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逆行者曹征路
2021年隆冬的12月28日，一颗与劳动人民紧密相连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著名左翼作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曹征路同志与世长辞。
曹征路同志的去世，在主流媒体上只有缪缪数语的报道，对他评价也仅仅称他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澎湃新闻《作家曹征路去世，享年72岁》）。而与此相对，泛左翼舆论界掀起悼念他的热潮，食物主权网举办追悼会，称“他用自己的作品，接续了整整中断30年的左翼文学传统，为新左翼文学要关注什么、表现什么树立了一块块路标。”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称他的作品“开辟了新时代的先声，是人民文学光荣传统的传承”。独立学者郭松民称“他是一位肩扛铁栅栏的勇士，他几乎是一己之力挽救了中国当代文学，也奄奄一息的左翼文学打开了一条生路。”著名作家刘继明撰文《他去“那儿”了》指出：“曹征路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中国当代左翼文学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曹征路和他的作品，已经深深融入最广大的人民之中，对一个真正杰出的作家来说，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文学生命的开始。”
还有更多的普通网友，表达了曹征路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如署名“疯子”的网友在文章中说：“曹老师没有看到它轰轰烈烈的爆炸就去世了。但也并不是什么遗憾的事了，因为他年轻自己，燃烧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同样炸出了绚烂夺目的火花，熔入了满街红绿走旌旗的工农大众的队伍里。”网友“石观”说：“曹征路不仅是一位充满底层情怀的作家、教授，他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宣传工人阶级文化和捍卫社会主义作出了很多努力和重要贡献。”
对于曹征路的去世，主流文坛和民间左翼反映出来一冷一热的强烈对比，恰恰形成一道当代中国独特风景线，一方面喻示着主流知识界与民间的脱节乃至对立，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曹征路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他是主流知识界的异类却也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正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他的评价才会有云泥之别，与他在主流知识界遭遇的冷淡与冷遇相对，人民群众自发的深情缅怀他、热烈赞颂他，就象臧克家《有的人》所说：“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曹征路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的人。
曹征路同志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坐在书斋里著文论述的作家、文学家，而是躬身力行、深入生活，用具体行动关切与参与社会实践的实干家。他曾经采访富士康十三连跳的受难者，编剧纪录片《飞升》，讲述幸存女工田玉的故事，大家看了义愤填膺，身受感染。他还曾经多次受邀给相关左翼团体举办讲座，平易近人的作风、睿智渊博的学识、深髓宏阔的思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不辞辛劳参与红色旅游活动，在车厢里随时、随机开展讲座，或就团员关心的话题作答，与团友打成一片。一次参加长征团的旅行，有人找他谈话横加阻拦，曹老师严辞拒绝，坚持按原计划在遵义开讲长征史，让大家深受感动。
无论是受邀讲座，还是参加红色旅游，曹征路同志都是义务劳动，辛勤付出，从来不计较报酬得失，有时甚至要顶着压力，但他乐此不疲，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红色事业，他正象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曹老师就是这样的“种子”，他走到哪里，就把红色事业的希望播撒到哪里，把革命精神传播到哪里。
曹老师的写作不是为名利，也不是为稻粮谋，而是为了匡扶正义，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因而他的写作就不附带任何个人功利性，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作为另类的写作，当然也就得不到主流的待见，因而他后期的大量作品没有办法通过正规渠道发表出版，只好通过网络公开发布，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学习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将其耗尽一生心血创作的主要作品，如《那儿》《问苍茫》《豆选事件》《民主课》《重访革命史》等无偿在网络上公开发布，放弃作家的产权，真正做到了无私而无畏，在当今作家中，有几人能做到曹老师这样的淡薄名利，坦荡无私。
曹征路同志离世前谈到：“我心情如常，没有多少改变。对于死亡，我没有恐惧、相反还有点向往。人生的任务我已经做到这个样子，对得起良心，所以没有遗憾。”显然他已经洞彻了生死，而且他留下的作品和传承的精神更是超越了生死。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曹征路同志穷尽他一生的努力做到了，因而他也成为如他作品中塑造的那些大写的人一样，死而不朽，光耀千秋。
