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与迎春老师的这些分歧，有必要探讨一下
关于人们是否可以创造政治体系的问题：与迎春老师一起回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老田
迎春老师对《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界限到底在哪》一文，提出商榷，有个别是出于阅读方面的误解——原文“照说也算”是在反驳流行说法不靠谱，所以，这个方面双方观点完全一致，没有分歧。主要的观点分歧，集中于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层面，迎春老师提出的不同看法，可以粗略概括为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践问题，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体系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人们不可能‘创造’政治体系。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合实际。”而与实践相关的问题则是，“新中国的公有制是带有私有制残余的公有制，与高级形态的公有制不同，因此，不能一般地探讨‘公有制的界限’”。（迎春《和老田商榷两个理论问题》）
应该说，在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大行其道的今天，要重新理解和想象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以及毛教员革命时代发现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老田把这个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入门级实践形态）思想，是更加困难了，出现了这样的分歧不算奇怪。
应该说，对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政治如何实现，除了实践深度不够和理论化程度较低的原因之外，就学术论文写作的标准而言，人们都偏爱确凿无疑的证据与可见性较高的材料，这样一来，毛教员曾经列举过的“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就不如“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可见度高，后者实际上是行政权起作用的载体。所以，讨论政治的困难很多，在一些人自以为讨论政治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说行政权如何如何。
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间，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历史经验与演化过程，还缺乏相应的理论观察和总结。大体而言，列宁和毛教员，更强调劳动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建设方面，视之为真共的主营业务范围和唯一的服务面向。
有一种胶柱鼓瑟的理解方式，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革命胜利之后由新的国家机器承担的一种功能（原样引用《哥达纲领批判》），但是，事情的存在比这一具体理解要更为普遍，列宁提出在革命前的群众动员阶段，就需要以“输灌论”和“先锋队”去经营和提升内在于群众觉悟过程与组织能力的经营方法，这个应该同样视为无专起作用的方式。或者按照毛教员在革命年代的经验发现，命名为“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是如何化消极被动的群众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主体的不二路径，当然，这也需要经过革命政党的切实“经营”过程，才能够化势能为动能。
无产阶级专政肯定属于阶级的政治，而非行政，这个与劳动阶级政党的政治服务方向紧密相关，往往还会受到内在否定性与各种变修趋势的干扰与扭曲，第一个狠批无专的是德国社民党党魁考茨基，这并非偶然。因此，从经验观测这个业务经营效果，难度还在于不容易从事实中间提取原汁原味的现象级材料，需要各种分析与提炼。
大体而言，考茨基等人喜欢从唯生产力论或者经济决定论角度，去谈论革命与制度转型问题，绝对强调与制度转型相关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条件；不愿意考虑和讨论如何从充分条件方面，去推进革命的主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积累，这部分实际上就是对立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营业务区，也往往是统治阶级紧盯且随时预备启动镇压机器的“危险区”，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经营与成长，恰好只能够发生在充分条件的“危险区”经营领域。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真正的劳动阶级的政治学教材，相关认识还往往处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经营者长期拉锯的循环往复中间，所以，清晰地呈现和讨论相关分析，还是困难的。不过，基于已经成为历史的革命经验，以及毛时代经验及其与苏东国家的对照，还是可以来呈现一下彼此的分歧与问题意识差别，即便很难达成共识，清晰地看到彼此的分歧在哪儿，也会是交流上的巨大进步。另外，本文部分内容是与人在微群讨论变修时所写，不完全与商榷内容相关，先行致歉，但这不妨碍彼此共同回顾来时路，搭建一个交流的经验系列。
一、粗略回顾中国革命及其后的制度变革经验
很显然，在革命年代，旧有的经济基础有其配套的上层建筑，革命透过动员和组织群众，自下而上地颠覆旧有的领导权作用，根本上造就了一个不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的特殊上层建筑状况——新的上层建筑还是反对旧的经济基础的；而且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还大范围完成过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这一份历史经验，到底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例外，并无理论价值，还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新的认识起点——虽然理论化的程度还不高。
