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重访革命史之八：古田会议决议永放光芒
【郭松民按】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古田会议为人民军队定了规矩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八)
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开赴新泉，进行“新泉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顿，主要是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准备决议案。这期间毛泽东集中精力搞调研，召开各纵队领导人和连队支部书记及士兵座谈会、农民座谈会。
官兵们那时也许并不了解何为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不清楚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在哪里，更不理解新型人民军队的含义，但对不平等不公道是天然反感的。比如士兵座谈会上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经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阶级根源和危害性，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12月中旬，由于敌军再次攻占汀州，进逼连城。红四军主力移驻上杭古田。毛泽东再次用十多天时间召集各纵队、支队和—部分大队党代表，分别进行讨论。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廖氏祠堂（祠堂又名万源堂，红军来后改为“曙光小学”）院内，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会场是一间普通的厅堂，主席台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喝水用的陶土碗。代表们的席位就是学校的长条凳和长条课桌。为了随时准备应付战斗，代表们都背着背包进入会场。
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为什么如此简陋的本为总结红四军组建以来经验教训的会议，在革命史上会被反复提起？为什么“古田会议精神”不但贯穿于整个战争年代，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意识形态斗争？
因为按照罗荣桓的说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型人民军队为自己定规矩的会议，尽管那时它还是党的二级组织。但它规定了这支武装力量的基本性质和任务，规定了党内军内公共领域的管理规则议事规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现代性，此后便上升为指导全党全军的基本原则。
这以后党和军队又经历过多次路线斗争、内部的外部的干扰、挫折和失败，“古田会议精神”一直是党和军队由弱转强克敌制胜的法宝。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军队国家化论”“战斗力标准论”，以及互联网上动不动就惊呆了吓尿了的“唯武器论”，都没能真正颠覆“古田会议精神”。
赖传珠上将回忆：“可以说，古田会议，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指原国民革命军第三、第八军的起义部队)，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
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
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战士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战士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
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因为存在问题才需要开会，而不是为了提一个口号去开会，这才是古田会议的缘由。那时共产党组建军队才不过两年时间，虽然党支部已经建在连队了，虽然士兵委员会已经成立了，虽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规定了，但改造旧军队又谈何容易。军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过去军队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是为统治者去争夺利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政治，也不需要懂得自己的阶级立场，更不需要牢记为人民服务是宗旨。可是时代变了，共产党要改造中国了，所以首先要改造自己的军队。
赖传珠说：“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
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
当时，我们水平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党还处于立三路线主导的背景下，红四军经历了“八月失败”，经历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路线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仅仅有组织制度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全党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高度自觉性，才能实现“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这就为改造旧军队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
比如反对流寇思想。
当时部队的有些同志总想拉来拉去，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没收。
毛泽东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出了政策。“八月失败”就是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恶果。而左倾盲动主义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
毛泽东在井冈山曾经抵制过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满，还被撤销了前委书记职务。
再比如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
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不是很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靠压服。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这就需要成立士兵委员会，用民主的方法来化解内部矛盾。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一套。新的一套新就新在启发自觉性积极性。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
随着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上来了，极端民主化也来了。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还有绝对平均主义也来了，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发给干部。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才逐渐克服。
罗荣桓元帅回忆：“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呀?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他进一步回忆道：“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
凡此种种都需要改变过去部队的管理方式，都需要一定的“理论”，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但毛泽东的理论从来都不是来自书本来自国外，它就是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比如后来全军都在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1929年12月28日，闽西下起了大雪，天地皆白，心灵纯净。在古田这个小镇上，这群共产党人在理想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不仅解决了自身的问题，而且为党找到了解决思想分歧的方法，找到了“为了谁依靠谁”的路线斗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