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清算胡锡进们反毛言行


坚决打好清算胡锡进们的反毛言行这一仗

一一在北京红友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勤德

  近年来,有一股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新的反毛风暴。其喉舌之一,便是人民日报社所属环球时报社原总编辑胡锡进。这类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在网上的粉丝往往达千万之多,影响不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对于汉奸即“二鬼子”常说这么一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我觉得对胡锡进这伙人的反毛言行,现在可以说是到了展开一场大反击、大清算的时候了。


胡锡进(资料图)

  胡锡进们的反毛言行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以下3点:

  一、妄图通过全面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根本取消毛泽东思想在当前和今后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胡锡进大讲,有些人“宣扬改开之前的社会比改开之后更加美好、理想。如果是没有见过过去的小青年人云亦云也就罢了,但有些穿越了两个时代的人也这样说,真是不可原谅。……请这些人回归常识,不要继续宣扬与党的文件南辕北辙的极左论断,停止蛊惑人心。”

  我国宪法明确肯定,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一段视频的标题是:“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就是对人民的背叛”。流传很广的一段民间顺口溜说:“百姓看病不要钱,剩下多少政府扛。职工市民不愁住,国家免费分住房。孩子念书无忧虑,没钱也能上学堂。感谢恩人毛主席,恩泽华夏似水长。这话你要不相信,回家问下你爹娘,他们若非反坏右,绝对不给你撒谎。身为华夏炎黄孙,人人沐浴红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光芒四射美名扬。”即使对于文革,认为毛主席关于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论断正确的人民群众也占大多数。这些成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全面正确的坚持了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毛主席指出:“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要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的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1页)。这就是说,看一个政党、政权甚至一个单位的路线正确不正确,不能仅仅看成绩和错误,更根本的是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文革中突出强调这一点,意义重大而深远。这表现在各个方面,这里仅举一例。山西的大寨大队是革命时代树立的一面红旗,他们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来建设家乡,改变落后面貌,取得了物质和精神双丰收,革命和生产齐胜利。毛主席把大寨树为典型,号召农业学大寨,这就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最近,大寨第一个女党员宋立英说:“咱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过去,报纸每天说大寨好,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阵子又说大寨这问题那问题,什么都是问题。我经常说,过去的大寨没你们说的那么好,现在的大寨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坏。”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使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以批判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当代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及西方帝国主义思想文化,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大批判、大学习热潮,同历史上的其他思想解放相比,无疑是范围最广泛、触及灵魂最深刻的人民群众思想大解放运动。所以,它使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被进一步解放出来。

  (三)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自由。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四大自由,人民群众都觉得享受到了。当然这是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个方面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作家曹征路说:“为什么那个时代大家觉得民主自由?所谓民主自由的真义,在那个时代,我认为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那么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民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可以贴大字报,而且有些情况下说了还管用,所以大家都觉得解放了。在文革中有这样感受的人是相当普遍的。”

  (四)建立健全了当代最广泛的民主制度。经过广泛讨论,在一九五四年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的基础上,修改并颁布了一九七五年社会主义宪法,以国家最高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人民行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保护公民的罢工自由;各级人大以工农兵代表占主体组成;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几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思想。事实正是这样。通过建立公有制,劳动者被剥削的地位得以改变,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和基本免费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福利,并消灭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失业现象,使人民真正成了经济上的主人;通过使基层工农商学兵的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大多数,以及社会主义大民主等形式,使人民真正成了政治上的主人;通过实行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平民百姓能在主流媒体上批判错误思潮等等,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了文化上的主人。

  (五)推进了当代最进步的改革。例如,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说:“开展教育改革,缩短学制,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相结合,以学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倡导学生要有‘反潮流’精神,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有觉悟的、有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卫生事业,改变原来‘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现状,优势卫生资源下沉到广大农村,为贫下中农治病和卫生防疫,培养的千千万万个‘赤脚医生’普及到各大队,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城市职工免费医疗,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健康,使人均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8岁,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些在新中国一成立便逐步建立的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制度,在文革中都得到了更好的完善和发展。

