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评莆田案：建议出台《乡村综合治理与规划法》

　　福建莆田某村乡邻之间因宅基地矛盾引发命案，造成两死三伤，结果令人痛惜。

　　全社会在谴责犯罪行为的同时，应该认真反思案件的发展过程，惨痛结果不是一天酿成，既有当事双方自身的责任，又有村委、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缺位的责任。

　　村委、镇政府和司法机关为何都缺位？我看也不能全怪他们，乡村治理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紧密相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只是没有执法权和干预权，甚至很难拿出令村民信服的法律条文。

　　中国农民仍占四成比例以上，大量城市居民虽然不在农村，但因在农村仍保留有宅基地，因而也与农村密切相关，估计接近有十亿人与农村相关。这么大群体间的关系，竟没有一部全国性成文法进行规范治理，还是靠其它法律的部分条款附带适用，少数地方立法机关出台的乡村治理法规整体上表现为软规范，刚性执行力不足。绝大部分省市，治理农村仍然靠所谓的乡规民俗、历史惯例和村民公约等非法律模式。

　　农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和繁荣，要实现全民素质均衡意义上的和谐宜居，就必须有配套性综合法律作为保障。福建莆田命案并不是个案，是典型性案例，只不过，因其死伤较多引起的反响不同。农村矛盾非常复杂，决不是电视节目中表现的那样田园般美好。

　　农村治理和发展，既要靠政策，也要靠法律，希望那些有发言权的精英不要总是抱着“办公室思维”想象农村改革，个别精英一辈子没在农村呆过一天，竟然也是农村政策的制定者，这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

　　福建莆田案中，邻居约束显然非法律授与，但事实上又超过了村委和地方政府，属于“武力权”高于法治权的表现。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少见，主要有以下几类强势农民：房族人数比较多的那部分人；兄弟多的家庭；拳头硬、力气大、不怕死的那部分人；有人在外面当官（不管大官小官）的家庭；发了财的家庭；有复杂社会关系的那部分人。农村的封建治理模式回头是农村乱象的一大重要根源。

　　本人建议，全国人大在适当时候出台具有全国约束力的《乡村综合治理与规划法》，主要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去进行考虑（粗略稿）：

　　1，城市有规划，农村也必须有规划。这个“规划”不能只靠政策规划，必须是法律规划。村庄大小，村庄布局，村庄改造，村舍建设样式和楼层层数，村舍大小，等，都必须是刚性的，而不是现在的散、乱、杂。未来的村庄模式应该是可预见的，应该是与城市生活水准对接的，而不是无限自由。比如说，有些村民之间有矛盾，为了恶心邻居，故意在自己宅基上单独建个茅厕正对着邻家大门，没有法律可以约束，就只能看谁的拳头硬了。宅基地使用权是个人的，但如何使用并非完全由个人决定，它必须服从村庄建设规划。所有超规划建设面积应该与城市商品房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等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