有人评价曹征路同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的确，愈是到晚年，他的思想愈是博大深隧，创作愈是直扣灵魂，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也正好说明，他是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前行的战士。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经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这一点也不奇怪，自由主义作为转折时期的主流思潮，他那个年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有几人不深受其影响，然而，与其他同行作家数十年来抱着“伤痕”的老调喋喋不休不同，曹征路转向了另一个阶级“伤痕”，为另一个阶级哭歌。他的转向宣示着向旧营垒的挑战，相当于几乎是单枪匹马与整个旧营垒为敌，这种勇气和胆识自然非庸人更非信奉实用主义的犬儒们所能比。
纵观曹征路同志的一生，他是一路反思一路前行，一边和旧营垒告别，一边走向劳动人民中间，愈是到晚年愈是以战斗的姿势在历史发展的天空镌刻下鲜明的印记。今天我们追念他，回顾他的过往，正是要从中吸取不断奋进的力量，把他的精神和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在这里仅凭有限的学识，总结他一生的三大贡献，那就是他厘清了文学本质、他揭开了时代秘密、他赓续了革命正义。
一、他厘清了文学本质。
新时期以来，主流文坛打着“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旗号，宣扬文学与政治无关，提出了“纯文学”的口号，文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大众，失去了对现实关照的能力，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按照“纯文学”的定义，文学被理解为一门专业技术，作家就是特别会码字的匠人，用莫言的话说作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评价文学的标准不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而是形式上的新颖时髦，技术上的机巧灵活，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不仅违背文学传统，而且将文学带入歧途。
曹征路是最早发现“纯文学”错误倾向并进行反思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一针见血指出：“（纯文学）抛掉了社会思考，抛掉了社会承担，抛掉了价值判断，只剩下性一路狂奔，”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社会到来，“纯文学”更是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继续向内，脱离实际，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体验，成为有闲有钱阶级和文人小圈子内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把玩的玩意。另一方面市场社会的消费主义浪潮浸润到文学中，作家纷纷热衷于与世界接轨，与政治上的“历史终结论”呼应，在文坛普遍主义的“终结论”也大行其道，文学被“游戏化”，只剩下语言的狂欢，欲望理性、眼球美学被称奉为时尚。对于文学发展的这种乱象，曹征路毫不留情地批判：“是一次文化的大倒退，他远离了中国要求发展现代性的主轴，它就必然要向主轴回归。任何企图以形式包装来回避内容变革的办法，不守是新瓶装旧酒，蒙蔽是会持久的。”这就等于向“纯文学”思潮发起了猛烈的冲锋。
曹征路对“纯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不仅限于表象，而且深刻挖掘其本质内含，鲜明指出：“纯文学是打着去政治的旗号加入新的政治，而不是什么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学本身”是“纯文学”倡导去政治化的一个响亮口号，但是文学是不是能够真的脱离政治呢？就拿至今风行的“伤痕”文学来说，它的出现和占据主流地位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正如汪晖所说不过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而已。他们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只是作为躲避崇高、消解精神、以丑饰美的借口和工具，可见“纯文学”的真正目标不在于脱离政治，而是颠覆革命政治，为后革命时代的开启打开方便之门，它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倡导“小叙事”、“形式至上”，以及犬儒主义的生存哲学，与精致利己主义相得益彰，将文学引导到适合资产阶级趣味的原子化、个体化和欲望化。更关键的是“纯文学”凭借政治的背书，打着“纯粹”的幌子，在文坛上夺取独一无二的文化霸权，窒息积极健康文学的发展。由此，他提出：“文学事业毫无疑问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惟其如此它才值得上下求索。作家首先是理想的追求者，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在价值的怀疑者。惟其如此个人记忆才能与集体记忆相关联，惟其如此他的表达方式才能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如此深刻的阐述，不啻于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拨乱反正。
