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任务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team work）。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

　　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Assembly line）改造为“装配岛”（Assembly island），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1935年通过的劳工法（Wagner Act），“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