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真理,五点必须注意

2021-03-18
作者: 朱江 来源: 红歌会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鲜有人质疑。

  事实上,不仅是高层次的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各类思路、策略、方法等等,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是否高明,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但是,作为检验的标准,实践具有丰厚的内涵,需要以立体视线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请看一个例证。

  话说1937年7月17日,面对日军大张旗鼓的全面侵华行动,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号召军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大家公认,这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战略决策性宣言。

  但是,很快就出问题了。

  淞沪会战,庐山宣言后的第一场大战役,亦是中日之间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战役,1937年8月13日爆发,持续了三个月后告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被日军占领。

  随后,日军1937年12月1日开始进攻民国首都南京,抵抗不足两星期,不仅首都南京沦陷、战场上伤亡数以万计,更有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日军杀害的平民及战俘超过30万。

  随即,“失败论”弥漫华夏大地。很多人说,抗日没有胜算,抗战的思想错了,该向日本求和。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抗战是正确的决策。但在当时,否定和攻击抗战决策的舆论确实振振有词,且很有市场。因为他们的依据是实践的效应,即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

  可见,以实践的效应为依据来评价对错、优劣、高低,结论未必正确,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标准。因为,实践与检验对象之间不是简单的关联,它们的关系很复杂。

  上面这个误判的原因,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常见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实效评判道义。

  维护国家独立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民族道义层面的真理。而“投降派”则以战绩成败来评估,就此否定抗战思想。这是三观层面的错。

  其次,以战役成败评判战略决策。

  抗战是全国性的战略决策,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再重要也只是局部战场,属于战役层面,这里的成败原因主要是战术问题和执行问题。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错在思维的格局上,缺乏立体思维。

  还有,以一时之现象评判长期的后果。

  抗战是持久战,具体原因与过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详细的论述,并被实践所证明。但在,当时那些人以眼前的两场失败为依据否定抗战决策,错在思维的格局上,缺乏系统思维和长远目光。

  其实,这类错误不是个案。要将实践这个检验标准用好,就需要摆脱简单笼统造成的迷茫,弄清楚实践检验真理,应该怎样才会减少误判。

  那么,应该如何呢?

  五个方面是基础。

  第一,道义至上;第二、层次匹配;第三,程度要足够;第四,允许反复;第五,包容负作用。

  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

  英雄是道义层面的光辉形象,成败是事务状态层面的现象。因此,评判道义层面上的理论、现象,不可以成败为依据。否则,真善美会被抛弃,黑老大会成为明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机构内部,会陷入混乱。

  这是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基本要点,必须清醒对待。

  第二,实践与目标在战略、战术、执行的层面上匹配。

  任何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战略、战术、执行三个层面的东西,都可能是失败的原因。因此,评判之时需要建立立体思维视线,实践的层面与检验对象的层次要匹配。

  即“三个正确”的层次不同,是否正确,需要实践的检验,但需要注意避免错位评判。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战术层面的实践效应作为评估战略层面对错的依据,同理,不可以执行层面的效应作为战术层面对错的标准,更不可用来评估战略层面对错。

  反之亦然,勿将高层次的错误归罪到低层的工作方面。

  看似有点枯燥,回望一下全面抗战初期的“失败论”就明白了。

  须知,没有足够的高度,无法通过实践证实地球是圆的。

  第三,程度要足够。

  “温水煮青蛙”的试验效应,很多人都知道。在青蛙感受到危险但已无力跳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青蛙的感觉是舒服,以此为标准,跳到慢火煮的温水里的决定是正确的。

  企业管理名著《从优秀到卓越》中的“飞轮效应”指出,变革即使正确,启动和推进都十分艰难,且很长时间进展缓慢,大多数人往往因此放弃。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懈,很长时间才逐渐动起来,最后形成强大的惯性,超出预料地成功。

  可见,理论、想法、行为是对是错、是高明是愚蠢,检验的实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得也是这个道理。实践的程度不够,没能实现目标,不等于目标和设定目标的思想错了。

  这里所言需要足够程度的实践,不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量,还有实践的范围,需要足够的广度。

  例如,一个策略在多个地方实施,只在一个地方成功,由此认定这个策略正确,岂不荒唐?

  其中,面向全社会的理论、策略,科学原理层面的理论,方法,需要充分宽广的范围和漫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提供科学的检验效应。

  至于前瞻性、预见性的非凡智慧,在短期内可能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只有到一定的时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对的,他比我们早看了几十年。

  第四,允许反复。

  无论是社会性的治国理政还是专业性的科技领域,创新变革都可能遭遇挫折、失败,需要一定的反复。但是,如果初期实践的效应不佳、未达到目标,或出现严重失误,就判断基本原理错误,不给纠偏并反复的机会,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不存在了。

  所以,实践检验真理,需要允许适当的反复,不可要求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不能因初期的失误彻底否定。否则,幼儿学步都是错的,爱迪生的发明也只是幻想。

  事实上,东方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思想,西方的PDCA方法,本质就是允许适当的反复,不会因为早期的实践效应差就将理论、策略、方法等扼杀在摇篮中。

  第五,包容适当的负作用。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任何崇高的事业、高明的策略、科学的方法,加上认真细致的执行,实践过程中都难免有一些负作用。

  例如,医疗方面,动手术会流血,某些中药味道很苦,某些西药会引起不良反应,等等。

  再看,反侵略的战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牺牲和损耗难免,还可能伤及无辜。若是攻城略地,还会破坏建筑,等等。

  诸如此类无法避免的负作用,如果因此而否定,世界上何来正确?

  当然,需要认真甄别,不可将致命的毒气视为无伤大雅的烟尘。

  总之,何为真理?如何检验真理?需要注意什么?人类探索很久了,还将继续探索很长时间。

  大家一起来吧!

  注:配图来自网络之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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