不破不立，正是在对于“纯文学”的反思和批判中，曹征路追寻久已流失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指出：“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步是文学摆脱不掉的历史使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学形式。”阐明了现实主义本身内含于文学本质之中，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观点。他进而指出：“现实主义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现代性，是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全面实现，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内容上的理性色彩，和手法上的写实风格。”这就说明文学的本质不仅是人学，而且是有关人类积极健康发展的人学，这样的人学只能是写实的风格，而不能是其它什么风格。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纯文学”的穷途末路，催生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纯文学”的迷彩纵然能诱导一时，但现实主义却不可能永远被遮蔽，因而现实重新主义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毕竟回归文学正轨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的选择。
对于现实重新“主义”的问题，曹征路指出：“其实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对文学作品阅读欣赏的那些基本元素中来。一部小说好不好，关键看有没有真实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有没有生动有意味的故事和细节，有没有深刻而蕴籍的情感寓意，有没有大多数人能会心全会意的生活认同感。所谓大道至简，这些观点一下破除了“纯文学”披在文学身上那套繁复深奥的面纱，才是真正地回到“文学本身”。
现实重新“主义”的提出，无疑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话语霸权，当曹征路的现实主义力作《那儿》甫一发表，立即在文坛掀起风浪，一些人秉持“纯文学”标准的人， 指责《那儿》艺术性欠缺，形式粗粝、描写刻板，教条主义严重。尽管现实重新“主义”遇到重重阻力，但经过以曹征路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评论家努力，终于为现实主义重见天日打开了一条缝隙，也为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赢得了一线生机。
现实主义的回归，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以“底层文学”命名的文学思潮应运而生。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在现实主义的召唤下，从纯文学转向底层文学的创作。底层文学曾经在本世纪初风靡一时，它重建了文学与现实、与世界、民众的联系，并从底层的视角观察与描述着中国的变化。这就将文学拉近了现实，贴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权贵眼光看问题，表现的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等少数精英的生活和观念。而现在的底层文学则用失业农民、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在城市闯荡的农民工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体验，因而反映得更真实客观。曹征路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与中国近十年来现实变化相关，与思想界的论争有关，也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可谓直指要津，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然而当底层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正显示勃勃生机的时候，曹征路却敏锐地发现它的局限性，他指出：“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作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而后的发展恰恰证明了他的预见，正因为这一局限性的存在，很容易被主流文学规训和收编，而失去它前进的动力。最终喧嚣一时的底层文学热潮很快就烟消云散，人才汇集的底层文学作家群也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曹征路没有象大多数作家那样，停留在底层文学阶段而止步，他又向新的目标迈进。正如人民食物主权对他的评价：“曹征路是一个异类，当大多数作家沉湎于关注自我的时候，他关注时代碾压下的底层，当底层文学终于唤起社会的悲悯，他却已在思考工人阶级的抗争。”他就是这样一位在反思和抗争中不断前行的战士，永远将自己立在时代发展的潮头。
二、他揭开了时代秘密。
思想斗争是实际斗争的先声，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文学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
基础上，曹征路在文学创作上实现转向，迎来作品的大丰收。主要有被誉为当代工人三部曲的《那儿》《霓虹》《问苍茫》，还有与《那儿》相并，体现工农斗争的小说双璧《豆选事件》，还有对文革史另类描写的《民主课》等一系列作品。描写对象涵盖了当代农民、农民工、工人、下岗工人等占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生动地展现了当代社会广阔生活画卷，揭开了隐藏在盛世浮华下的时代秘密，为劳动人民的苦难挣扎和奋勇抗争而呐喊疾呼，成为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宏大史诗。
《那儿》发表于2004年，小说中所描述的国企改制、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以致抗争，正与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遥相呼应，立即引发整个社会的热烈反响和强烈震荡，人们不能不佩服作家穿透现实的无比锐利的眼光，而最让人钦敬的是，作家坚定站在劳苦人民一边的阶级立场，勇敢为劳苦人民代言的超凡勇气。尽管以“纯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坛对其挑剔指责，但正直的评论家却高度赞扬它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开山之作。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更是激动不已：“读《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得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他还说：“《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沉思问题的解答。”作为早已经受和深刻体验资本主义的陈映真，他对《那儿》欢呼的激动心情是很自然的，那种共鸣的感悟完全是发自内心。