  (六)形成了最好的社会风气。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谈到新中国前30年时指出:“社会纯洁,嫖娼卖淫一词从词典消失;人心纯净,学雷锋做好事形成了浓厚的氛围。整个社会诚信度高,公信力强,人际关系好,假冒伪劣产品几乎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居民不知防盗门为何物。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全世界最低。”

  (七)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都进一步得到加强。文革中共产党经过整顿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增添了新鲜血液,明确了权力是人民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的宗旨,‘三要三不要’是党的根本纪律;党的阶级性、战斗性、先进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党的建设开辟了新局面。党的建设的加强,必然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使解放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这集中表现在,既打了珍宝岛之战,又打了抗美援越战争、西沙之战。这实质上是在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既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打了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毛主席倡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狠抓反腐防变,使大多数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保持了廉洁勤政。毛主席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学习劳动人民的好思想、好品质,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走人间正道,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证明文革才是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真正关心和爱护。旧社会,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是“黑古隆冬的枯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女干部的比例不断上升,真可谓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人民群众享受的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 网上报道的测算大约是九十万九千多元。

  (八)经济建设全面协调持续地向前发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前些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也肯定,“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3.8%。”

  (九)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成为许多群众的自觉行动。由于“为人民服务”确定了国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管理者和人民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由于人民是被服务的、被伺候的,从而产生了做梦都梦不见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因而爆发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建设热情;由于明确了人民内部社会劳动者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们在相互服务中得到幸福,思想和精神又在相互服务中得到升华,社会文明达到一个新境界;由于“为人民服务”强调不仅要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斗争也是为人民服务,而斗争最彻底的办法和最高形态是消灭落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与“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思想适应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公有制,“为人民服务”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全面实现,真正成为国家管理者和一切社会劳动者的共同的道德准则,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由于坚持这一价值观,才使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进步和文明。

  (十)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打破了美苏两霸强权压制的世界格局,确立了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些,这一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之上。当时,全国人均资产仅仅1美元多一点,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二是因为建设新中国一分钱要掰八瓣儿花,必须勒紧裤带过几年紧巴日子。三是因为抗美援朝投入举国之力,1951年,中国的全部财政预算才126亿元,军费比例超过50%;严重自然灾害中打赢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投入53亿美元;中苏边界冲突耗资巨大。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但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举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为防苏联核袭击和入侵,全国城市军民集中力量修防空洞,仅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修建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体系,面积达二百七十多万平方米,“两弹一星”投入168亿。“三线”建设投入6000亿。民生需用钱,建设需用钱,打仗需用钱,国家又“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势下,必须艰苦创业。除了平整耕地,还修建了大量的公共设施,1979年,全国有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相当于4000多个三峡工程的土方量,是建国初的20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从国外引进13套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装备,就是俗称的“十三套大化肥”,这些项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杂交水稻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试验成功的。从1976到1984年,正赶上杂交水稻的推广时期,播种面积从0.4百万公顷增加到26.7百万公顷。新中国前三十年,创造出远远超出以前5000年中国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这让一些西方学者都称之为“经济奇迹”。

  但是,胡锡进们则通过中央电视台播放《新东方红》歌曲,唱出这样的话:“东方红,中国红,开天辟地大救星,……改革开放冰雪融,……新思想点亮新征程。东方红,太阳升,一带一路四海通。中国梦,世界梦,人类共赢唱大同。”不难看出,胡锡进们实质上是认为,肯定新中国前27年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就是“极左”;毛主席是开国的救星而不是太阳,因此原来的《东方红》错了,不能再唱了;只能把新中国前30年看成跟旧中国一样的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也就是只有那种类似于毛主席“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党章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毛泽东思想也不算数了,只有当今的领导人才称得上是中国的太阳、世界的太阳,他的思想才能指导新征程。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卑劣手段。

  正是在这场反毛的狂潮中,多地发生了阻止人民群众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活动的事件;不少左翼著名人士被封公众号的事件;山东郯城人民群众自发敬立的毛主席塑像被偷拆移走的事件;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组织庞大的队伍乘40多辆汽车强拆毛主席铜像的事件。

  再说,党章宪法都明确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直强调,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整体,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项就等于否定整个四项基本原则。胡锡进们通过全盘否定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来证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都是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这难道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当前和今后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吗?在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全面、突出、集中地大造这样的舆论,发动这样的进攻,难道不是掀起一场反对毛主席的狂潮吗?

