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自废武功！看当年上海地下党怎么关心群众？

　　沪东陆家嘴贫民窟里长大的女孩徐佩玲，那年才11岁，为了养活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三个妹妹，托人给拿摩温送了一份礼，在上海英美烟草厂上班了。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徐佩玲的一家，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缩影。

　　阿玲的祖母就在英美烟草烟厂上班，母亲是沪东三新纱厂的工人，阿玲的婴儿期就在空气混浊的车间里度过，棉纱堆是她唯一的玩具。四岁，死了哥哥。六岁，妈妈眼睛被熏瞎了，就被一脚踢出厂子。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又去世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只有她了，所以当童工之外，还有选择吗？

　　民国时代上海的童工，每天劳动12到14小时，工资只有两三角钱，还要遭受“拿摩温（领班）”的打骂。尽管阿玲拼命做活，可还是难以保障家人的温饱，两个妹妹相继病饿而死。

　　民国上海纺织厂的童工

　　英美资本家对雇佣童工特别有兴趣，因为童工的工时和成年工一样，工资却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更加软弱可欺。此外还有一层深意，成年工人容易被共产党影响而趋于反抗，童工则不敢，也不懂，可以用他们把那些“不安分分子”开除出去，巩固反动秩序。可对这些小则捌玖岁，大则十一二的童工，洋鬼子拿他们完全不当人，看不顺眼，上去就是一脚，张嘴就是“蛋姆弗罗（damn fellow，该死的蠢货）”。动辄开除更是随心所欲，还疯狂叫嚣：

　　“上海这地方，要找一百条四条腿的狗不容易，要找一百个两条腿的工人，便当得很。”

　　这话听着耳熟吧？据说这还是工人的“福报”！

　　不过阿玲不这么看，她听说知识改变命运，附近开了一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平民夜校，不要学费，就去读书。可三年时间，就是让你学《圣经》，教会的修女跟阿玲说：“孩子你要虔诚，上帝会给你带来幸福！”

　　一名“养成工”，也就是童工

　　上帝没给阿玲带来幸福，倒是带来了徐明清老师。她对女工非常亲热，关心大家就像自己的亲姊妹。她比学生先进课堂，看到早来的同学，就和蔼地问长问短，了解哪个同学在什么厂里做工，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情况怎样。有时她发现谁缺课，总要打听打听原因，然后又抽空到人家家里去访问，帮助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见到学生家长，也亲热得像自己的父母。所以所有学生都喜欢她，大家说：

　　“一天不去上课，就像丢了贵重东西，心神不宁。”

　　徐老师的课，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阿玲带来了光明，她明白了苦难不是天生的，要改变命运，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偶尔还会有一位蓝老师过来，一周给大家上两次音乐课，她常常带着二胡教大家唱爱国歌曲，排练进步戏剧，增强大家的阶级感情和爱国热情。