而其时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正突飞猛进，对资本神话的赞美欢呼响彻云宵，“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宣言几成社会潮流，而公有制、革命等原社会主义的意识符号被逼到了墙角，象一个孤孤零零、战战兢兢的罪人随意让人唾弃。在这样的大势下，一边是少数资本富豪的“朱门酒肉臭，”一边是数千万下岗工人的“路有冻死骨”，突遭时代重大的变故的人们虽然措手不及，然而只能徒然的惶恐，或者沉沦，或者在“从来再来”的歌声中自我麻醉。面对这场深刻社会变迁所呈现出来的无比生动的现实生活，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而主流文学家们却久已陶醉于“纯文学”的梦呓里不可自拨，所幸曹征路的《那儿》如同一匹突兀闯入的黑马，恰如其时地填补了一空白，才不致于因文学的缺席而给这段鲜活的社会发展史留下永恒的遗憾，也终于使中国文学的高空与脚下厚实的大地重又联结在一起。可见，陈映真的的惊喜和激动绝非矫柔造作，而是那种久旱逢甘露的快意，“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喜不自禁。
如果说《那儿》是将描写对象对准老工人，那么时隔数年后的《问苍茫》则将镜头转向新工人。有评论称赞这部小说是新世纪的《子夜》，还有评论誉为用文学的方式阐述资本论。小说具体描写两次罢工风潮，一次是宝岛电子公司采取试用期满就解雇工人的作法，榨取工人血汗，激起工人的抗议。党委书记常来临以公司安定和保证长远利益说服陈太，放弃这一粗暴作法，使工潮得以平息。然而更大工潮又发生了，宝岛电子公司老板陈太拖欠工人工资跑路，置上千工人生死于不顾，工人发动更大的抗议，工人的罢工行动当即遭到政府维稳的重拳，国家的专政机器对工人施以无情镇压。作家用精湛浑厚的笔法，刻画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群像，他们在改革春风吹拂下纷纷登场，有风情万种的台商陈太，地头蛇出身的暴发户文总，有为资本家帮忙帮闲的常来临、赵子尧、马阳明，有官商勾结的官员何子纲，还有柳叶叶、毛妹、唐源等打工群体。小说揭露了资本家及帮凶、店小二们的虚伪凶残嘴脸，描写了工人遭受的沉重苦难和在实际斗争中觉悟过程，喻示着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召唤着只有老工人的劳动价值论与新工人的行动结合起来，新老工人汇集成抗争的洪流，才能真正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人们常说，精典的作品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镜子，而曹征路的小说，不仅是时代镜子，而且是时代的预言，不仅让文学和现实水乳交融，而且让现实在文学的世界延伸。在《那儿》发表后不久的2009年，震惊中外的通钢事件发生了，同样也是因为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工人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打死了资本家的代理人，迫使改制流产，取得阶段性胜利，这是自改开以来，老工人最猛烈的一次公开抗争，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无独有偶的是，2018年在《问苍茫》的故事所在地，发生了一场真实的“问苍茫”事件——佳士事件，甚至连关涉企业竟也如此雷同。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片工厂，陈太依然风情万种，文总依然一掷千金，他们对工人的压榨剥削依然没有削减半分，甚至变本加厉。常来临做书记的党委变成了官方工会，一批批资本家的帮忙帮闲推陈出新，何子纲式的政府官员依然在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的宗旨。当然，柳叶叶、毛妹们也依然在血汗工厂里经受苦难煎熬。不过，经历十年的时间，她们成长起来了，尽管还是那么年轻，但他们已不再是默默忍受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成了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柳叶叶已成为富有斗争经验的先锋战士，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和千千万万工人团结在一起，不畏强暴，冲锋在前。而唐源也不再是孤独的战士，他有心心相印的伴侣，有同生共死的战友，有来自天涯海角的同志。最难能可贵的是，共同的理想，使逆来顺受的工人，摆脱了奴隶主义束缚；梦想成功的学生，抛弃了精致利己主义幻想，将这些本是命运殊途的年轻人联结在一起，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一种怎样超越空间的力量，怎样突破阶层壁垒的情感，展示出震天撼海的力量，抒写了一曲工人阶级斗争的壮歌。
如果说《问苍茫》是天问，那么那场南国风潮展现的则是地答，那是代表底层劳动人民的声音。如果说《问苍茫》还包含了些许迷茫和困惑，那么南国风潮则是那么铿锵明确。《问苍茫》的故事在现实中延续、丰富，向无限的空间拓展，获得永恒的魅力，竟让人不知是得益于艺术之功，还是借助于现实之力。