  当然,对于胡锡进们这伙人中的多数而言,如果能接受人民的教育改过自新,我们当然欢迎。但如果其中的一小撮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堕落成假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党的叛徒,即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反分子”,那我们必将斗争到底,绝不留情。

  二、给实事求是的提出纠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者,乱扣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

  例如,著名社会评论家司马南,揭露联想集团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把一些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大搞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的资本腐败现象,就被说成是反对改革。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教授金灿荣的一段话也受到了类似的攻击。他这段话是,“严格讲(北京)酒仙桥,就是文革时候的硅谷,非常完善呐,基本上所有半导体产业环节我们都有啊,……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人为把它搞没了。”

  《一个60年代东北铁西老工人的自述》:“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开始搞厂长任期责任制和利润承包。厂长人、财、物一手总握,党委、工会、职代会形同虚设。厂长只盯着生产管理,不下车间了;工人只管干活,不去监督了;工人们拼死拼活,奖金不多挣。这跟以前是天壤之别,于是就有了消极情绪,表现为磨洋工、干私活、顺物资等现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吃铁饭碗养懒人,工厂效率逐渐走低。再加上拨改贷,假冒伪劣到处挤压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税收等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国有企业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导致工厂大亏损,广大职工被减员下岗。最后改制,肥了厂长那帮人。”

  粗略归纳起来,改革开放主要有以下十个错误:

  (一)实际上存在着用“补课路线”标准取代实践标准的问题。安徽的小岗村是改革时代树立的一面旗帜,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大肆宣扬。但是新华社发布的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却有如下两段话:“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而河南省的南街村,当年像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集体化。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近些年,总产值已达20亿元左右。然而,主流媒体仍然不用这类真正的先进典型取代小岗村。这些客观事实,能不能证明改革时期实质上是用“补课路线”标准取代实践标准呢?

  (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改革时期的1997年7月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公开以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宣传“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不问姓社姓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不问姓公姓私”,并且明目张胆地把这“两个不问”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上。人所共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姓社”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一项,“姓公”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宪法党章都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问姓社姓资”即宣扬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搞;“不问姓公姓私”即宣扬可以颠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末,这“两个不问”是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式的思想解放呢?

  (三)使反党特别是反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泛滥。像北大教授贺卫方那种骂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实质上是共匪,主张要按照西方民主推翻共产党领导;茅于轼、辛子陵之类恶毒攻击毛主席是“暴君”、“人渣”;袁腾飞胡说什么天安门广场纪念的是杀人犯,胡锡进们胡说认为新中国前27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是极左等等,这些“四反分子”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就从一个方面证明反毛言论在不小程度上是自由泛滥的。。

  (四)使权贵精英民主得以增强。改革时期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普通工农兵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重,由文革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降到连零头都不到;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常常受到干扰;不少上访群众受到的打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相反,权贵精英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地位明显大幅上升。人民群众从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逐渐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的趋势上,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五)使改革变质为“改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既然如此,大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为什么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尽管有起伏,但从总体上说群众不满意的腐败现象、社会治安、国资流失、三农问题是加重的趋势,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是恶化的趋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反对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化,就是‘左’”;“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为什么却变成了绝大多数地球人公认的几乎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培植新资产阶级人数最多、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呢?

