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不摆正财富的正当性就难以持续发展

　　这些天，私有化之后联想高层的财富“良心”和无良明星大腕吓人的财富、偷税、和糜烂的享乐惊爆了中国的舆论界。于是，财富的正当性问题再次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听任财富的非正当性泛滥成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会遭到破坏，中国的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

　　无论是国家、全民还是私人拥有财富，都有一个正当性的问题。财富是全民共有的自然资源与众人劳动的结晶。无论是国家、全民还是私人拥有它都是一种社会责任：更好地把众人的劳动积累用于社会经济、人文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改善，而不能无节制地用于个人的享乐挥霍而危害社会和自然环境。把它无所顾忌地用于私人的享乐挥霍和危害环境的人应当有罪恶感，而不能听任它蜕变成一种荣耀。

　　孔子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意思是社会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社会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意思是君子懂得利益服从大义，小人则只知道谋取利益。”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他认为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等。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认为，今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思想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儒家思想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在新教徒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这种宗教伦理曲折地反映了占有社会财富的人的道德责任，如果拥有财富者不是用它来“服务”社会，而是用以任意享乐那“将至少是危险的”。马克斯·韦伯指出过：“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 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