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破除“历史周期率” ——祭苏联解体三十周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再谈“历史周期率”，很有意义。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教训，对我们有持久的教育作用。

　　关于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人们有很多讨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心，人民群众也关心。“历史周期率”本身不是一个规律，而是一种现象、一种表现的经验性概括，在它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根本规律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还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条规律。

　　一、旧社会的“历史周期率”

　　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来看看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历史周期率”的内容表现，可以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来概括。这是一个政权的两段趋势，一段是上升，一段是下降。在政权成立初期“其兴也勃焉”的上升阶段，由于客观上破旧立新的惯性和统治者主观上的积极作为，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得到了比较积极的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和制约社会进步的旧制度被打破并正被重新构建，社会利益格局正处于重新形成、相对公平的初期阶段，包括基层群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于获得合理分配的预期较强，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事物总会走向它的反面的。随着新制度的逐渐定型和初期破旧立新的变革惯性的逐步削弱，统治阶级积极解决社会矛盾的意愿和态势面临着弱化的趋势。因为剥削阶级所代表的的本就是社会中少数上层的利益，剥削阶级赖以统治的社会制度自带加剧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的属性。同时，又不能指望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代代都是“明君圣主”、代代都能“大发慈悲”、代代都敢刀刃向内地解决越来越威胁自身统治的矛盾，这个主观愿望在整个阶级不断强化剥削利益、整个社会不断分化两极利益格局的客观趋势面前是靠不住的。历史上的“中兴之主”和改革家们也难以扭转这个趋势，最多只能暂时地缓和不断积累的阶级矛盾，只能延缓下降阶段的到来或者其运行进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因为整个统治阶级终究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指望个别的“青天大老爷”靠不住。

　　于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而得不到解决、矛盾增量持续大于矛盾消解量的阶段就是政权一步步走近坟墓的下降阶段。阶级压迫太深重，揭竿而起是必然。这不仅仅是统治者“其亡也忽焉”主观上造成的，更是那个阶段的剥削制度由暂时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到逐渐走向其反面、进而彻底走向其反面的必然结果。

　　二、“历史周期率”在苏联的特殊表现

　　现在看看苏联吧，苏联的一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教材。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再谈“历史周期率”呢？“历史周期率”也可以用来分析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吗？

　　——是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继续问，苏联实行的明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剥削阶级统治的旧政权，怎么也会这样呢？

　　——正如开头谈到，“历史周期率”本身不是一个规律，而是一种现象、一种表现的经验性概括，在它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根本规律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一个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条规律。而在上个世纪的苏联，这两条普遍规律当然也有其特殊表现。

　　（一）默然的苏联人民

　　在经过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作为开拓者奠基建制之后，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不断巩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冷战开始后，虽然苏联一度在美苏争霸中占据上风，但由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受生产力制约的、科学性和灵活性不足的计划体制，人民的生活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苏联有没有改革？是有的。但是，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动摇的思想根基、内部利益博弈成为改革断断续续、左右摇摆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危险的是，统治集团上层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特权作风愈演愈烈，逐步形成一个实际上存在的官僚特权阶层[1]。

　　这时，苏共作为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属性正在发生变质，苏联执政集团代表人民的属性也正在发生蜕变。他们用集中的政治权力控制着集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使之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官僚阶层服务，而不是为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服务。曾经最具革命性的苏维埃政权，由于不能且不愿解决制度与变化实践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阻碍。此时，虽然没有了剥削阶级，虽然生产资料、国家财产为全民所有，却有着可以控制神经的寄生虫般的特殊利益阶层；对外，他们还将触手伸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这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2]。先是脱离群众，再是背叛同志、背叛人民，使国际社会和苏联人民对苏联上层集团失去好感，垮台是必然的下场，解体时民众的默然也不足为怪。

　　（二）被裹挟的苏联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已经占据独立利益一段时间的精英阶层赞成所谓的“改革”，赞成“多元化”、“私有化”，赞成苏联解体，以摆脱名义上人民政权的约束，便于公然攫取实际上的私有化利益。苏联解体前后，大量国有资产在私有化狂潮中进入了原本上层官僚的私人口袋；原本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只敢暗地里蚕食国家财产的蛀虫变成了公开坐在人民头上的资本家。数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集团也谋求脱离苏联，以获得更大政治利益。这些人亲手谋划着把苏维埃这个只剩名义的人民政权埋葬掉，以期把特权利益王国的名和实统一起来，把政治特权和资本特权公开统一起来，将既得利益合法化、固定化、扩大化[3]。

　　然而，在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保留联盟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全苏有投票权的公民80%参加了公决，其中投赞成票的占76.4%，投反对票的占21.7%[4]。这个时候，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为典型代表的、拥有实权的整个上层集团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背叛了苏共、背叛了苏维埃、背叛了苏联人民，他们裹挟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整个苏联走向相反的道路。在根本方向上错误的“改革”，只会加速苏联的灭亡，其目的也正是为了灭亡苏联。

