探索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
毛主席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也是对社会实际存在的各个特殊矛盾和矛盾中的各个方面具体分析之后进行综合判断才决定开辟的。
第五，矛盾普遍和特殊关系与辩证认识论。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提到过的、毛主席首次提出的重要的创新性理论。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过程：特殊——普遍——特殊，从实践中认识特殊问题到得出一般结论，再把普遍的认识推广，加以在特殊的新的时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就这样辨证循环，不停的丰富发展这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而毛主席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辩证认识论，是认识领域的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从长期的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各领域革命实践中产生，并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创造性的丰富发展。在领导湖南这一特殊地区农民运动和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中，毛主席逐渐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重要性；在领导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并在井冈山进行了反“围剿”、土地改革、发展军队组织和党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土地革命斗争，总结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并在延安时期，以曾经大量实践经验教训为基础，进一步总结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清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对象、动力、性质、方式、前途；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毛主席的革命理论进一步发展，总结了比以往更丰富的土地改革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策略，例如“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不要四面出击”等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主席探索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之后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也体现了“特殊——普遍——特殊”这一科学论断。毛主席根据苏联这一特殊的国家由于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总结出了修正主义复辟的主要表现，例如单纯自上而下缺乏体制外监督的官僚化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全民国家”概念等等。根据苏联的教训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内部出现的一些现实萌芽，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并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在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实践中，毛主席也不断发展着他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理论，例如他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通过组织青年到乡村参加劳动锻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造青年灵魂，使青年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第六，坚持用“矛盾特殊性”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所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就是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反对主观性，在于反对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
反对片面性，在于反对只看革命干部革命的一面，忽视履行政治和经济管理职能的干部可能存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腐化堕落的一面。
反对表面性，在于反对只看到一些干部犯了一些错误的表象或者一些阶层之间差距扩大，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忽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阶级和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各阶级和阶层的特殊情况来分析更深层的原因。
毛主席强调，一切事物本身也由于内部矛盾性产生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运动变化发展的。认识这些不同事物特殊的具体的内部矛盾，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变化发展，才能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三、坚持“矛盾特殊性”理论，争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是他指导我党争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极其重要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历史上极其耀眼的一颗红星，是我党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
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在新的时期继承好发展毛主席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今天，我党面对国内外社会新的社会具体变化，需要从新的社会实际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坚持毛主席关于正确的处理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辩证关系的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先根据特殊的实际情况，处理好特殊的矛盾；再从各个特殊矛盾的处理过程中总结普遍规律，用以指导以后的新的特殊实践；在新的特殊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发展、完善普遍的认识，从而不断的丰富发展认识，指导一个又一个新的实践。
第二，坚持毛主席关于正确区分不同矛盾的理论，正确的看待不同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运动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同一物质运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矛盾的特殊性，同一矛盾不同方面的特殊性。区分好不同矛盾和矛盾方面的特殊性，才能正确的制订解决矛盾的办法。正如毛主席所说，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
第三，坚持毛主席判断物质运动过程本质的方法。判断物质运动过程的本质，判断物质运动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和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就要具体的分析物质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特殊的矛盾，具体的分析物质运动过程中不同的各个矛盾方面，从而认识矛盾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个矛盾的地位关系，确定过程的根本矛盾和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注意主次矛盾的相互转化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带来的事物发展过程阶段性变化，以及根本矛盾变化带来的物质运动过程变化，做到紧紧把握物质运动过程的根本矛盾和过程中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时注意统筹兼顾。
第四，承认当代特殊实际情况下的各种特殊矛盾和各种特殊的矛盾方面，揭露这些不同矛盾的地位和矛盾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认清当前形势的特殊过程和阶段的特殊本质，即认清当前过程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希望我党传承好、发展好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斗争争取新的胜利。
（作者系大二学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