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杏珍：驳所谓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遭迫害的荒谬谣言

　　——兼评“就范说”、“天马终结说”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问题的提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更把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团结、使用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作用，作为建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精心研究应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建国初期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运动一直为人们关注，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对这个运动的认识总的说来是越来越清楚、明确了。但应该看到，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的以至根本的分歧，有必要辨析清楚。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所谓“就范说”就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该书写道：“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笔者注）对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该书又用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个观点考察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1]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陷入了一个难以跳出的窘境：思想改造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的放松最后又会威胁到党的政治统制，所以不得不开始又一轮思想改造。

　　无独有偶，国内也有与之抱同样观点的。有一篇题为《天马的终结》的文章写道：“‘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是基本准确的。”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