虽然历史过程与经验大家都知道，应该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毛教员自己的看法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这里，毛教员做了一点限定，对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而言，政治在先而经济基础变革在后。当然，也不能说革命者的政治建设与旧有的经济基础完全无关，不过，相互关系肯定不是那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反作用就是了。这个方面如何展开分析，需要新的想象力和概念框架。
同时，革命年代映照出一个关键的事实，革命所造成新的政治状态，恰好是破坏了与旧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运作的，然后，在革命胜利之后继续深入地改造旧经济基础，最后，革命颠覆了旧社会。在反对革命的阵营看来，革命与旧社会无关，纯属外来，是人为造成的，就跟说阶级斗争是捏造的一样。
在这里，马克思期待无产阶级作为旧制度的掘墓人，作为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主体，到底是外在于经济基础还是相反，共产主义到底空想还是历史必然，至少，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很好解决。理论没有完成，但历史经验已经发生过，无产阶级到底是依据想当然还是依据现实去展望未来的，以及，透过何种方式来实现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提升据以改造旧世界，还有待于新的理论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旧制度的分析中间，私有制社会里，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彼此存在着互适应性和反作用，这应该是马克思原初分析的语境，但是，革命和新社会的内在政治逻辑为何，这个应该承认，马克思没有说太多，引用那个公式进行越界说明，疑问不小。
恰好也是在这里，即便是经济基础改造的完成，也并没有出现“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个部分的革命任务依然存在，毛教员1957年提出的新的历史与政治任务：“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到了1960年代后期更提出，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问题。这个方面的历史任务到底是不是存在，这到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相反，应该说也还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1962年毛教员提出党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一点很肯定，毛教员曾经的变修走资预言——并不是基于经济基础的诊断而做出的预言，已经被后续的历史演化所证实。反过来，实现向“公有制高级形态”过渡的路径，到底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个恐怕也还需要基于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思考。
二、中国革命时代的领导权建设与三个阶段性经验
列宁是在流亡革命家生涯中间，与同路人辩论和展开思考的。毛教员的巨大不同，是一开始就进入革命的群众斗争内部，进行观察和思考。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问题，最初阶段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中间发现和提炼的，关键点有二：一是组织起来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组织优势，二是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意识形态起作用的现象层面）——神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等等，从而为群众的普遍觉悟预备好条件。
后续在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建设中间，领导权实现了对外的扩大，一是提出要团结好中间阶级避免贫下中农成为孤军，二是提出对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给生活出路，这样，领导权对外扩展就以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涵盖全部人口。
对内的领导权建设实践，体现为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的系列努力——在红军连队里建设官兵平等和管理公共领域，要求红军实现政治化转型，然后承担起打仗消灭敌人与分兵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双重任务”。
有人统计过，孙中山至少六次提到，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梁漱溟也痛感于农民不动，但毛教员在看到农民有无穷的伟力，具有上帝那样的无边法力，真能够创造历史。其间的差距，就在于以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为中介，把消极被动的群众，转化为有觉悟有组织能力的积极行动者，这样，势能就转化为动能了，旧世界就被主力军葬入坟墓了。
此后，在华北根据地建设中间，除了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之外，一样要颠覆各种从属于旧秩序的观念诸如“天命”“八字”等迷信，领导权建设的内涵一样涉及到组织优势与观念权力颠覆两个方面。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是团结地主阶级抗日，因此，就停止了分田分地政策，改而实现减租减息，在这里，出现了“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两面政策，对旧领导权破坏不彻底，同时新领导权的建设处于与旧领导权互为消长的状态，这样，就要求更高的斗争水平。