如果说《那儿》《问苍茫》讲述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以失败换来一部分人的觉醒而告终，曹征路的另一部讲述农民群众斗争的文学作品《豆选事件》则更进一步。小说讲述了农民群众从一盘散沙状态下自身利益受到官权侵害之后由自发走向自觉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激活和发扬传承，农民群众在斗争中克服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团结起来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意志，取得了斗争胜利，斗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预示了人民主体的形成和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未来。
小说塑造了“菊子”这一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出身苦难而又受压迫最深最重的女性，无疑只能作为社会最弱小者的形象出现，但是偏偏就是这最弱小者却迸发出了最强大的力量，最终扭转了几乎无法更改的局面。菊子的表现既偶然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弱与强本来就是一种辩证关系，强与弱的转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看到多少貌似强大者轰然倒下，多少贫弱可怜者一朝迸发出改天换地的伟力，还是伟人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然而，人民创造历史过程又是不断奉献牺牲的过程，正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人类的每一次向光明前行，无不凝结了无数牺牲者的鲜血和生命。对于这样的牺牲者，崇高的人们也必定会为他（她）们掬一把热泪，菊子（《豆选事件》）是这样的人，小舅（《那儿》）是这样的人，刘查理（《民主课》）也是这样的人，作家在《民主课》中对于这样的人有一总结，“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才石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扛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如果说在《豆选事件》中作家还只是在从一个侧面塑造大写的人，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到了其后期的小说《民主课》，这一书写则得到了集中完美的体现。
《民主课》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公开发表的，用艺术的形式正面反映文革历史的文学作品，我记得当时独立学者老田就谈到这是一次“文坛造反”事件（大意如此），而且就其标题来说，恰恰与《伤痕》的标题对立，正是“不一样的文革故事”的点睛之笔。
小说的发表恰逢文革发动50周年，更寓示着特别的意义。
小说以主人公肖明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支左”这一文革典型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我”(小说中曹干事)的叙述，勾勒出线条分明的脉络，还原了庞杂宏大的文革历史画卷。小说中刻画的各种人物，在文革的典型环境下，性格的表现和命运的跌宕，加之情节的持续推进，构成了这部小说内部结构的运动张力，既有百结千愁、峰回路转之妙，又得行云流水，水到渠成之道，最后是流光四溢，钟鼓齐鸣，万方潮涌，繁花遍地。
尤其是主人公肖明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作家敏锐的观察和深遂的思考，她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反抗精神，敢作敢当，勇往直前的女性形象。对于这样的角色安排，恐非作家随意为之，一般来讲，在阶级社会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姓，所遭受的压迫更残酷，从而也使她们对于压迫带来的精神痛苦感受更深刻，也必然更富有反抗精神，她们作为社会的弱者往往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突然迸发惊人的力量，似乎在一瞬间就不可思议的完成了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转变。《豆选事件》的菊子是这样，《民主课》中的肖明也是这样。所以，作家将其要塑造的一个典型反抗者角色定位为女性，确实有着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性，也符合小说所要反映的文革主题。
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形象化的告诉我们，文革不是无理性的躁动，不是全民的歇斯底里，不是对于领袖的盲从跟风，不是莫名其妙的内斗，不是无中生有的宣泄，当然就更不是别有用心的利用，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浩劫，为了整人而整人的政治暴力，或者不切实现的乌托邦。正像小说叙述的一样，文革经历的起源、发展和结局，自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不是领袖头脑中的突发奇想，更非亿万人民的集体癫狂。小说还告诉我们，文革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一次对中国人的精神洗礼，也是一个重塑我们民族精神品质的艰难历程，尽管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不甚理想，然而文革的精神好比毛主席在荒原上洒下的种子，尽管还是冰雪覆盖的季节，但指不定哪一天那些稚嫩纤弱的幼苗会冒出土面，迎风织成通天的绿毯。只要文革所指向和揭示的问题一天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文革幽灵就一天不会离开中国大地。
毛主席说文革是一场演习，作家说文革是一堂民主课，反映的是文革的一体两面，真正的是深入到文革意义的精髓。文革就是要人民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训练自己、自己战胜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用人民民主的武器维护平等的权利，争取人类的自由发展。文革的意义必将超越时空，昭示着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他赓续了革命正义