  (六)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社会风气最差的国家之一。据凤凰财经“中国人财富观大调查”报道:你怎么看待财富?高达65%的人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能巨富”。这些年出台的法律越来越多,可是犯罪率从总趋势上看却越来越高。并且,一些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贩卖儿童妇女、制假贩假、卖官鬻爵,在全国推广转基因粮食、生产加工各种有毒有害的食品、军队经商、放弃对于食盐等等的国家统一管理、裸官(把老婆、孩子、大量存款转移到国外)等等都大量出现了。

  (七)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事业有所削弱。就拿反腐来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杀了刘青山、张子两个大贪官,结果从整体上说几十年内腐败分子几乎绝迹。近些年的反腐,不可说力度不大,但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吃喝风之类确实减少了一些,实际上一些腐败尤其是变相腐败如不作为、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两面人等等,是在隐性滋长。这就以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活生生地证明, 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事业都存在被削弱的问题。

  (八)使经济䢖设演变成“慢性自杀式发展”。只讲“发展是硬道理”,实质上等于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都是软道理;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容易导致认为我们的人生价值、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是追求以金钱为核心的高效率。这样,自然会造成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的一切向钱看现象恶性发酵的局面。这必然把毛式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发展演变成污染严重的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带血腥味即造成很多伤亡残疾的发展,改变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不少成果的发展,即将发生大危机从而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发展。这算不算一种有一定程度自残、自杀性的发展呢?

  (九)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变成封资修的大杂烩。例如,它抽象大讲的“友爱”,北京等城市大街上宣传牌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观点之一,明确地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前些日子网上有一篇题为《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的文章,说“毛主席指出,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再加上抽象地谈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说这是封资修的大杂烩,并不冤枉。

  (十)使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这不仅表现在28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掌控了21个,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的债券,不少“打了水漂”,更根本、更危险的是,中国经济主权的一部分已被美帝国主义控制。“救美国就是中国”的口号和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人们发现国内一些规模和影响力巨大的私企,背后往往都有国外势力。我国经济上受制约,必然造成外交上的软弱。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压迫,在处理“炸大使馆”、“撞机”以及涉及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邻国、东海、台海、南海和西南领土等事件和问题时,长期“缺钙”。

  以上这些话,讲的显然都是铁的事实。更何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批评“两个凡是”时强调,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才是真正高举他的旗帜。还说过,改革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这一手软。陈云同志则说过,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当今的领导人也批评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那一套。既然年年、月月、天天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不能搞双重标准,在这个方面讲实事求是,在那个方面又不讲实事求是;在这个时候讲实事求是,在那个时候又不讲实事求是;认为凡是肯定新中国前30年成绩的人都是“极左”。认为讲后30年改革中产生过错误的人也是“极左”,这是不是搞新的“两个凡是”呢?

  三、疯狂反对走创造性回归毛式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顽固坚持走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救中国的邪路

  为了防止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创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毛式社会主义改变颜色,我国进行了伟大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为此,毛主席突出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斥,怎么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的很。”(《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57页)

  胡锡进则针锋相对的说:“中国可以把欧美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接触量、贸易量和社会之间的整体交流量,都是前苏联完全不可比拟的。只有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大措施得当,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势。”

  由此不难看出,他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78039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68465亿美元,即企业垄断组织已经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实际利用外资1443亿美元,对外投资1537亿美元,即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中特别重要的两个特征,认为中国已接近美欧日帝国主义国家的水平,超过了当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水平,便可以像当年的勃列日涅夫等集团那样大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势”即争霸了。

  我们之所以必须走创造性回归毛式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而不能走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救中国的邪路,主要在于以下五点:

  一是只有创造性的回归毛式社会主义,才能坚持以反帝为本基础上的标本兼治式的反霸,而避免只反霸不反帝即只治标不治本式的反霸。我们知道,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必然出现的最大帝国主义国家唯我独尊、欺凌天下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在反帝的基础上反霸,才是从根本上、实质上反对霸权主义。胡锡进认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用一场对撞来突破重围,而是以斗争谋共存,以较量谋合作。这是中国崛起性价比最高,也最有可能成功走通的道路”。这就是说,他们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纲领的反霸,目的则是和美国共同称霸,最后再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可见,这不是实质上的、彻底的反霸。