建国后，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城市的民主改革系列运动，都一样包括领导权建设的两个方面：组织劳动者的斗争，以及颠覆肯定旧体制秩序的观念权力。恰好，这样的根本性改造以及新的领导权建设，在苏东国家未曾着手。这个区别，形成了路径依赖，决定中共与苏共等在政治实践方面的不同和思想分歧。
很显然，新领导权的出现，及其对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肯定，同时实现对旧统治者利益的否定和批判，都是以政治建设成绩去反对和抵消旧统治者的经济优势。不管是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还是根据地建设时期的组织农民，还是新中国进行遍布城乡的民主改革，都属于创造不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其路径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动员与组织过程。
在这里，一个易于造成混淆的问题，是毛教员对斯大林以肯定为主的评价，就实际而言，斯大林也对领导权建设无感，但毛教员倾向于肯定他。这可能与“历史性地肯定犯错误的先驱者”那种历史态度有关，毛教员肯定孙中山同时彻底否定蒋介石，因为后者是反动派，孙虽然也认识不足，但依然处于认识进步程序的“必要曲折”阶段，这也可以解释毛教员为何彻底否定性看待赫鲁晓夫——他也同样处于“必要曲折”之后的认识反动期。
三、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建设成绩与相关的问题意识
在上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只有新中国经过较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体现为农村土改的群众性斗争，以及城市从“反封建把头”“民主改革”到“五反”的斗争，在这样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斗争过程中间，或多或少地建设过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相当一部分群众由此获得了政治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此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和执行力，都得益于这个自下而上的领导权支持。
毛教员评论过苏东国家，虽热也分过田，但只是政府没收与和平分田，没有进行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斗争，毛教员认为这是一种“右倾观点”；而没有这个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建设过程，也就不存在这样一份劳动者的觉醒启发与再组织力量，群众的状况就接近于原封不动状况。结果，很短时间内，国内矛盾一爆发，群众就跟着右派走，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间，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接近于叛乱水平，群众对于反共势力没有识别能力，也没有进行过自主表达。这个时候，就只能够支持平叛，后续东欧政权的政治堕落——从脱离群众走向对立于群众，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在中苏论战期间给予过批评。
苏东国家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改造，群众领导权建设从没有做过，所以，群众的觉悟与有组织行动能力处于“原封未动”状况，一有风吹草动，群众跟随右派走，或者自主表达长期陷入经济主义；然后，其执政党往往没有一点点建设群众领导权的观念，斯大林公开主张过党团工会组织成为“传送带”——都成为行政的纯粹尾巴，这就造成各种党团组织脱离群众甚至长期对立于群众的意愿，唯上不唯实，所以，双方都成为各玩各状态。
这个属于第一阶段的差别，苏东国家的劳动群众，近乎是原封不动地在思想与组织上维持着旧日景观，而中国的基层经历过较为彻底的革命化改造。不管是反右，还是文革，党团基层组织至少都能够密切联系一部分群众，在中国这个基础始终存在。这与波兰那种工人只要有了自组织，基层组织就丧失了与其对话的可能性，然后，自组织就与基层组织彻底对立，最后甚至对立于政权的状况有别。
四、对于执政党内在否定性的初步诊断与第一期的治疗方法
到了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波匈事件结束之后，毛教员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中间，执政党甚至丧失了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引导劳动人民的能力，官僚体系丧失与群众对话的意愿，进行过深刻反省，领导政治局讨论并集体写作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政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的觉悟和组织过程，没有新的领导权建设，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层次，以及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的机制，这势必导致脱离人民，然后不理解甚至对立于人民的蜕化变质问题。
1957年毛教员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但这个讲话在党外受到欢迎，在党内则遭到冷遇——毛教员自称“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后续的开门整风，在官场过滤机制作用下，演化为“反右扩大化”，而被扩大化的右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需要的左派，但是，官场多数选择与他们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阻断言路和对立于群众的问题，在中国党内也大范围存在着。