由文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到文学创作上的返璞归真，这一自然延续的过程正是在对“去革命”的反思中召唤革命精神的回归，然而要重续革命正义，仅凭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显然受到很大局限，用曹征路的话说：“小说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个壳了，容纳不了今天的思想需求。”为了拓展更大的思想表达空间，转向政论文的写作成为必然，《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就是这样一部以寻访史实的名义，对中国革命进行系统深入剖析的政论文集。
显然，重访革命史是对新时期以来甚嚣尘上“告别革命论”的一种反正，根据“告别革命论”者说法，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无意义的群体暴力，使中国陷入不断自相残杀的境地。按他们的逻辑，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太后老佛爷，竟而从否定文革到否定共产革命乃至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否定革命思潮的流行，深深契合转折以来的政治现实。从政治层面来讲，共产党宣称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成为第一要务。从社会层面来讲，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日趋剧烈，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各种社会不满都会呈现，甚至每个阶级阶层都会有各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意革命理念发酵，就很容易与现实结合起来，掀起滔天巨浪，这显然不是执政党所希望看到的。
因而如同国民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一样，执政的共产党也不能听任“告别革命论”将革命完全否定，还需要至少表面上的“道统”来证明他们的“法统”地位。于是他们就需要一个“无害”的中国革命史，之前一位有名的党史专家就出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这本书一度热炒，然而在书里作者仅仅是抒发一种悲情主义，把苦难当作卖点，而回避群众对历史的疑问，不敢理直气壮反驳右派公知的歪曲污蔑。原因就在于他不敢正视革命的本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工人农民的拥护，而不是它曾经牺牲过多少人，经历过多少艰难，这样就实际把革命本质曲解为“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陈腐观念。
面对否定和歪曲得不象样的中国革命史，对它的厘清和正名工作就更显迫切和重要。因此正如刘继明所说：“（曹征路能写出《重访革命史》）不仅需要足够的思想洞见，更需要具备一种被精英集团和流行知识大众攻击诽谤的担当勇气。”
在这部文集里，曹征路用丰富的史实，鞭辟入里的分析，从最初同盟会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整风到解放战争……一路带领读者重返革命现场，一边领略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景线，一边聆听精辟深刻的现场解说。
尤其是他从“现代性”为入口，对中国革命的肌理进行了全面统系梳理，深刻阐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人民性是最本质最先进的现代性，从而打破了主流精英“只有西方现代化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现代性这一垄断话语霸权。曹征路提出人民性才是最重要的现代性这一命题，切中中国革命的实质，也契合了列宁关于“人民”在革命中主体地位的论述，闪耀马克主义的理论光辉。正因为中国革命的高度现代性，才使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主体性得到极大发挥。人民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这才是中国革命最终能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什么是革命的初心，人民性、人民当家作家就是革命的初心所在。离了这样的初心，中国革命的意义就与历史上轮番重演的改朝换代没有两样。
按照刘继明的总结，《重访革命史》在三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对革命中国的现代性正名，二是对毛泽东形象的辩护，三是对某些历史细节的再挖掘。显然要做好这好这些，必然是一项宠大的系统工程，不单要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资料积累，真知灼见的辨析，还要有磨炼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坚定不移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立场。曹征路是带着对中国革命最深的领悟，对工农群众最真诚的认同和尊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去，真正做到了从整个身心与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
曹征路离开了我们，而他曾经奋力书写的世界仍在延续，新一代的人们将接过他的如椽巨笔，传承下他的星火，在这片苦难而辉煌的土地上挺起高傲的脊梁，播撒新的希望。正如刘继明所说：“她或许将作为一份由良知和勇气混搭的证词，被雪藏在时间的深处，但如同曹征路为之辩护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他不可能长久遗忘，尽早有一天会被发掘，被追认，被褒扬。”从这个意义上讲，曹征路虽死犹生，精神永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