　　这里需要注意，说苏联人民被裹挟，是不是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一条规律冲突呢？不是的，要读懂苏联的特殊性，苏联人民为什么会被裹挟？正是因为那时大多数苏联人民在行动上是默然的。为什么苏联人民会默然？正是因为上述两条历史规律的作用。

　　内部积弊深重，外部攻势紧逼，内外夹击，加之末任领导者里应外合，1991年12月，苏联的红旗黯然降落。

　　苏联的解体，给苏联人民、苏联社会造成的创伤是深重的，给国际格局带来的重大影响也是深远的。

　　苏联的解体，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既令人愤怒，又令人心情沉重，更令后人释然。

　　——令人愤怒的，是上层官僚特权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背弃信仰、背叛人民、公然裹挟人民葬送苏联的叛徒行径。

　　——令人沉重的，是苏联在中期以后（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由于上层利益固化导致改革动力逐步丧失，越来越适应不了时代变化、越来越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即便人民对苏联仍怀有情愫，但令人失望的、被蛀虫吸干血肉的空壳子最终只能被广大人民无声地抛弃。

　　——令人释然的，是认清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后，后人对历史规律的更好把握，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更好把握。

　　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前进上升的总趋势会发生变化。小曲折影响不了历史大潮。认识清楚这样的曲折，对我们走好脚下的路、当好历史长河中新的“弄潮儿”具有重大意义。

　　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

　　（一）一些基本结论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1945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这番话揭示了人民的主体作用。毛主席革命的一生也身体力行地进行着这一伟大探索。

　　在近现代以来的阶级社会中，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有集中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领导，完全的直接民主尚不具备现实条件。因此，人民要发挥主体作用，人民要与政府、政党良性互动，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

　　然而，制度是死的，社会是活的，人是活的，新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永远新下去，新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不会自然而然地永远保持合理性。不主动思变、不主动求变、不主动掌握变化，就会先是脱离变化的时代、变化的实际，被不断积累着的矛盾裹挟着走，就会无法回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的进步需求，最终为时代所抛弃、为人民所抛弃。同时，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改革制度的方向如果是倒退的、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则必然是万万不行的；改革的目的如不是为了广大人民、而是为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也必然是万万不行的。

　　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前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不停歇的，一系列矛盾是总要解决的。制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的、庞大的，整个社会更是系统的、庞大的。制度运转、社会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如果不及时地以缓和的方式一点点地解决，就会以激烈的方式在爆发中集中解决。政权不在和平中交替，就会在动荡中更替。旧时的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三十年前的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这就都有了答案。人民才是历史大舞台上永远的主角，发展才是历史大舞台上永恒的剧目，谁背叛了人民，谁阻碍了社会发展，被赶下台去是自然的事、迟早的事。

　　当然，以激烈的方式在集中爆发中解决矛盾、在动荡中更替政权的社会成本是比较高的，往往苦了当时代的百姓，留下历史上的创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剥削阶级统治下社会的典型写照。因此，我们希望跳出“历史周期率”，就是为了避免历史周期性更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较小的成本解决矛盾问题，在较稳定的循环中上升，在较平和的波浪中前进。无论历史如何循环、波浪如何涌动，有两点是不会变的，一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不会变，二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和上升的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不会变。把握好这两个不变的规律，就是应变的根本。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实践的回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一百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在这百年间，党和人民却能够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为什么？前句的主语已经包含着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紧密联系。党和人民的紧密联系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是实在的，是通过各方面制度加以保障和实现的。因此，要跳出“历史周期率”，还必须使新制度常新，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常存。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制度。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有着旧的剥削制度所不能容纳的新因素，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实现、真正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真正使当家做主的人民得到更广泛、更真实的利益。由于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应当毫不回避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及时革除各方面制度中不合时宜的弊病，敢于刀刃向内解决好统治党内、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缺点，保证新制度常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稳定良性的方式行进，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地、持续地发挥出来，使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得到满足、实现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不断得到彰显！

　　大道至简。破除“历史周期率”，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对稳定、美好、“芝麻开花节节高”般生活的追求。这个担子，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身上，也在每一个中国人民身上。我们坚信，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为破除“历史周期率”作出理论和实践的典范，在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书写下新的篇章！

　　2021年12月21日

　　注释：

　　[1]李闻笛.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述评[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9,33(04):63-74.

　　[2]《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55-63页.

　　[3]唐静,李鹏.官僚特权异化与制度变迁——苏共亡党的历史反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06):165-168.

　　[4]左凤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05):14-21+95.

　　[5]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注：发表前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