  二是只有创造性地回归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避免把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毛式社会主义真正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就证明其是真正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而胡锡进们在国内强调要“防止用分蛋糕的公平而耽误将蛋糕做大的人力物力,是当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中美关系上强调要“维持中美有增无险和平交流的大局”,显然是把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和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思维,毫无疑问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问题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也就是真正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人所共知,正是戈氏这种改革的“新思维”,导致解散了华沙条约组织,最终发生了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大悲剧。

  三是只有创造性的回归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按照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承认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紧张程度,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老百姓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现阶段美国霸权主义通过经济虚拟化、投机化,进一步增强了寄生性、腐朽性、疯狂性,对中国来说,这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外因,必须首先肯定。但是对于胡锡进们把“韬光养晦”当作“先当孙子后争霸”;把“中美夫妻关系论”当作“既当小妾又争权”;把“中国梦”当作恢复当年强秦、大汉、盛唐那样称雄天下的“冠军梦”,显然是一种内因。否认这一点,无疑是一种赫鲁晓夫式的文过饰非行为。

  四是只有创造性的回归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为斗争的重点,避免把防止“左”即反对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作为斗争的重点。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坚持靠社会主义救中国,就决定它必然把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主张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马户”(民间歌手刀郎语)们,作为主要斗争对象。胡锡进们作为不仅利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等大力宣扬和平竞争那一套,使不少人受到了蒙蔽,而且还大讲不能“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受到西方社会珍视的价值也都被总结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真实追求”;“反正我不恨美国”、“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要是美国的反华把中国“逼左了、逼不开放了,那就糟了”、“美国占据了道义至高点”等等。不难看出,这些人内心仍旧坚持“主要是防止‘左’”那一套。凡此种种,就使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让他们反对“妾式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无疑等于自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掌权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否定毛式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要是公开承认毛式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而“妾式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那他们自己岂不是要自动下台吗? 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他们仍坚持颠覆性的错误观点,认为必须继续大讲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大讲“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 ;认为只要进一步退让如扩大包括经济主权在内的开放,美霸的态度就会和缓。有句话说的好,看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而故意掩盖危险,则更危险。所以,这种倾向必须坚决彻底的批判。

  五是只有创造性的回归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既把兵民作为胜利之本和把人民战争作为无敌力量,又重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而避免陷入四面树敌、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毛主席既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要求团结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等国家,以便集中力量反对美苏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实践充分证明,这些战略方针和理论,对于防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掌握战略主动权等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胡锡进却说:“民间此时围观吃瓜为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回击美方此轮挑衅,无需民间力量提供增援”。“中国决不能走上一些美国地缘政治狂希望我们走的同美国和西方全面对抗之路,把组建反美联盟作为我们的战略重点。”这样既反对把兵民作为胜利之本和把人民战争作为无敌力量,又反对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无疑根本谈不上搞好反霸斗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往往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骗人,则常常会使一些人上当受骗跟着跑。所以,我们一定深刻领会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话:“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进行的战争,那末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资产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们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应该从‘自己的’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们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胡锡进们这些“四反分子”、资改派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后台欺骗性比较大、掌握的权力比较大、干事的胆子比较大、打压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手段也比较狠,所以可以说,全盘西化派虽然是我们最反动的对手,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则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现阶段民众新觉醒的根本标志,就在于能否认清这一点。我们要当好民众新觉醒的促进派,最根本的也在于促进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把坚决打好清算胡锡进们的反毛言行这一仗,作为对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最好的纪念,也正是在于经过清算他们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使我们从反面认清这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反面教员更能教育人。

  西方国家民间有句谚语说得好: “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现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掀起反毛狂潮,就证明他们疯狂到了极点。物极必反。现在离他们成为走向末路穷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必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文/张勤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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