在1957年《正处》讲话受到党内冷遇，叠加反右扩大化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党内存在着“行政反对政治”的想象力，曼海姆指出：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看成是行政问题；从而排斥领导权建设的政治视野，这个世界观的扭曲，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高层大量存在。这样，就在1958年从反面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援引革命年代的官兵一致经验，试图对此种向后看的想象力进行纠偏和引导。但是，没有获得很大的效果。1959年在赫鲁晓夫访美之时，毛教员写了三首读报诗，依据陈晋的看法，毛教员此后的诗作陷入“突围心路”——认为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帝修反的重重包围之中了。
在共运史中间，对于列宁的扭曲、遮蔽与遗忘，体现了对于无专或者领导权建设的嫌弃。1960年写作了三篇政论文，不指名反驳赫鲁晓夫的观点，其中《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尤其受到赫鲁晓夫的反感，并在罗共代表大会上跳起来公开指责，随后，撤回专家并撕毁了合同。
很显然，中共在毛教员的引导之下，能够分析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与教训问题，从正反两面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能够识别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危害，肇因于中共经历过革命时代的群众领导权建设实践，建国后进行过彻底的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从而获得了这一部分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化”的经验视野和分析能力，还能够看到党内向后看的种种想象力的危害，所以，能够有预见性地做出有关执政党的病因病理诊断。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差别。
五、以革命经验修复领导权建设缺陷的系列努力及其失败
然后，经历过62年重提阶级斗争，63-64年的中苏论战，以及63-65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在四清期间试图学习解放军重建专职的政治工作部门，以及四清期间重建贫下中农协会。这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挽回颓势，之后，毛教员才开始考虑发动文革，并支持群众组织起来，从体制外批判官场的政治机会主义。也是在文革中间，检验出党政军官场多数，尖锐对立于群众的有组织批判。
所以，根本的一条，还是群众要有觉悟与有组织斗争的能力，这二者是领导权的基础。核心是需要进行觉悟启发与组织动员工作，把消极被动的群众，转化为有方向感和积极主动的群众，这个过程需要党的政治领导起作用。
西方国家的形式民主，表面上看起来有政治竞赛或者选票竞争，似乎那个部分地对接民意表达，但是，各方都更愿意去迎合原封不动的群众，甚至去迎合群众的落后方面，目的是廉价地捞取选票，同时避免冒犯或得罪群众，也避免做转化群众工作所需要的高投入，这样，就形成了政治投机。
毛教员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所以，领导权建设业务，第一条就是有阶级偏向和选择性。
同时，共产党的本职工作，就只有一条——经营并运作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入门级实践），促成群众的觉悟（批判性）以及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能力；如果真的成为全民党，丧失其阶级政治经营方向与内涵，党就没有了存在必要。
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间，毛教员提出工农商学兵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其依据就是官场和上层，依据出现了明显的向后看的潮流，但是，作为新社会支持力量的群众，还处于“政治无意识”之中，缺乏必要的批判性与觉悟，他发出指示和呼吁，就是针对了国内上下层之间的“不对称觉悟”——上层的向后看的觉悟很高，而且时刻处于付诸行动的边缘，而下层则沉浸在毫无批判意识与觉悟的懵懂状态。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差别。
群众的不觉悟，与上层的高度反向觉悟，呈现出巨大对照以及不好的预后，那么，群众的批判性提升与觉悟过程，需要在哪里得到培训和教育提高呢？毛教员1967年10月提出过，“五十字建党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文革期间出现了造反派，具有初步的朴素批判性，接近于毛教员所期待的批判性指望，但是，造反派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缺乏政治领导权建设观念，无从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去转化对立面，甚至还因为批判性的直观表达，妨碍了团结大多数的目标，所以，文革后来陷入僵局难于自拔。这是第四个阶段的差别。
六、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问题——“党的本职工作”与变修难题
资本主义就只承认基于行政与技术的统治，不承认在劳动者工具效率之外还有政治主体性的维度，所以，也就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地位与必要。
与群众的觉悟提升与有组织行动能力，紧密相关的事务，需要一个真正服务于群众领导权建设的党组织，以密切联系群众，但是，这个党组织在苏东异化为行政权的纯粹尾巴，对上不对下，通常还对立于群众的意愿，缺乏与群众进行交流的能力，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层次，核心问题就是“党变修”和“国变质”问题。文革试图开启一个体制外的党组织重建渠道，但是，没有取得大的成功。
