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探险家在华活动不应被美化

　　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以其所谓的“传奇”色彩而为一些人津津乐道；西方学术界也刻意宣扬这些探险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塑造这些探险家的“伟大”形象，强化他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探险活动的殖民扩张背景

　　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是一些西方探险家纷赴中国西部探险的大背景。19世纪初，英国和沙俄在展开争夺中亚势力范围的“大博弈”之始，就以中国新疆和西藏为吞并目标。两国在中国西部的侵略活动，最初主要通过派遣商人及其代理人进行商业贸易，从边疆向腹地渗透。在扩大非法商业版图的同时，也在大肆搜集情报信息，为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进一步行动做准备。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穆尔克罗夫特等人以开拓贸易的名义，广泛活动于中国西藏和新疆的重要城市，不仅搜集情报，还与当地人建立密切联系，煽动地方政权臣服于英国。这些活动以商业贸易为先导，为英国侵略中国西部准备先行条件。

　　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部边疆探险的规模和频次，与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过程及步调基本一致。自《天津条约》以来，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得到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等特权，在中国零星的探险活动迅速转变为系统性的情报搜集。以测绘重要地域地图为目标的地理探险，成为西方国家图谋和蚕食中国领土的重要手段。英属印度政府设置专门的间谍学校，选拔印度人进行测绘技术培训后，以“班智达”为代号，由印度三角测量局秘密派遣至西藏进行地理测绘和搜集情报活动。纳恩·辛格等人“在西藏地区三十余年的活动，最终使西藏成为英印政府军需部门在西姆拉就能实现军事部署的可计算空间”。英国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就大量参考了这些间谍和其他探险家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测绘资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在中国西部的西方探险家来源更加复杂，活动地域更为广泛，活动方式更为多样化。除间谍活动愈加猖獗外，一些西方探险家甚至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如英国探险家荣赫鹏长期活动于新疆、西藏，1903年率军入侵西藏，屠杀了数百位藏族同胞。

　　随着近代中国西部科学考察活动的日益频繁，西方殖民者亦将触角伸向了这一领域。一是直接资助探险家，通过诸如英国、沙俄的皇家地理学会等机构提供资金、设备和地理测绘培训等方式，让探险家在考察途中进行地理测绘。虽不排除这些活动有科学探索的内容，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下，它们显然也具有情报搜集的性质。在这一机制下，沙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一直通过探险活动鼓动西方列强侵吞中国领土，并提供具体策略。二是派遣测绘人员或间谍跟随探险家活动。以中亚考古闻名于世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西北考古探险期间一直有印度测量局测绘员随行，所获资料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编制中国西部地图的基本素材。沙俄总参谋部间谍马达汉跟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探险队进入新疆后便与之分道扬镳，在两年间独自搜集了中国北方多个省份极为详细的情报。可以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侵占中国西部边疆领土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探险家的身影。

　　并不单纯的“科学考察”

　　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一些冠以“科学考察”之名的活动明显带有殖民主义思维和行动方式。这些西方探险家在进入中国时一般携带有枪支弹药，甚至有武装人员充任探险队员。一些探险队在中国境内肆意横行，随意猎杀野生动物，欺压中国百姓，抢劫财物。更有法国杜特雷依·德·兰斯的“高地亚洲科学考察团”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在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抢劫村庄，屠杀藏族同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探险家罗伊·安德鲁斯在其肆意盗掘云南、福建等地自然化石的行径遭到中国学术界阻止时，叫嚣要派遣美国军队进行干预。近年在新闻媒体上大肆宣传的“雪铁龙东方之旅”，即1931年的“雪铁龙横穿亚洲探险队”，其实当时在法国被称作“黄种巡查团”，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征。在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组建“中法学术考察团”考察期间，法国队员野蛮殴打中国学者。次年，法国将在探险途中拍摄的影像资料制作成电影《黄人巡查记》公开上映，其中包含大量辱华场景，遭到旅法华侨和驻法使馆的严词抗议和抵制。

　　探险家撰写的旅行经历和考察记录，本应基于科学立场进行客观描述与记录，但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很多西方探险家基于“西方中心”立场，刻意强调中国边疆地区在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西方“特性”，通过西藏、新疆等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差异性阐释，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在研究新疆的历史文化时，主张“什么东西都必须用‘沿着希腊的足迹’来对待”，而对于西藏则是营造其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假象。这些观点不仅配合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关于中国边疆诸多问题的认知。

　　损毁盗窃中国文物罪恶昭彰

　　一些西方探险家谈及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窃取古物，往往辩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拯救中国文化遗产，这一谬言不仅在西方广为流传，甚至在国内也得到了一些附和。王冀青教授对斯坦因来华护照问题的研究表明，近代西方探险家据《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考查古迹”等特权，但其护照上没有任何词句表明中国政府允许这些西方探险家“在考察期间随意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将所获文物全部运出中国”。这些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与文物购买等活动，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盗窃行为。

　　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多次以“考古”为名深入中国新疆等地，攫取了大量文物，仅在克孜尔石窟中就切割剥取了近300块壁画。这些壁画后来很多毁于二战战火，给人类文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图为1906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引自《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91页）

　　尽管宣称是在进行“科学考察”，但是一些西方探险家发掘遗址和搜集古物基本上采取盗宝式挖掘。在窃取文物的同时，对遗址造成巨大破坏，使遗址所蕴含的诸多关键历史信息彻底消失。这些珍贵的古物被携至国外后，大多被探险家的资助者瓜分，有一部分甚至被拿去出售。中国西北石窟壁画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从新疆至敦煌的大量石窟和建筑遗迹壁画，被德、日、美等国探险家用铲子、锯子、特制胶水随意、野蛮地揭取，然后堂而皇之地放置在博物馆供人观赏，而克孜尔、莫高窟等石窟至今依然可以看见很多壁画被剥离后残留的触目惊心的“伤痕”。有学者在谈及克孜尔石窟保护时指出，大部分石窟经历千年风雨依然屹立于山间沟谷，“壁画色彩鲜艳如新”，“相对于自然营力而言，外国探险队的野蛮剥取则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致命一劫”。

　　某些西方探险家狡称将中国的敦煌文书和其他西域古文献窃往国外是为了“拯救”和“保护”文物，完全是自欺欺人。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文献资料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经历，充分证明了中国完全有保护珍贵历史文献的能力。事实上，这些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每一次“探险”，对于中国的文物古迹来说都是一场不可挽回的浩劫。

　　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贺昌群1931 年在《西北的探检事业》中有这样一句话，“这种事（指近代西方探险家在华活动——引者注），在政治清明的国家，本来是不轻易容许的，因为这种所谓探检事业（作者认为中国有些地方无险可探，故将近代西方探险家在华活动称作‘探检’——引者注），一方面诚然有它学术的意味，而骨子里却更衔着帝国主义的严重的使命”。这反映出同时代的中国学人对这些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部探险活动的性质有着清醒的认知。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能沉醉于西方著作通过探险故事所塑造的近代某些探险家“伟大”形象，和其在中国的“光辉”探险经历，盲从于他们肆意曲解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