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长安三万里》谈起:诗文的盛衰与长安的兴亡


  前两天,写了一点讨论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文字,有读者在文后留言:

  “长安兴,诗文盛!诗文盛,长安亡!”

  我不同意这样这样的观点,回复说:

  “不能赞同这种把文化与强盛简单对立起来的说法。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是形而上学。”

  虽然做了回答,但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现在,外面台风“泰利”肆虐,反正也出不去,对这个问题就再讲两句。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会出现这样的规律性现象,即:一个新王朝建立,逐渐走向强盛,同时出现文化繁荣(即“诗文盛”),王朝在达到鼎盛后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灭亡。

  虽然有这样的规律性现象,但能不能因此就说“诗文盛”是“长安亡”的根本原因呢?

  不能。

  因为“诗文盛”充其量是一个文风问题,文风不正,会成为“长安亡”的一个因素,但不会是根本原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只能到其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覆灭,最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导致大规模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揭竿而起。

  有些王朝直接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有些王朝虽然镇压了农民起义,但因此变得极度衰弱,很快就亡于外族入侵或内部野心家。

  比如,唐王朝虽然镇压了黄巢起义,但最后直接灭唐的后梁太祖朱温,却是原黄巢起义军将领,被招安后成了势力最大的军阀。

  一般都说明亡于清,然而,在清兵入关之前,明已经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所灭,崇祯皇帝吊死煤山。

  可见,如果把“诗文盛”当成是“长安亡”的根本原因,客观上是在替统治阶级辩护,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历史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文盛”起到过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

  这是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范围内,很早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

  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统一意识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无论在短时期里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大家都还是要统一的。

  在欧洲和印度次大陆,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认同,文字都不能统一,所以分裂才是他们的主流。

  文化不是抽象的。

  文化在哪里呢?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诗文盛”,就在唐诗、宋词、元曲里。

  所以说“诗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

  列宁曾经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个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那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正确!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句唐诗,凭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辨认和找到自己的同胞!

  “诗文盛”是我们的财富。中国人过去受益于“诗文盛”,今后仍将受益于“诗文盛”!

  最后我要说的是:几千年来,中国靠着文化认同保持了统一,但今后,在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单靠文化认同是不够的,“社会主义认同”才是中国统一最强力的粘合剂!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就暂且不谈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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