考茨基等人反对社民党服务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业务，被列宁称之为叛徒。各种唯生产力论，或者经济决定论思维，都是把历史与制度演化的必要条件突出出来，似乎等到生产力发展或者经济走到某个时刻，革命会自动发生（通常以“总危机”的表述来承载），制度转型会自动完成似的；此种论调，是反对和遮蔽共产党人应该工作在革命的主观力量积累与充分条件准备工作方面，只讲必要条件同时完全不提充分条件，如果不是反革命，至少也是不革命的。
就制度转型而言，生产力发展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展望过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这如果作为必要条件来理解，依然可能是成立的；但是，革命的客观形势与条件足够，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还需要发展革命的主观条件和主观力量，这个就是革命的充分条件方面，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完成组织与动员群众的工作。所以，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仅仅体现为必要条件方面的状况，还体现为充分条件方面的努力，这个恰好是可以也需要加以创造的政治条件。（参与老田旧文《为何物质刺激是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关键点》，尤其是文章的第五部分）
在剥削制度下，蕴含在群众中间的“政治不认同”，以及民愤民怨，都是客观存在的势能；而想要把这部分势能转化为动能，则存在着各路经营者；在这儿，境外势力是存在的，但经营成果多少，则有继续观察的必要；境内的主要经营者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是桎梏大多数人想象力的关键，如果群众变成了经济主义的朴素批判者，或者成为执政地位批判者的尾巴，那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服务于新的西化意识形态主流经营成果所在。
对于真共或者左翼来说，也需要针对这样的势能，提出自己的转化路径与方案，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竞争群众，而现在的左翼认识水准，远低于领导权建设所需要的高度，也没有那样的问题意识。
七、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及其与领导权建设的隔阂
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论文写作，都是各种“无主体叙事”——把群众简化为对特殊激励信号有反应的消极工具，一种经济学中间的生产要素，一种会受到政经文干预手段经营的客体。
把群众变成积极的主体，要求实现觉悟和有组织行动能力方面的提升，那个专业只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入门级实践是毛教员看到的“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经营，这个状况的形成，需要一个集体经营的主体出场去经营——真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个。真共不出场，群众就又倒退着或者被改造为消极被动的客体了。
所以，毛教员的革命家视野，对下兼容资产者的集体理性程序（关于信息与学习成本分摊去部分超越个体的有限理性局限），但是，资产者以及目前的西方传来的社科，还不能够面对把消极的客体化群众改造为积极的政治主体，后者是革命者对于旧有的集体理性程序的超越，也确实还不够成熟。其实，很多左翼也不对群众的主体化路径感冒——不思考如何变消极被动的客体化群众为积极有觉悟的群众主体性出场。
1956年年底，毛教员主持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很鲜明地提出真共的主营业务范围，只能够依照十月革命所揭示的道路，去经营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六条：（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后面几条经验，都是夺取政权之后的新业务，生产关系改造、发展经济以及反侵略等等，这些与行政权的经营范围更密切一些，但是，主营业务两条，则是在夺取政权前后都需要作为工作重心的。其中生产关系改造过程，中共的经验是引导群众进行觉悟和有组织斗争，内化了革命时代的领导权建设经验，而苏东则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与法律的作用，没有展开群众性斗争。
在被网络上的纯左派多年教育之后，发现左翼认识进步，往往被堵在几个障碍点前方：一是堵在上海的亭子间（跟1930年代早期的上海中央类似，找不到对接群众的通道）；二是堵在“排满革命”高墙前方（绝对否定对立面，然后找不到肯定性的政治现实主义通道）；三是因为没有集体学习网络和成本分摊机制，就走不出人家搞的社科范式革命的藩篱，无法进入意识形态主战场作战。
毛教员革命时代的优点，是有农村根据地，可以组建行政网络，在其中实践和落实领导权建设的政治方向，也在其中试错和搞路线斗争进行调整。现在只剩下思想领域的虚拟根据地建设路径了，在这条路径上，如果走不出“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就会在无意识之间成为官方和主流的尾巴——最低限度也是没有与其对抗的战斗意志。
本文也没有能力全面概括毛教员“政治挂帅”相关思考，但是，消极被动的群众是可以在领导权建设的转化作用中间，变成有觉悟的积极行动主体，这一点确凿无疑。同时，要在理论上基于革命和毛时代建设经验，重建劳动阶级的政治学，老田也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够作为学习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给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梳理，帮助呈现彼此在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共同“看见”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实现一点相互启发。如果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文/老田，知名独立历史学者，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